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沧桑的面孔——鹤见佑辅《拜伦传》，陈秋帆译，湖南文艺出版社“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之一，１９９５年９月新１版
湖南文艺版的《拜伦传》是较为通用的译本。其实，鹤见佑辅的《拜伦传》写于１９３５年，而早在１９４３年，陈秋帆先生（署陈秋子，钟敬文先生夫人）即已将其译出交桂林远方书店出版。１９４６年上海新知书店又再版一次。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湖南人民出版社以《明月中天：拜伦传》为题将其列入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修订后重版了这部书（近十五万字）。１９９５年９月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新一版后，２０００年４月中共中央党校“世界名人名家名传”丛书还出版了李军译新版《拜伦传》（与《歌德传》合出）。所以，鹤见佑辅的这部书成为所有拜伦传记的中文译本中惟一有多个版本、多次印刷的一部，也是发行时间最长的一部，称其为最具沧桑感的一部中译拜伦传记，当不为过。
鹤见佑辅（１８８５～１９７３）是日本现代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这本《拜伦传》主要参考了莫洛亚的《拜伦传》，并酌采了托马斯 ·穆尔等人有关拜伦的传记，而且篇幅也不长，有人因而称其为莫氏《拜伦传》的“缩写本”。其实本书也颇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同时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社会斗争过程中还发挥过独特的作用。
首先，传记突出了拜伦作为追求个性自由、反叛精神强烈的斗士兼诗人的形象，这是传记作者本人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共鸣所致。而在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特定的呼唤民族独立解放、反对异族侵略的历史背景下，拜伦同情被压迫民族、支持异域民族解放斗争的高尚作为无疑使国人感到亲切和鼓舞。这是这部《拜伦传》能够在中国比较及时地译出并于抗战期间再版的主要原因。这一意义，钟敬文先生的《译本序》说得很清楚：“他毅然抛去诗笔，把资财和生命都献给反抗土耳其野蛮统治的希腊革命战争的壮伟故事，更是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衷心钦仰和乐于称道的。”“今天，在艰苦地战斗着，在崇敬着拜伦那种豪侠行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从这个传记里得到深刻的感动和高贵的启示么？”（钟敬文：《明月中天：拜伦传》译本序，第１１页，第１５页）而这与１９０２年梁启超通过自己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一次把拜伦及其诗歌介绍给国人的动机也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鹤见以极其抒情的笔触摹写以激情著称的浪漫主义诗人，可谓适得其所、相得益彰。全书文笔生动，叙事有致，字里行间热情洋溢，推崇褒扬的倾向性非常鲜明。诗一样的语言，格言般的评说，使得本书成为所有拜伦传记的译本中最有抒情味的一种。曾有论者提出本书的资产阶级传记作者的“趣味”和“偏见”问题（可参见易闻实《拜伦和鹤见佑辅的〈拜伦传〉》，附湖南文艺版《拜伦传》），认为鹤见津津乐道于拜伦的“随身骑士”、爱情纠葛等，而没有较多地介绍意大利革命者、拜伦对暴动工人的支持演讲等。其实，与几种已移译的西方拜伦传记相比，即使用我们正统的观点看，鹤见的创作都是比较得体的。他不仅对拜伦的革命行为评价颇高，而且对已基本没有异议的拜伦私生活的放荡等问题，也是巧妙地以待解之“谜”的形式予以暗示或回避。如著名的“赛沙 Ｔｈｙｒｚａ组诗”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后期英国诗人兼传记作家约翰·尼科尔（ＪｏｈｎＮｉｃｈｏｌ）在其《拜伦传》中就指出赛沙是暗指一位男性，莫洛亚的传记里也透露出拜伦与爱莱斯敦的不正常关系，且拜伦的书信和某些创作让人很容易产生赛沙就是爱莱斯敦的联想，但在鹤见书中则只是将这些归为“谜”，从而含含糊糊地交待过去：“（‘赛沙组诗’）都是哀艳凄断、感人心脾之作……是为谁而写的呢？到今天还隐藏在神秘之中。”（湖南文艺版，第９７页）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笔者在搜罗拜伦传记过程中，还曾购得一部台湾版《拜伦小传》。这部署“（日）小林旭日原著，戎耐婷编译”，台湾先见出版公司列入“风云人物系列”之十于１９９３年６月出版的传记，与大陆陈译本相比，印制质量是很好的，但除了没有钟敬文“中译本序”和戈宝权“丛书总序”外，惟一的“原创”内容就是有一篇介绍拜伦生平创作的短“序”而没有采用鹤见的原序，正文则与陈译本完全相同，一字不差。这是什么原因，两个本子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就不便妄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