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董文誉为“最有参考价值”的《太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是否是无可怀疑的信史呢?否!只要把太莱的记载同其他史料加以参证,就可以看出破绽来。太莱记载所谓刘步蟾擅改阵形的情形大致是这样:九月十七日上午八时,他正在餐桌上等候吃午饭。一个军官冲入饭堂告诉他“日舰已出现”。这时,丁汝昌、汉纳根、刘步蟾三人“皆聚飞桥上”,太莱也“奔赴”飞桥,“共商量尚有若干预备之时间”。接着,太莱到饭堂吃饭。丁、汉、刘三人则继续在飞桥上观察敌情和商讨问题。半小时后,太莱吃完饭,第二次“加入飞桥上的集会”。“时锚已起”。这时,太莱发现“信旗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刘以主舰居中;而非如提督与诸管带所决议,分段纵列”的阵形。据此,太莱认定这一阵形是刘步蟾为躲避敌方炮火而违令擅改的。如果对太莱的记载加以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
第一,太莱的回忆录全文共分三段。一、北洋海军,二、鸭绿江之故,三、威海卫之围。在“北洋海军”这一段末尾有“提督开战事会议,决议战时众舰前后分段纵列,成直线,每段大抵姐妹舰二,成‘四度行列’。予末被召赴此会,殊觉失望”的一段记述,但无会议的具体时间。从上下行文和编排看,太莱这里所说的“战事会议”,乃是平时在威海召开的一种战术讨论会。并非如董文所说是在“黄海海战前”的临战会议。因为海战前,北洋舰队一发现日舰,立即进行应战部署,无法召开这样的会议。同时,太莱并未参加这种会议,故对会议详情,并不了解。即使平时“战事会议”有“众舰分段纵列”的决议,但战争千变万化,也决不可能死守某种阵形一成不变,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临时改变阵形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事实正是如此,北洋舰队就是根据日舰成单纵阵,似欲“直攻中坚”的形势,而将并列纵阵临时改变为特角雁行阵的,这已为中外史料所证明。汉纳根报告中关于“九月十七日,我队与敌队相峙,曾布为并列纵阵前进,其后改为单纵阵,终至采用后翼单梯阵”,这是北洋舰队改变阵形经过的最好说明。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也说:“时汝昌自坐定远为督船,作特角鱼贯陈进(即“并列纵阵”、“分段纵列”阵形—引者)。遥望侨船作一字竖陈来扑,快船居前,兵船继之。汝昌谓其直攻中坚也,以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令作特角雁行陈(即后翼单梯阵—引者》” 。这段记载,不仅叙述了改阵经过,还指明了改阵原因。《冤海述闻》中也有北洋舰队由“特角鱼贯”阵,改为“特角雁行”阵的记载。解放后,访问参加黄海海战的北洋舰队老水手,也都说:北洋舰队先是“排成双纵队前进,一会儿又摆成人字阵式,向敌舰直冲”函。但是,太莱为了自圆其说,竟然说北洋舰队一起锚,阵形就被刘步蟾擅改为“横阵”,似乎不曾采取过双纵阵前进。他企图以此诬陷刘步蟾,但却恰恰在这里暴露了马脚。
第二,如果北洋舰队阵形不是由丁汝昌等所定,而是刘步蟾擅改。那么,根据中外史料记载,太莱发现刘步蟾改阵的时间应在午前十一时左右(北洋舰队发现日舰为十时三十分,据太莱记载经过半小时准备,舰队起锚应战),黄海海战是在午后零时五十分爆发。这就是说从太莱所谓发现刘步蟾改阵到海战打响,相隔尚有二小时之久。当时北海舰队以七里时速,日本舰队以十里时速相接近,故太莱发现刘步蟾改阵时,奴方舰队相距至少尚有二、三十里。在这么长的距离内,把所谓被刘步蟾擅改的“相并横列”阵形重新改为“分段纵列”阵形,在时间上完全来得及,因为“后翼单梯阵”改为“并列纵阵”极易,只要把两翼舰向中间收拢即成。而北洋舰队之所以没有重新变阵,绝非如太莱所说“然若更改,纷乱转甚”,而是因为刘步蟾压根就不曾擅改阵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