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八年写就一个海上迷梦 (2003年08月11日 11:35)
以《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情调文字著称的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八年来第一部长篇新作《慢船去中国》即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小说先在《收获》（长篇专号）上刊出，受到读者强烈好评。
近日，本报特约徐颖采访了作者陈丹燕，就《慢船去中国》、上海、写作诸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展示了这部新作的特色和作者的心路历程。
写《慢船》是在开一辆大卡车
《慢船》是我迄今为止开面最大的小说，有一个家族，三代人，上海和纽约两个城市。对我而言，写这个小说，是开一辆大卡车，常常都有把握不好的感觉，要用尽全力。
徐颖：在别人的眼中，你是一个写上海的作家，这次写《慢船去中国》，是上海题材的延伸，还是一次背叛？
陈丹燕（以下简称陈）：当然是延伸，《慢船去中国》（以下简称《慢船》）仍然是一个上海的故事。对于我过去的上海作品，可能一直有一种误读在里面，人们通常会觉得都是写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其实，每个故事都在写现代的上海。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的故事里只看到了上海的三四十年代。对于我，我关心的是沧海桑田的历史的对比，在那里发生了一些什么。
我喜欢写上海，是因为在这样历史的对比中看到了吸引我的东西。《慢船》写的故事是上海的一个家庭在城市西风渐进的过程中的历史和负担，以及惶惑和痛苦。我对于上海的这种特性一直有认识和阐述它的兴趣，我喜欢上海的混血气质，不同的东西混合产生的东西，这就是上海文化的基本气质。从这点出发，对我来说，虽然这次写的是小说，不是非虚构，但还是延伸了我的主题。
徐颖：如果是上海题材的延伸，那么，这个小说与以往的上海故事有什么区别？
陈：以前我写的上海故事都是用纪实的手法，而这次是用虚构的方式。题材没有换，而是写作方式变换了。我想知道自己的空间有多大，这也是出于一个作家的职业考虑。以前是有一个故事，找到细节挖下去。而现在是在一个真实的城市背景下，用虚构手法，看自己能在小说中找到多大的空间，是不是更有力。
徐颖：《慢船》讲述的似乎是一个与留学有关的故事。在留学题材已经不再新鲜的背景下，你为什么还要写这个小说？
陈：《慢船》本质上是一个上海故事，与留学有关，但不是留学生的故事。
徐颖：小说的灵感从哪里来？是否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答：小说中的范妮的原型是我在美国遇到的一个女孩。1994年，我见过她一面，那时她已经疯了。此后，这个人就一直在我心里，我想要找到她的故事，并解释她。我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做访问，故事就是这样结构起来的。
徐颖：《慢船》在你的小说创作中，意味着什么？过去一直用惯了纪实手法的你，在动用虚构这一武器时，有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陈：这个小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过去我写书，比如《上海的红颜遗事》，即便是主人公死了，我仍然可以找到她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在他们的回忆里，她还活着。其实，有很多人在帮助我完成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本身有逻辑和支架，对我而言，要努力将它掏出来还原，更多的需要我的感受和领悟的能力。
而虚构一个世界，是对自己逻辑能力的一个挑战。虽然过去我也写过长篇，但它们比较单薄，都是单线的一个主要人物。结构一个人物，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但要让故事里所有的人物都在虚构的世界里如生地活动，就很难。
《慢船》是我迄今为止开面最大的小说，有一个家族，三代人，超过十个人物，上海和纽约两个城市。对我而言，写这个小说，不是骑自行车，而是开一辆大卡车，常常都有把握不好的感觉，要用尽全力。这个小说在写作中有很多反复。下半部分的15万字几乎全部重新推倒重来。15万字全部报废的结果，只是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我而言，一定要站在感性事件的基础上，而不能依照理性去结构故事。我可以在事件中感受事件本身的意义，找到有力量的真实细节。我写小说，必须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我的感性比理性要强大得多。这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结论，但对我个人却很重要。
