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这算不上金融知识，大家就当是经济时报吧，另外，注明一点，此贴长更。

南水北调为何遭冷落？ 南水北调工程总投资额5000亿元，旨在解决北方地区严重缺水问题，但缺水城市却并不领情。过高的水价以及海水淡化的迅速发展，令南水北调遭到冷落。结语
南水北调对解决缺水问题仍有积极意义，但随着海水淡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优势正在减弱。对缺水严重的城市来说，远水始终解不了近渴，发展节水才是根本。

日本跨国粮商潜伏30年控制中国近两成大豆进口
昨日，外媒最新消息显示，由于无法支付货款，中国企业进口的约50万吨大豆最近出现违约，作为卖家的日本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下称“丸红”）因此受损。
在过去约30年的时间里，丸红、全农（ZEN-NOH，全称为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等跨国粮商，在国际粮食市场后来居上，实力直逼传统的ABCD（ADM、Bunge、Cargill、Louis Dreyfus）四大跨国粮商。
丸红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的6300万吨大豆进口量中，该公司的销售量达到1200万吨，占据19%的份额。而在收购美国Gavilon Holdings后，丸红每年总计向中国出售1500万～1600万吨大豆，份额超过两成。
弹丸之地成就跨国粮商
2012年，丸红出资3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三大谷物及能源交易商Gavilon Holdings的全部股权，收购后丸红一年的大豆和玉米等谷物经营量将超过5000万吨，超越ADM、Bunge、Louis Dreyfus，规模仅次于全球最大的Cargill。
以国土面积计算，不到40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只能算作弹丸小国，但是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粮食生产大国中国。
2013年，中国粮食自给率在90%左右，但是全年大米出口量47.84万吨，玉米出口量7.76万吨，尽管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是对国际大豆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
与中国相比，日本粮食自给率几乎“无颜见人”，整体的粮油自给率只有40%左右，饲料几乎全部从海外进口。不过几大日本跨国粮商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却让中国公司望尘莫及。
2012财年，不算Gavilon Holdings，丸红的谷物事业每年经销量高达2500万吨，高居日本综合商社之首，经销量规模位居世界五大谷物巨头之后。
全农每年船运的玉米、大豆、小麦等农产品总量达到约1200万吨，每年经全农之手出口的玉米、大豆、高粱总数达到1100万吨，是中国全国出口量的约20倍。
日本粮商的崛起之道
生产的粮食还不够本土吃的日本粮商，是怎样在国际市场上风生水起的？
日本公司很早就意识到了农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日本的粮食几乎都依靠海外进口，80%左右的饲料原料要靠进口解决。保证本国粮食的稳定供应，是日本粮商要解决的头号问题。
1970年，全农参股的CGB公司在美国粮食主产区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成立，当时只有3名职员。今天，CGB公司在全球有95个分支机构、超过1500名职员，业务领域包括向农户提供金融和风险管理服务，购买、存储、销售和运输农作物。在美国等内河航运领域，CGB公司仍然是市场份额最大的公司之一。
除了CGB公司，全农在美国还设立了全农谷物公司，建设并且加强玉米船运的基础设施，同时全农在美国西海岸，还与美国最大的农业合作组织CHS合作建立了一套谷物采购和出口的系统。
在美国之外，全农与阿根廷的ACA（供应玉米、大麦、高粱等）、巴西的COAMO（供应大豆、玉米）、澳大利亚的CBH（供应大麦、小麦、高粱、牧草等）和欧洲的INVIVO（玉米、大麦、小麦、甜菜等）等海外农业合作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
这样全农在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美国以及世界主要的粮食产区南美洲、欧洲、澳洲都建立了自己的粮食收购和仓储物流体系，不仅能买到粮食，也能运出去，从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粮食的跨国流动。
丸红在国际粮食市场走过的路与全农相似。
丸红旗下的哥伦比亚谷物公司，1978年于美国波特兰（Portland）成立，该公司的5号仓储物流综合体（Terminal 5）是世界上自动化程度和集成度最高的谷物出口基础设施，该公司具有100万吨的谷物处理能力，使其在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地区的谷物市场成为领导者之一。
