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王明确提出以洛邑为“首”都，有纲领，有行动
据《史记·周本纪》：“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接着武王又说：“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这段话的意思是：周武王来到了洛邑，夜里睡不着。周公旦来到了武王的住处，问，为什么还不睡觉。武王说，……都城还没有定下来，我怎么睡得着？接着武王又说,……确定都城，一定要靠近嵩山（即天室）。从伊洛河交汇处到洛河、黄河交汇处，有天险可依，不需要驻扎特别庞大的军队，最适合作为王都，而且也是夏朝的都城所在。我遍观南北，惟有眼前的河洛之地，离天室最近。至此，武王确定了建都的指导思想。
《逸周书·度邑解》中亦载有武王对周公之言：“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
这里附带穿插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易毋固”还是“阳毋固”。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夏伯被封于洛汭一带，称夏伯国。夏伯国的都城根据《逸周书》的记载，名曰“阳毋固”。但是见于《史记·周本纪》的却是“易毋固”：“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何以会有“一字之差”？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很可能繁体“阳”字和“易”字很相似，在传抄的过程中出现了笔误。现在的问题是，到底应该是“阳”还是“易”？很多学者倾向为“易毋固”，但我认为，“阳毋固”的可能性大。先来看这个阳字。在我国古代，把河的北面、山的南面称为“阳”。而夏伯国所在的洛汭地区，正好处在洛河的北面和邙山的南面，把“阳”占全了。接着看“毋”。“毋”者，不要也。最后看“固”。“固”者，坚固也。连在一起，“阳毋固”的意思就是夏伯之都居于“阳”地，地理位置优越，不需要建造高城深池，当然也就不需要驻防庞大的军队，特别加强防务。

除了从字面解释外，《逸周书》中的大部分资料是比《史记》更早的历史典籍，应该也是认可“阳毋固”的一个原因。当然也不排除《逸周书》在数千年的传抄过程中同样有可能发生错讹的情况。
另外，有的版本把“毋”当“无”，稍嫌不妥。“无”、“毋”同音近义。尽管“无”字也有“毋”——“不要”的意思，但它的主要意思是“没有”；同样，毋字也当“没有”的意思解，但它更强调“不”、“不要”。因此，为了不引起歧解，最好用“毋”。
认可“易毋固”的说法主要根据《史记索引》。《索引》说，自洛汭到伊汭一带，“其地平易，无险固”，这恐怕不尽符合事实。自洛汭到伊汭，“平易”没啥可说，“无险固”则很难让人信服。平易者，着眼于两点之间；而险固者，则要看其四周。此地属洛阳盆地东部，南面有嵩山，北面有黄河、洛河和邙山，东面有虎牢关，洛汭和伊汭之间还有黑石关，怎么能说“无险固”呢？但按照“毋固”来解，即因为有险固，所以才“不需要”筑造髙城坚墙，在防务上花费过多的人力、物力，才能说得通。另外，四周有险关隘口是古代选择都城的重要条件，洛阳地区（包括巩义的洛汭）正是既居天下之中，周围又有雄关耸峙，才在众多的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的地域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成为中华第一古都的所在地的。
至于“阳毋固”的具体位置，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来看，是在“洛汭”一带。“汭”尽管是两河交汇处，但更强调两河所夹的大致呈锐角的那一带土地。因此我个人认为，最初的城址应在黄河以南、洛河以北的那坎平地上，这才符合那个“阳”字所赋予的意义。但是，在洛河南岸也有多处夏先民活动遗址。于是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夏伯国都城故址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巩义市罗庄、訾殿、芝田、稍柴一带。应该说这并不矛盾。因为那时的生产力十分落后，城址迁移是常有的事。再说，这几处地方也属于广义的洛汭地区。

闲话少叙。还是回到武王建都的思想纲领上。
最能证明武王思想的当属1963年在陕西宝鸡何家村出土的青铜器“何尊”，该器铸造于周成王五年，即公元前1038年。其铭文中引用周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
铭文如下：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
铭文大意是：成王初次亲政，都于成周（洛邑），并祭祀武王，祈求赐福。在四月丙戌日，成王在首都的宫殿里告诫同宗的年轻人说：“你们已经去世的父亲当初能够辅佐文王，于是文王承受了灭商的天命。武王在攻克大邑商之后，就在嵩山告祭上天，说道：‘我要把都城放在这天下之中，从这里治理人民。’你们这些年轻人虽然没有见识，但你们要效法父亲，像他那样有大功于上天。你们要通晓我的命令！恭敬地祭献你们的父亲吧！”成王有礼有德，顺从天意，开导了我的愚钝。这是成王的全部诰词。何〔2〕被成王赐予贝三十朋，用来作了祭祀庾公的贵重礼器。
这里还有一句话需要注意，即“王诰宗小子于京室”，即成王在成周对“宗小子”的训话，用的是“京室”，翻译成现代汉语，即“京师”或“京师大殿”，这同甲戌方鼎上的铭文“惟四月，在成周，丙戌，王在京宗，赏在安……”之“京宗”相印证，表明当时在朝廷的概念中，首都是洛邑。

