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范仲淹受儒家思想影响，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之志”的誓言，并一生都坚守这一信念，史载其“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他为官则勤政爱民、奖掖人才，居乡则自奉俭约、乐善好施，修水利、举人才、置义田、兴义学、济贫困等。他因直言上谏触怒权贵而屡遭贬谪，但他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仍然坚持为民请命。他阐发孔孟的精神，立身行道，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提倡的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成为正直的士大夫立身行一的准则，把人们从物质环境的优劣和个人的得失中超脱出来，挣脱名利缰索，进入无私的境界。史载，范仲淹“每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气歌》）诗中写道天地间有一股浩然正气，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历久弥新，万古长存。正义之士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不绝改变浩然气节。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在强敌入侵，国土沦陷，生灵涂炭的危急时刻，坚持以抗元为己任，在朝主战，国破举旗，组织义军，被俘后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许诺授予其丞相之职，并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来劝诱，文天祥丝毫不为之所动，严词拒绝，并写下气势磅礴的《正气歌》以明志，表现了他的铮铮铁骨。文天祥写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这样的诗句，从他对古代贤臣志士光明磊落、忠义英名万古流芳的赞颂，可以看出他对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和爱国精神的推崇。

“万古纲常担上肩，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这是南宋谢枋得与朋友的唱和诗《和曹东谷韵》，表达出自己要以天下为己任，愿肩担万古纲常的重任，脊梁就象铁一样的坚硬有力，对天对地问心无愧。青史留名还是遗臭万年乃是千万年的大事，而人间的名利等等不过是几十年间匆匆而过的事而已。指出君子虽身处乱世逆境，但不为物惑，敢担当大任，不与社会浊流同流合污，节操自持，方能无愧于皇天后土。南宋郑思肖在《二砺》中写道：“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意思是在我心中立下了比海还深的誓愿，决不让中国大好河山沉沦，决不能让华夏大地任人侵凌。充分表现出作者以此砥砺自己坚贞的气节及忧国忧民之心。
在传统文化中，古人称松、竹、梅为“岁寒三君子”，赞美它们经冬不凋的品质，以此来赞美那些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始终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人们。松四季常青，生机盎然，追求阳光，坚毅而持久，有一股“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文天祥《正气歌》）的浩然之气；竹不怕寒冷，也不惧炎热，冷热起伏，只会使它显得更加青翠挺拔，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以剑拔十寻，枝摩苍天，“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题画•竹石》）；梅开在百花之先，独占严冬，香溢早春，冰姿玉立，清逸出尘，被誉为“东风第一枝”，“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陆游《梅花绝句》）。在北风凛冽、万物凋零的时候，松、竹、梅以其不惧风雪的傲然风骨，为世人展现出高风亮节，向人们传递着春的消息，被视为高洁和气节的象征，这也正是无数仁人志士、正人君子品格的写照！
（待续）

中华传统美德之——忠孝节义（4）
义
在传统文化中，“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古人非常重视的一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义者，德之宜（道德的准则）、事之宜（立身处事的依据）、天理之所宜（顺乎天道自然的法则），包括道义、正义、理义、公义等道德原则。由此可知“义”乃一切道德之根基。就义（义）字汉字构成而言，由“我”和表善祥之意的“羊”组成，于我所表现之善祥为义，此正说明义乃与生俱有的德行。故《礼记》云“夫义者所以济志也，诸德之发也”。
义还关联、含摄或通贯其他德行如忠、孝、仁、礼、信、勇等，经常与诸种德行并称连用，如忠义、孝义、仁义、礼义等，乃是人修身的重点。义也常常与利相对而言，孔孟思想中关于义利问题的论述很多，观点非常明确，道义至上，重义轻利、身任天下，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向，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传统，任何时候都要坚守道义，而不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孔子、孟子在春秋、战国时那礼崩乐坏的年代，都是义无反顾地弘扬道义，坚持“道济天下”。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指出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孔子提出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指出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力行道义，学道就有了仁爱之心，做到真正节制自己以仁德的胸怀面对世事，而成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普遍仁爱。
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思想，并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出君子和小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君子重道义，小人则重利益。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妥协的，行为光明正直，不搞歪门邪道；小人于事则只想到有无私利可图，患得患失，喜欢勾结谋私，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君子敢于坚持正道原则，无私无我，胸怀天下，纠正别人不符合道义的做法，以自己的德行涵养来感化他人，而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到义，符合道义，亦可以富亦可以贵；不符合道义，应坚决拒绝接受，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希望君子们要“务民之义”，即专心致志于人民应该遵从的仁义道德，并引导人民走向义。