行业资深人士介绍，哥伦比亚谷物公司位于西岸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由日本几大商社共同投资，建有出口码头、仓库和火车卸货场，但管理人员几乎都是美国人，主要是接收通过铁路从中西部粮食主产区运来的小麦供应日本市场，他们在铁路沿线的各州都有收货点，负责收集货源，供应出口订单。现在，他们通过收购美国的FGDI公司，拓展到更东部的大豆、玉米产区。
而对Gavilon Holdings的收购，使丸红如虎添翼。丸红获得了该公司在全美拥有的约140个谷物收购点，以及该公司在巴西、澳洲、乌克兰等美国以外的主要产地配备的基地。这些基地与丸红已有资产组合在一起，进一步扩充了该公司谷物贸易的全球采购和销售体制。
中国粮商学什么？
日本跨国粮商的崛起，让中国粮食行业的从业人士唏嘘不已。
今年4月，中粮集团宣布收购来宝集团旗下来宝农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之前的2月，中粮集团宣布控股全球农产品及大宗商品贸易集团Nidera，中粮集团总计投资约28亿美元用于达成此两起并购，创下了中国粮油行业有史以来海外并购之最。
尽管与日本跨国粮商相比，中粮集团的海外投资只能算赶了个“晚集”，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能不能出现中国的丸红或者全农，业内人士并不看好。
一位在跨国粮商工作过的人士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表示，中国不缺乏聪明才智之士，但是缺乏世界级的跨国粮商管理团队。跨国粮商的高管团队是市场化的精英团队，跨国粮商以全球为市场，广泛招贤纳士，不分国籍、性别，这在中国央企行不通。中国能够走出国门与丸红、ABCD等跨国粮商抗衡的高管团队不多，央企内官僚、半官僚的色彩浓厚。而受大环境影响，央企自主权有限，央企走出国门，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
与日本企业走出去不同，一些中国公司和个人在探索海外买地或者租地形式，在海外自己搞种植，对于这样的模式，业内人士并不认为是最佳方案。业内人士说：“中国企业海外种地，我觉得并不是上策。海外农业应该以合作为主，充分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劳力资源，而不是租地或买地，那样会引起所在国国民和政府的高度警惕，从而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阻力和障碍。”
海外租地或买地，如果不控制物流，成本依旧比不过跨国粮商。上述人士说在美国全农公司，工作人员主要是当地人。因此，他们熟悉当地文化，了解当地市场状况，参与采购、运输、仓储、销售、套期保值等一系列经营活动，掌握从乡村到出口整个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他们并没有参与种地，但供货渠道畅通无阻，供货能力不断增强，成为一家地道的美国粮食出口的骨干企业。
上述人士表示，中粮收购Noble和Nidera，是走出去的一条捷径，值得称道，但关键看接手之后的管理。这些国际公司的功夫要比中粮深得多，值得中粮学习借鉴，帮助中粮也能走国际化的道路，成为国际粮商中的一员。现在看，是中国市场、中国的粮食安全需要这样做，但国际公司看中的是国际市场带来的利益。因此中粮不但要胸怀中国，还要放眼世界。

诶诶，图怎么看不了了？

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启示 招商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认为，中信集团的多层上市结构，可以破解央企母公司资本融资的困局，对央企深化改革和整体上市，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信集团并非整体上市
4月16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中信泰富”发表公告，宣布以2269亿人民币对价从最终控股母公司“中信集团”手中收购其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的全部股份。此举被广泛认为是央企整体上市的新动向，引起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的关注，股票市场初步反应是正面的，而论者大都是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出发理解中信整体上市的行动。
三中全会之后，国有企业改革似乎有加快的势头，其中一个改革方向是推进国企整体上市，实行混合所有制，引入社会资本。表面上，中信的整体上市方案符合央企的改革方向。进一步观察和细究中信集团的上市安排，此番举动应更深刻的含义，对我们理解大型央企的改革方向，具有启示作用。
首先，我们来认真看看中信集团整体上市前的股权结构：顶层最终控股公司是以国有独资公司注册的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信集团）；而这次整体上市的主体是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股份）；上市的方式是通过在香港上市的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中信泰富）收购中信集团所持有的中信股份的全部权益，也就是中信集团将中信股份注入中信泰富而实现上市。