以《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情调文字著称的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八年来第一部长篇新作《慢船去中国》即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小说先在《收获》（长篇专号）上刊出，受到读者强烈好评。
近日，本报特约徐颖采访了作者陈丹燕，就《慢船去中国》、上海、写作诸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展示了这部新作的特色和作者的心路历程。
写《慢船》是在开一辆大卡车
《慢船》是我迄今为止开面最大的小说，有一个家族，三代人，上海和纽约两个城市。对我而言，写这个小说，是开一辆大卡车，常常都有把握不好的感觉，要用尽全力。
徐颖：在别人的眼中，你是一个写上海的作家，这次写《慢船去中国》，是上海题材的延伸，还是一次背叛？
陈丹燕（以下简称陈）：当然是延伸，《慢船去中国》（以下简称《慢船》）仍然是一个上海的故事。对于我过去的上海作品，可能一直有一种误读在里面，人们通常会觉得都是写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其实，每个故事都在写现代的上海。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的故事里只看到了上海的三四十年代。对于我，我关心的是沧海桑田的历史的对比，在那里发生了一些什么。
我喜欢写上海，是因为在这样历史的对比中看到了吸引我的东西。《慢船》写的故事是上海的一个家庭在城市西风渐进的过程中的历史和负担，以及惶惑和痛苦。我对于上海的这种特性一直有认识和阐述它的兴趣，我喜欢上海的混血气质，不同的东西混合产生的东西，这就是上海文化的基本气质。从这点出发，对我来说，虽然这次写的是小说，不是非虚构，但还是延伸了我的主题。
徐颖：如果是上海题材的延伸，那么，这个小说与以往的上海故事有什么区别？
陈：以前我写的上海故事都是用纪实的手法，而这次是用虚构的方式。题材没有换，而是写作方式变换了。我想知道自己的空间有多大，这也是出于一个作家的职业考虑。以前是有一个故事，找到细节挖下去。而现在是在一个真实的城市背景下，用虚构手法，看自己能在小说中找到多大的空间，是不是更有力。
徐颖：《慢船》讲述的似乎是一个与留学有关的故事。在留学题材已经不再新鲜的背景下，你为什么还要写这个小说？
陈：《慢船》本质上是一个上海故事，与留学有关，但不是留学生的故事。
徐颖：小说的灵感从哪里来？是否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答：小说中的范妮的原型是我在美国遇到的一个女孩。1994年，我见过她一面，那时她已经疯了。此后，这个人就一直在我心里，我想要找到她的故事，并解释她。我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做访问，故事就是这样结构起来的。
徐颖：《慢船》在你的小说创作中，意味着什么？过去一直用惯了纪实手法的你，在动用虚构这一武器时，有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陈：这个小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过去我写书，比如《上海的红颜遗事》，即便是主人公死了，我仍然可以找到她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在他们的回忆里，她还活着。其实，有很多人在帮助我完成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本身有逻辑和支架，对我而言，要努力将它掏出来还原，更多的需要我的感受和领悟的能力。
而虚构一个世界，是对自己逻辑能力的一个挑战。虽然过去我也写过长篇，但它们比较单薄，都是单线的一个主要人物。结构一个人物，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但要让故事里所有的人物都在虚构的世界里如生地活动，就很难。
《慢船》是我迄今为止开面最大的小说，有一个家族，三代人，超过十个人物，上海和纽约两个城市。对我而言，写这个小说，不是骑自行车，而是开一辆大卡车，常常都有把握不好的感觉，要用尽全力。这个小说在写作中有很多反复。下半部分的15万字几乎全部重新推倒重来。15万字全部报废的结果，只是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我而言，一定要站在感性事件的基础上，而不能依照理性去结构故事。我可以在事件中感受事件本身的意义，找到有力量的真实细节。我写小说，必须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我的感性比理性要强大得多。这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结论，但对我个人却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