二、武王亲自营造都城于洛邑并为之起名曰“周”
《史记·周本纪》在引用了上述武王一段话之后，接着就是“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就是说，武王亲自在洛邑规划、营造了周朝的都城，并把它称作“周”，然后离去。至于周武王修建周都用了多长时间，什么时间离去，为什么没有回来，都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不过，从《尚书·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的记载来分析，武王很可能是在周城建成以后或工程上马以后，回了一趟原都丰、镐，一路风尘颠簸，生了重病，无法再返回“周”都，竟致一命呜呼。另外，再从武王在位不到4年的情况看，他回西边不会也没有改变都洛的初衷。一些学者认为，镐京为武王灭商后所建，史称宗周。这种说法我以为有值得商榷之处。武王灭商以后，总要在原商都盘桓数日，还要为在洛邑建周城忙碌数月甚至经年。据上边提到的利簋上的铭文，武王从朝歌回师后，曾在“阑”停留，再由洛邑长时间停留后西返丰镐。这一折腾也就差不多一二年过去了，到西边时又生了病，哪里有时间再去兴建镐京呢？再说，“定天保，依天室”，即确定国都一定要靠近嵩山，是他心中神圣的信仰，对上天庄严宣过誓的，怎么会说变就变呢？所以，镐京应为文王死后，武王接班至灭商之前所建，是武王“革命”的老“根据地”。其地位，就像我们当代的井冈山和延安那样。因此，洛邑“周”城在武王时代作为第一都城的地位是毫不动摇和确凿无疑的。从那以后，都城就叫“周”——“成周”了。正如前边所说的“武王至于周”那样，“至于周”，就是到了洛邑。以周朝的名字作为洛邑的名字，如果不是“首”都很难享此殊荣。

三、从周公的话中也可以可以看出洛邑是“首”都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死后，成王年少，周公代理国政，对太公望和召公奭说：我之所以不顾嫌疑而代理国政，是恐怕天下背叛周朝，无法对太王、王季、文王交待。此三王为得到天下奋斗了多少年，到现在才终于成功。可是武王死得早，成王年纪又小，为了巩固周朝的江山，我就必须这样做，于是“卒相成王”。可是这样一位权倾朝野、曾代成王主持过朝政的重臣周公，临死前在丰交待后事时却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意思是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这句话说明，周成王是长期在成周办公的，即周朝的正式都城在洛邑。不然的话，不愿离开成王的周公，为什么不提出把他葬在当地，而特别提出“必葬我成周”？由此可见当时已选定成周为王陵福地。由于只有第一国都所在地才有此资格，也就是说，成周必是“首”都。

五、从成王“遂国之”看洛邑第一都城的地位
据《鲁周公世家》：“成王七年（前1035）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洛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洛邑，卜居焉，遂国之。”意思是，成王一大早就从周出发，来到了丰，命令召公往洛邑看风水。到了三月，周公到洛邑营建成周城，进行问卜，得到吉兆以后，才把国都迁到了这里。这段话表明，武王所营造的“周”城和周公营造的“成周”城很可能不是一回事，但都在洛邑。也就是说，“周”作为都城的时间约为11年，即从周朝建立起至成王七年〔5〕止，而成王七年以后则都成周。这里要特别注意“国之”二字，就是把都城放在了这里。

六、从《吕氏春秋·长利》看洛邑第一都城的地位
《吕氏春秋·长利》中记有南宫括所说：“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南宫括引成王自己的话，他称自己“营居于成周”，不是比任何人的话都更有力吗？

七、从“德方鼎”铭文看洛邑第一都城的地位
上海博物馆珍存的“德方鼎”，腹底有24字铭文：惟三月，王在成周，祉武王福自蒿，咸，王赐德二十朋。用作宝尊彝。其意为：周成王于五年（前1038）时，在成周为已故的周武王举行祭祀，由一个叫“德”的贵族主持。由于他组织得好，井井有条，成王赐给他了20朋贝珠。这表明成周在成王五年已经建成。如果再参照前面提到的同样是铭刻着五年（前1038）成王祭祀武王的“何尊”，就不能不生发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成王要在成周一年二次（当然，也可能何尊和德方鼎所记的是同一次祭祀活动）祭祀死在“镐”的武王？而且仅仅是祭祀武王，却没有祭祀文王等列祖列宗？我想，这很可能是由于武王是开国君王，而且做出了要把都城放在洛邑的决策，但还没有全部完成迁都，如迁九鼎等重任，就英年早逝，很有些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味道。作为第二代国君的成王，无非想表明这样的意思：我继承了你的遗志，坚决把都城放在洛邑。以此告慰英灵。正是由于主持人“德”“意不忘形于物”，才让我们了解了当年周朝第一、第二两代君王对洛邑的倚重。