可以看到，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严格地讲并非事实。真正实现上市的是中信股份，而不是中信集团。根据年报材料，2010年中信集团启动股份制改造，为将来的上市做准备，将集团 90%的净资产重组到中信股份旗下，但仍有约 10%的净资产（包括中信国安）没有纳入。将来在香港上市的中信股份，仍然是中信集团的附属公司。
那么，为什么不是中信集团，而是中信股份整体上市呢？这里可以看出公司管理层的巧妙设计。我认为，这种安排是中信集团高层有意而为，目的是避开财政部或国资部门直接在上市公司层面持有股份。设想一下，如果是中信集团整体上市，那么国有股权的持有部门就会刺穿“公司的面纱”，直接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为公司治理和人事任免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
目前，绝大多数央企在顶层设计上，最终控股公司都是以国有独资公司注册成立；而央企的下属业务单元则分割单独上市，披上了“公司的面纱”。这种母公司为国有独资，子公司为上市企业的结构，是当前中央企业和大型地方国企股份制改革的主流模式。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特定产物，一个央企集团，旗下众多上市公司，造成利益格局混乱不堪。不过，这样的安排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是当初采取“靓女先嫁”，把好的资产先上市；另一方面，央企整体上市，可能会被刺穿“公司的面纱”，国资部门直接派员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市场化进程是进还是退，还很难说。至少在目前阶段，没有那个央企具有足够的动机，以顶层控股公司为主体实现整体上市。
央企分割上市模式的弊端
然而，目前形成的中央企业顶层为国有独资，下属业务单位分别上市的主流模式，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央企顶层控股公司由于是国有独资企业，缺乏权益资本的补充机制，而下属企业则利用上市地位不断寻求资本市场融资，从而形成一个尖锐的、不可回避的矛盾：要么是央企在旗下上市公司的股权被不断摊薄，要么就是限制了旗下上市公司的资本融资的功能。
事实上，除了创立之初少量的国家财政投入之外，几乎所有的央企都是依靠自身滚动发展，利润滚存之外没有其它有效的权益资本补充途径。与此相应的是，央企下属的上市公司可以不断地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实现快速发展。通常，央企母公司要动用大量的资金参与下属企业的增资扩股，否则控股权就可能被摊薄，甚至失去控股地位。那么，央企的资金从何而来？一是下属企业的分红，二是银行的贷款。由于缺乏外部权益资本补充渠道，央企母公司在顶层设计上具有天然的劣势。而且这种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方向，要求国有企业每年上缴30%的利润，对于大型央企现金流管理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种困境以中信集团最为突出。在公司在创立之初，中信曾得到国家财政2.5亿的现金资本金注入，依靠自身发展成为所有者权益超过2700亿的大型企业。中信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特别是中信银行和中信证券，都面临严厉的资本充足监管要求，随着业务的发展需要不断在资本市场融资。央企的母公司必须突破资本融资的瓶颈，实现整体上市无疑是最优的选择之一。
央企的双层上市结构必然有估值折让吗？
借壳中信泰富上市之后，中信集团会形成一个多层的上市结构：上层是中信股份，下层是中信银行、中信证券等上市公司。这种多层的上市结构，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亚地区（特别是日本和韩国）颇为流行，但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到重挫。多元化、多层级的上市结构，既不为资本市场所接受，也被理论界所诟病。其原因很简单，投资者可以买入一个下层上市业务单元的组合，而不需要购买上层控股公司的股票。这样，在资本市场上就会出现对多层上市的控股公司的估值折扣（discount）。
但是，情况正在静悄悄地起变化。资本市场对双层甚至多层上市结构的厌恶在消退，甚至多元化的综合性上市公司又开始成为市场的宠儿。笔者分析，有几个原因导致市场风格的改变：第一，互联网新经济下的跨界发展和创新浪潮汹涌，守旧的专业化企业逐渐失去魅力；第二，多元业务、多层上市结构的成功个案越来越多，例如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李嘉诚的长和系，互联网巨头对零售和金融服务业的渗透等；第三，多层多元上市结构也越来越多样化，无法被上市公司的某个投资组合所完全复制。
从中信股份上市后的业务结构看，旗下的上市业务包括银行、证券等，但也还有众多的非上市业务。中信股份的整体投资组合，仅通过购买下层的上市公司股票是无法复制的，因而具有整体单独上市的价值。
结语
中信股份在香港上市，一方面维持了北京的中信集团形式上的最终控股公司的地位；另一方面将中信股份总部迁到香港，成为真正的市场化运作的决策中心。同时，中信集团的多层上市结构，可以破解央企母公司资本融资的困局，对央企深化改革和整体上市，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可以预见，新的一轮国企整体上市浪潮，正扑面而来。

