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的文字狱

书中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还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夷寇”等等。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落职知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清水秀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清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这一次事件标志，文字狱可以株连九族，还会牵连所有撰稿的、作序的、校对的、抄写刻字的和购书的，皆不免于难。中国的文化恐怖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了，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树检举诗中辱骂清廷，于是酿成大案，牵连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楼诗者，均一个不漏地查过去。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暗指满清。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后来乾隆帝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显有兴明灭清之意”。

乾隆帝指示：“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故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最可笑的是，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满清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

连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兼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德潜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徐家惨遭灭门不说，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无奈隐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马桶里以躲追究。

就这样，迷惑人们十五年的乾隆时期“言论宽松”的烟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乾隆朝长达三十一年的两次 “文字狱高峰”。乾隆不仅有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迹，更有创造有清代乃至中国封建专制史上文禁最严，文网最密的“文字狱高峰”之辉煌政绩，远远胜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他将“文字狱”对象由上层官绅扩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连精神病患者也不放过）。他还开创了“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的“言论检查”制度。

再如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乾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后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到了此时，中国的文人学士早被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抽去了脊梁，但是，这些文人们却利用满清的文字狱相互攻奸，相互陷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的《糊涂词》中有一句话：“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被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唉，这就是我们汉人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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