八、从《穆天子传》的记载可以看出洛邑是第一国都
据西晋时从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周穆王率领官员和七萃之士，驾八骏，由最出色的驭手造父等驾车，从处于河洛之地的宗周出发西行，经河宗、阳纡之山、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来到西王母的邦国。与西王母互致友好之辞，宴饮唱和，并一同登山刻石纪念后，又向西北行进，在大旷原围猎，然后千里驰行，返回宗周。《穆天子传卷之四》有：“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庙。乙酉，天子□六师之人于洛水之上。”这两段话不仅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周人祭祀先人的宗庙——“宗周”在洛邑瀍水以西，即在“周”城里，而且肯定了周穆王出发和回归的地点都在洛邑。也就是说，在穆王执政期间，第一国都是洛邑。

九、从洛阳西周贵族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可以看出洛邑是高于陪都的政治中心
1973年在洛阳发现了周朝前期的大型青铜器冶炼铸造作坊遗址，时间相当于周初到穆王前后。还有1964~1973年在洛阳先后发掘的西周墓葬群，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上，发现了“太保”（召公奭的官称）、“召公宗”、“蔡叔”、“康伯”、“丰伯”、“毛伯”等文字，这是否表明，周初地位仅次于周公的著名大臣召公奭和武王的五弟蔡叔度都埋葬在这里？另外，1947年秋，在洛阳市郊小李村西南出土了包括叔牝方彝在内的很多器物，总重量在百斤以上。叔牝方彝盖及腹内均有相同的铭文3行12字：“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叔牝当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七弟成叔武。这说明成叔也是埋在洛阳的。《史记·管蔡世家》载：“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叔武被封于成。成，诸侯国名。据专家考证，一说在今山东汶县北，一说在今山东濮县东南。不管到底在哪里，总之不在洛邑。生前不在洛邑，死后却葬在了洛邑，很有可能，大周王朝的王陵或王陵之一也在洛邑。考虑到昭王的葬地在洛邑附近的嵩山少室山上〔6〕，如果再结合关中地区至今仍未发现周初武、成、康、昭等周王的墓葬来分析，是否周朝初年的天子墓葬并不一定都要回在关中？周公临终前不也要求葬在成周吗？这也为周穆王及其前周朝的政治中心在洛邑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十、从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考古发掘看成周第一都城的地位
1986年在北京琉璃河发掘了周朝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十分珍贵的文物。其中，第1193号大墓中的铜鬲、铜簋上的铭文，记录了周王封太保——召公奭之子姬克于燕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克是燕国的第一代燕侯，而其父太保召公则留在都城辅佐周王。这也可从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以及洛阳邙山西周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刻有“太保”字样的青铜器上得到佐证。特别是姬克墓中伴出的一批铜戈中有两件上有“成周”二字。不仅如此，1995年清理燕国故城城内堆积时，还发现了一片刻有“成周”的甲骨片。另外，1975年在M253号墓出土的堇鼎和圉埚上的铭文还记载了墓主人代表燕侯去成周参加周王的典礼，向召公奉献食物等事件。为什么是去成周而不是别的地方参加周王的典礼？这就清楚表明成周在当时是至高无上的政治中心，也为在洛阳的发现极有可能就是召公奭的坟墓（见本文九）的原因作了注脚。

综上所述，洛阳在周朝前期是毫不含糊的第一国都。司马迁所谓的“复都丰镐”，在成王年间找不到任何根据。倒是相反，成王年间是洛邑作为首都证据最多的时期。因此，洛阳陪都的概念恐怕是值得商榷的。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有周一朝洛邑一直是首都。而司马迁所谓的平王东迁，则很可能弄错了概念（见拙文《质疑“平王东迁”》）。
注：
〔1〕这一段文字以《是“易毋固”还是“阳毋固”？》为题发表在2007年12月20日的《大河报》上。〔2〕何即成王训诰的“宗小子”之一，庾公可能是何的父亲。〔3〕另一说是偃师。〔4〕即公元前1046年2月1日。〔5〕从德方鼎的铭文看是五年——见“本文七”。〔6〕传说，没有被认定。

作就是神都洛阳。洛阳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好帖，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