诶诶∑(っ °Д °;)っ有人看吗？

电价下调：电企跌倒电网吃饱
近日，全国性火电上网电价下调，但销售电价水平却不变，这意味着火电企业每年减少500亿元的利润，最大的受益者不是用户，而是比火电企业更强势的电网。
多年来，关于分拆电网公司的说法不断出现，但很快又被相关部门否认。电力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在发电和售电环节实现竞争，降低生产生活的用电成本… [评论]
上网电价下调方案落地 火电年减500亿利润上网电价下调 火电每年减500亿利润2012年火电发电量占比78.58% 资料来源：中电联 长江证券
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需求持续低迷，导致煤炭价格大幅下跌，煤炭黄金十年结束。
目前，随着占据营业成本七成左右的燃料成本—煤价不断下降，火电企业的苦日子渐渐过去，春天到来。
火电具有公用事业属性，对于公用事业行业来说，政府管制机构会为其确定合理的盈利水平区间，不能让其成为暴利行业。当火电行业盈利水平受煤价大跌等外部因素影响而大幅偏离合理区间时，管制部门应出台措施予以纠偏。
电作为生活生产必需品，如果下调销售电价，能够降低企业成本，为中国经济稳增长提供支持，同时还能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防止物价反弹过高。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通知，本次电价下调为全国性火电上网电价下调，销售电价水平不变。
目前国内电价包括上网电价和终端电价，终端电价又包括民用电、商用电和工业用电等。此次上网电价下调让今年业绩大增的电企利润受损，粗略估算行业损失500亿元。
销售电价未下调 电网成最大受益者在目前电力价格管制下，电网企业的高利润显而易见
2002年电力改革中，垄断中国所有电力产业的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五大发电集团和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大电网公司。
由于电力生产行业的特殊性，产品销售对象非常单一，发电企业提供电力给电网公司，然后再由电网公司通过电力线路网络分销给消费者。
当前，电厂不允许直接向企业售电，只能通过电网，而且发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都由政府审批。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的价差是电网企业的收入来源，电网企业为了自身盈利有动力维持足够的价差。
此次上网电价下调意味着电网公司购买电厂的电变便宜了，而卖给消费者的销售电价不变。电网将成为此次上网电价下调的最大受益者。而在电企、电网、用户中，电网是最为强势的也是最不缺钱的。
数据显示：国家电网2011年实现利润总额533亿元，较2010年的450亿元增长18%，利润超五大发电集团净利总和。与此同时，南方电网从2002年成立10年来，实现利税2712亿元。电网公司利润之高可见一斑。
电力改革阻力重重电力改革十年难以突破
10年来，电力改革只走出了第一步，拟议中的主辅分离以及东北电力市场和直购电等试点陷入僵局，电改举步不前。
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在发电和售电环节实现竞争，同时对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输、配电网络严格监管。如果电力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的销售电价水平有望下降，生产生活的成本将降低。
众所周知，传统用电模式是用户向电网购电，然后按照国家统一价格向电网企业缴费。而电力直接交易是指发电企业和终端大用户之间通过直接协商的形式确定购电量和购电价格，然后委托电网企业输送给用户。
电监会从2009年联合发改委发起直购电交易方式，但一直实施艰难。至今，只有9个省份正式获得批复大用户直接交易试点工作。今年8月，国家能源局称，今后国家有关部门对于电力直接交易试点将不再进行行政审批。同时还要求各地必须加快推进电网输配电价测算核准工作。
大用户直购电的推进有利于改变目前电网拥有的独家买卖电的特权，电力市场中两个最重要的主体，即发电企业（生产者）和电力用户（消费者）能直接进行市场交易。
大用户直购电的推进能让市场出现多个买家和多个卖家的局面，随着电力直接交易购电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电力购销的市场化程度将加大，有利于破除电网企业独家垄断的现状。电网企业有可能在竞争中逐步发展成为低利润的公用事业服务企业。
今年初，有关国家电网将会被一拆为五的说法被广泛报道，但很快又被相关部门否认。作为全球最大的电网公司，国家电网2012年在世界500强中名列第七。近两年发改委多次上调电价，电网的盈利能力有所提高，但运营效率未真正提高。如果分拆电网公司将有利于形成和完善电力市场，推动成本与利润的透明，使生产生活的用电成本降低。
此次火电上网电价下调，但销售电价水平却不变，最大的受益者不是用户，而是比火电企业更强势的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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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贷款复出 流动性开渠
