四
北宋时期禁军阙额现象的存在，致使宋军空有兵籍之数而无军兵之实，加重了宋廷的财政负担，在军中产生贪渎舞弊之风，直接影响到宋军战斗力的发挥。阙额问题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北宋军政发展乃至国势盛衰变化的重要窗口。禁军阙额从无到有、由微而甚的演变趋势，与北宋政局变动紧密关联，甚或可以说，禁军阙额问题就是北宋军政发展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宋国势的发展变化。在徽宗朝之前，虽阙额存在，但由于宋朝国力强盛，应对阙额问题尚有余力，故其对军政的消极影响还不是特别明显。时至徽宗朝，国力日衰，在此背景下，禁军阙额问题日甚一日，其对北宋军政之负面作用暴露无遗，致使政局日益混乱。徽、钦之时，金兵入侵，民变四起，严重的阙额问题使北宋的统治雪上加霜，加速了北宋的衰亡。以此看来，能否有效因应阙额之弊成为检视宋廷军政活力的重要一端，阙额问题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晚期朝纲不振之政治实态来。
我们看到，面对禁军阙额问题，宋廷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予以补救，但总体上收效不大。就宋延的应对措施来讲，如各军有阙即令填补、招募流民、拣拔厢兵与剩员、放宽拣选条件、增赐例物、招募罪犯、制止士兵逃亡、捕民为兵等，均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虽能暂时起到凑足兵员数量之效，但诸如此类顾近不顾远的权宜之策，治标而不治本，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阙额问题，反使乱局加甚。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宋廷在不时采取措施应对阙额的发生，而另一面却是阙额现象日趋加重。很明显，面对日益严重的阙额之弊，宋廷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建制堵漏的办法，也未建立起一个有效预防阙额产生的制度体系，致使在应对阙额时呈现出捉襟见肘之窘境。宋廷难以应付阙额弊政的困局，无疑也是北宋晚期陷入统治危局而无法自救这一政治情势的真实反映。从更深层面来看，制度漏洞是滋生军政腐败的温床。军籍统计奏报制度之混乱、封桩阙额禁军钱制度的畸形发展、士兵逃亡严重等诸多因素作用下，阙额问题愈演愈烈，终成北宋难以疗治的军政顽疾。时至徽宗、钦宗两朝，宋军阙额尤为严重，国势日趋衰微，靖康之时金兵南下而宋廷已乏兵可用，北宋之积弱与衰亡与此干系极大。显然，阙额问题在军政大局中不可谓小矣，以此折射出的北宋军政演变与国势盛衰之总体面貌实在是既显且著。
行文至此，我们还需对北宋禁军阙额严重与“冗兵”泛滥并相共存这一悖论现象作出一点反思。
众所周知，兵员冗滥是北宋军政的一个显著特点。自北宋朝始，“冗兵”之弊就备遭时人诟病，莫不指责“冗兵”劳民伤财、祸国殃民之恶果。再进一步讲，“冗兵”之弊不仅仅只是导致国贫，而是演化为军政大患，危及王朝安危。时至今日，学界关于北宋“冗兵”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围绕兵额庞大这一点来立论的。在此思维模式下，学者们遂得出北宋养兵数多，军费剧增，致使民贫国弱而走向衰亡的观点，类似论调在时下的论著中屡见不鲜。北宋因“冗兵”而成积弱局面，已成为学术界固定的解释套路和不证自明的历史事实，而对其背后所蕴涵的复杂内容和个中原委却未作深入的探究，以至于北宋乏兵可用的真相变得模糊不清。
从以上我们对禁军阙额问题的讨论看，北宋军政建设中，一方面是兵员冗滥，表现为兵员数之“多”；而另一方面，北宋军籍冒名虚占相当严重，阙额愈演愈烈，实则反映出兵员数之“少”。北宋兵员中出现数“多”与数“少”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奥秘就在阙额。不明了这一点，就无法真正揭示北宋“冗兵”问题的真实面貌来。显然，目前学术界由于对阙额现象缺乏深入的分析，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北宋“冗兵”这一重大军政问题客观和全面的理解。
要之，对北宋的“冗兵”现象，我们不能仅仅从兵额数量庞大这一点去考虑，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北宋“冗兵”在“积兵之多”的表象下，还存在阙额严重、军籍虚占数多这一更深层次的内容。换言之，北宋兵额庞大、兵费浩繁确实是历史事实，这只是其一；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阙额的存在及其蠹坏军政乃至对北宋政权存亡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北宋军政问题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冗兵”与阙额虚占交错于一起，鲜明地体现出北宋军政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北宋兵员数额既“多”又“少”、既“冗”又“阙”这一怪象及其背后的真实含义。在此我们就可以说，北宋衰亡不是因为单纯的“冗兵”所致，还有宋军兵籍不实兵员缺少这一重要因素。这是我们从禁军阙额的角度出发，对北宋衰亡这一重大问题得出的一个看法。素有“冗兵”之称的北宋，却因军籍阙额严重乏兵可用而覆亡，其间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令人深思。
本文曾提交2011年8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传承与变革：10—14世纪中国的多边政治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蒙黄宽重、邓小南、包伟民等教授提出修改意见，敬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