孟子同孔子一样认为君子一切行动只能以义为标准，而不能顾及其它，提出了“惟义所在”的价值选择标准，凡事先问“其所取之义乎，不义乎？”孟子谈“仁义”、“礼义”时说道：“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由此可见，孟子把“义”看作是人应遵循的，应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喻之为“人路”，人之正路。同时，孟子还把“义”看作一种理想的人格，“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仁人之所为。”
孟子提倡人们以“义”为先，追求正义，反对放弃仁义而去追求物质利益，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认为不符合道义，哪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义，就象舜接受尧那样而获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当然。他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主张对待别人的馈赠也要按礼义谨慎的处理，不能随便接受，否则“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指出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为金钱财物等所收买的。他认为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因此人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君子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他认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人格，那么万钟的俸禄，华丽的住宅，一切外在的名利，在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而有些人因为追求名利、私欲而背弃道义，实在是丧失了他的本性啊。惟有“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然矣”。

战国时鲁国的墨子，心怀“济世利人”的愿望行义天下，他周游列国弘扬正义，而且尽力制止一切不义之事，真可谓见义勇为。他的“止楚伐宋”的故事传诵千古：墨子听到公输班为楚国制造云梯要攻打宋国，非常着急，立即从鲁国启程，连续奔走了十天十夜，来到楚国对公输般说：“我听说你制造云梯准备攻宋，宋国没罪却要去攻打它，不能说是仁。你明白这些道理却不去谏止，不能说是忠。”公输般认为墨子说得有道理，就引他去见楚王。
墨子见到楚王，晓以大义，但楚王说：“你说得很好。但公输般为我制造了云梯，我还是要攻宋。”墨子解下衣带当城围，以木片当攻城的工具，公输班设计了九种攻城的方法，都被墨子九次解破。公输般已无计可施，而墨子防守的策略还绰绰有余。公输般说：“我知道还有一种抵御你的手段，但我不说。”墨子说“我已知道你的这一手段是什么，我也不说。”楚王忙问什么手段？墨子说：“公输般的意思是只要杀了我，宋国就守不住了。然而我已经把守城的方法告诉了我的学生禽滑厘等三百人，他们已帮助宋国做好防守的准备。”墨子又讲了义可以使人互爱互敬，战将造成互相残杀，不能以大国欺侮小国、恃强凌弱的道理，使楚王和公输班心悦诚服。楚王说：“我不攻宋了。”公输班对墨子说：“我没有见您之前，想得到宋国。但现在就是给我宋国，假如是不义的，我也不会接受。”墨子说：“其实你若是能够努力维护正义，不仅是宋国，天下都是可以托付的。”

墨子成功地劝阻了楚王，便启程回鲁国。途径宋国时，适逢天降大雨，于是想到一个闾门内避雨，看守闾门的人却不让他进去。殊不知，正是墨子刚刚挽救了宋国，使宋人免遭灭顶之灾，宋人却丝毫不知，而墨子也不求任何回报，不计个人得失，正可谓“义之所在，不求回报”。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孝节义”的赞美常常通过知识分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演义”这个概念，古人推重讲史并不徒讲历史故事而已，而是叙史存义，强调阐发正统思想理义，重在“演义”，将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使其深入人心，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深得民众喜爱，在民间广为传诵，同时也反映着人们对于道义的渴望。后来人们也常常把历史称之为“演义”。如《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等。《三国演义》全书通篇讲述的就是一个义字，宣扬忠孝节义，天命天理，治国平天下，也有谋略、智慧在其中。其文化作品对于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人们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关羽的“义薄云天”，刘备、关羽、张飞志愿“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桃园三结义”，刘备的仁义，诸葛亮的忠义等。

古人很看重义，“义”代表高尚，被人尊崇，“不义”则卑下，为人所唾弃。南宋陆九渊说：“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由义为荣，背义为辱。”意思是君子以道义为重，讲道义的人会受到世人的尊重，丧失道义的人就不值一提；遵循道义是值得荣耀的事情，背离道义则是令人耻辱之事。陆九渊讲的儒家的义，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应以道义为准。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成语出自《左传》，意思是总是做不合道义的事情，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这句话揭示一个道理，一个人行不义之事或许会一时侥幸得逞，但是如果不义之事做得太多，最后一定会遭到惩罚。纵观自古以来凡是作恶之人都没有好下场。古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三尺头上有神灵，人无论是行善或是作恶，一定会有报应，只是时间的问题。《左传》中还说：“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指出人举凡做事，皆要明白是非善恶、晓明利害关系，不以私利为出发点就是行义；作为纯正，处处公道，不作私弊，就是义行；一举一动若能合于天理，顺乎伦常就是一位义士。

忠孝节义理念反映出古人敬天信神，尊道崇德，坚定地追求真理，对他人关爱和负责。中华传统文化引导人们遵从天理，以道德水准衡量一切事物，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善与恶、正与邪这些原则性问题，能够使人有正信正念，使中华民族得以根深叶茂，能够抵御任何狂风暴雨，跨越艰难险阻而走到了今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