基础货币属于央行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的负债，其影响因素包括同在负债方的债券发行、财政存款，以及在央行资产方的外汇资产、对政府债权以及对金融机构债权等，又分别对应着央行购买外汇、购买国债和对金融机构再贷款等行为。
从98年至今，我国基础货币总量从3万亿增加到27亿，年均增速高达15.5%，其中06到11年是增长高峰期，年均增速高达23.2%。但如果观察央行总负债增速，可以发现其高峰期是03至08年。但目前两者增速均放缓至10%以内。
而导致基础货币和央行总负债走势背离的重要原因是央票的发行。在03至05年，虽然外汇大量流入，但由于央票的巨量发行，使得基础货币依然低增。而在08年以后，虽然外汇流入放缓，央行总负债扩张减慢，但由于央票的持续到期，使得基础货币在09至11年依然保持了3年的高增长。而今央票已经淡出，基础货币走势重新与央行总负债保持一致。

央行的货币创造主要体现为三大资产购买行为：一是购买国债，二是购买金融机构债权，三是购买国外资产。而在94年以后，《人民银行法》禁止央行给财政透支，因而后两者成为货币创造的主要渠道。在90年代初，基础货币创造以再贷款为主，占央行总资产比重的70%至90%。而随着外汇资产的逐渐扩张，外汇资产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从97年的42%上升至13年的86%，而对金融机构债权占比从52%降至7%，意味着外汇占款取代再贷款成为中国货币创造的主渠道。
01至09年，央行外汇资产年均增速高达34%，而09年以后年均增速降至10％。与之相反，央行对金融部门债权在01至09年年均下降1%，而在09年以后年均增长4%。这意味着对金融部门债权在基础货币创造中的地位正在逐渐提升。
在2013年4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央行称为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规范再贷款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的功能，决定调整再贷款分类，由现行的三类调整为四类，即将原流动性再贷款进一步细分为流动性再贷款和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金融稳定再贷款和专项政策性再贷款分类不变。
1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2014年以来已安排支农、支小再贷款1000亿元。而目前市场传言央行在4月安排国开行再贷款3000亿元，用于定向支持保障房建设。这也意味着在外汇占款逐渐淡出的背景下，再贷款将在货币创造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也将成为未来观察货币政策取向的重要视角。
结语
再贷款将成为观察货币政策取向的重要指标。（作者姜超系海通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

地方政府“楼市松绑指数” 沈阳限购松绑引发热议。地方政府在限购后承受了多大压力？哪些城市有意愿和能力放松限购？我们能否预言下一次“站出来”的城市？这就是本文试图为读者解答的问题。沈阳传限购放松 二三线城市暗涌
自沈阳传出限购“一日游”的消息后，打开新闻搜索“限购、取消、跟进”关键词，首页出现的大多是天津是否跟进、武汉是否跟进、未来多地是否跟进等等猜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楼市的“声音”。
根据腾讯财经观察2013年年末的统计，除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外，实行限购和限贷的二三线城市有沈阳、南昌、厦门等，实行限购的城市有郑州、西安、武汉、福州等，实行限贷的城市有南京、杭州、长沙等。
政府欲松绑限购的原因是什么？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府是一类特殊的“人”。如同自然人，法人（企业）一样，政府这个“人”也是理性人，限购松绑后定有充分的动机。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调控松绑的心态是积极的。而要取消限购，则需要有足够的理由。从政府动机的角度出发，哪些城市更有底气放松限购？
经济角度分析：三指标戳地方政府痛点
具体说来，政府放松限购的主要动机有三。
1.GDP增速。房地产产业链拉动经济增长，扩大税基。房地产产业链条上的利益各方也会游说地方政府放松房地产限购政策。同时，地区经济发展与就业和稳定的关系大，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马虎不得。
从限购城市GDP增速变化来看，厦门、南昌、武汉2014年GDP增速都较上年下降较多，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则基本保持了稳定或增长。
2.政府收入增速。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有两块来源，一是税收，二是非税收。其中非税收入主要来自政府性基金，而这部分的主要构成又为土地出让金，也就是俗称的卖地收入。
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13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万亿，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就占5.2万亿。同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4.8亿，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占4.1万亿。
从以上城市来看，南昌、沈阳、天津2014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速较上年减少较多，长沙、深圳、西安等地则保持增长，北京上海两市则保持稳定。
3.房屋存销比。指的是一个周期内房屋库存与销量的比值，反映供求的变化。虽说市场通常不希望政府过多干涉自身运行，但从目前来看，房地产市场则是非常欢迎调控之手降临的。
前期网传的万科副总毛大庆的讲话中称，万科内部将21个月存销比看做警戒线。从易居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来看，西安、福州、沈阳等地的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均较高。存销比过高，政府则有动机放松限购，通过房屋销量减少库存。
博弈角度分析：泡沫越低底气越足
除了以上三条主要动机，政府还要综合考虑当地房地产市场现状，尤其是泡沫水平，来决定是否应该松绑政策。
一般说来，限购、限贷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发点，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防止出现泡沫。因此，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只有当一地房市泡沫下降或较低时，政府的谈判能力才越强，才越有底气做出松绑的提议。
从目前可以收集的数据来看，房价收入比是能够反映一个地区楼市泡沫的较好指标：
4.房价/收入比。即房屋总价和家庭年收入的比值。在发达国家，一般而言超过6就进入泡沫区，中等收入国家可以达到9，低收入国家可以达到13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由于聚集了较多购房者，因此房价可以看做是反映了全国的购买力，房价具有全国属性；二线城市如杭州厦门等地，由于区域和自然条件等优势，也吸引较多购房者，可看成是反映了区域购买力。
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房价收入比高的地区，就一定比低的地区泡沫多。本文仅从政府博弈角度出发，认为在许多二线城市中，如果房价收入比较低，政府就取得松绑的加分项。
松绑公式答案：南昌、沈阳、天津最想松绑
现在将上述四个因素收集到一起，来看看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触碰了地方政府的调控敏感度。
如果我们将GDP增速变化、财政收入增速变化、房屋存量、房价压力四个因素加起来，便得到了地方政府“楼市松绑指数”——反映地方政府放松楼市调控的意愿和能力。这个分值越低，松绑的意愿和能力越强。
楼市松绑指数
从上表可以看出，沈阳松绑指数为-5.5，排名第二（除2013年放松限购前的温州）。因此，从沈阳传出松绑的新闻也许并非空穴来风。
2013年，沈阳GDP增速较上年减少1.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增速较2013年下降3.3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存销比超过20，这都让政府有意愿放松楼市调控。同时，沈阳2013年房价收入比仅为6.8，在全国35个城市中排名靠后，在一定程度上为沈阳提出放松调控减轻了压力。
南昌则为最想放松调控的城市。2013年，南昌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相对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和6.7个百分点，虽然房屋存销比较小，但房价收入比较低。
此外，天津、郑州、南京等也是有一定意愿和能力放松调控的城市。
温州松绑注解：楼市强心针后存销比反暴增
温州这个城市可以成为松绑指数最显眼的注解。
温州于2013年8月放松楼市调控政策，而彼时松绑指数为-18.3，远远超过上述城市今年的数值，说明政府有非常强烈的动机放松限购。
而2014年，温州GDP增速较上年增加1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较2012年增加8.9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与，温州经济明显复苏。
但是从房屋存量来看，根据易居研究院的数据，截至2014年5月底，温州新建商品房存销比达到45，为统计城市中最高，同时也较去年调控前7月底的存销比15.9高出许多。
这说明在2013年温州放松楼市调控后，温州房地产被打入强心针，大量新房积极入市。同时也说明，温州经济结构能否真正改善，还需要观察。
结语
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房屋存量和房价收入比，是限购城市衡量需不需要和何时松绑限购的重要因素。从这些因素出发，我们可以构造出地方城市的“楼市松绑指数”，并用来做出合理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