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中有一种人，叫侠士；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文化叫侠文化。侠文化存在于侠者身上，侠的豪迈，侠的柔情，侠的洒脱，侠的锄强扶弱，侠的替天行道，侠的义薄云天……“侠”千百年来都受到人们的敬仰、神往。“侠”传承的并非只是他们的武功，更多的是他们的精神！
侠之滥觞
侠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为人们所歌颂，是侠们高尚的情操引起社会共鸣的结果。侠的滥觞在墨家，墨家不乏行侠仗义的剑客。这些最早的准侠客，在生活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是一般武夫所不能及的。
在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春秋战国，人们呼唤着正义的回归，渴望着和平的生活，“侠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便应运而生，侠、文本一家。得到了社会广泛支持的侠，更是寄托了同门师兄弟的政治理想，专诸为吴王阖闾杀王僚夺王位，聂政报主而杀韩相，更有荆轲为报太子丹而刺秦王……
他们的行侠于义、不惜性命，广为人们称颂，也就不足为奇了！
侠之背后
侠能够被传颂，文人起着重要的作用。文人身负改造社会的重任，而自己又“手无缚鸡之力”，他们被排挤、打压，失去了实现自己理想的能力，他们慨叹，他们退缩了抑或改了行。屈原也好，陶潜也好，“竹林七贤”也好，不能不说是这一悲剧的范例。然而文人自不会寂寞，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武侠，武侠的仗义，武侠的豪气，武侠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使他们成为了文人的座上之宾，纸上英雄。梁山好汉能跳出强盗圈，不就是因其能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替文人说出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的话么？
文人爱侠，文人羡侠，历代文人中自诩为侠的人就不少。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着并非偶然。李白的“抽刀断水”，龚自珍的“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谭嗣同与王五的刎颈之交，秋瑾的“夜闻龙泉剑上铭”，无不抒发了文人的侠情。
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可以说是对文人与武侠关系的诠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人即武侠，武侠即文人。文人用笔，用舌抒发着自己的理想；武侠用剑，用刀铲除着世间的不平。他们相辅相成，作为现实生活的批判者、矫正者，共同走在现实之前。
文人也是侠客，而且是更高意义上的侠客；武侠也是文人，而且是更讲实际的文人。
侠之大者
纵观金庸先生的小说，文人的侠情蕴含其中，令人回味无穷。令狐冲的笑傲江湖与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样洒脱；张无忌窗下画眉饱含刘伯温对朱元璋的无奈；袁承志的归隐更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式的对昏君乱世的消极对抗。这里文人与侠客都是“进不能兼济天下”，只好“退而独善其身”了。他们虽有一种自命清高式的洒脱，但多少有点文人的小性子。
文人虽有时有点小性子，但在国家危亡时却奋不顾身，武侠更是如此。可见真正的侠之大者是上报国家，下抚黎民的，只有拥有“下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悲天悯人情怀的人才可称为侠之大者。这是文人政治理想在武侠领域的延伸。
大侠背负着的是安邦定国的重任。不论是“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地归隐型侠客，还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死节型侠客，他们共同的初衷，都是救民于水火，救生灵于涂炭，建立一个国泰民安的桃源世界。老、庄教民返璞归真，孔、孟教人实现美政理想，侠客与文人有着相同的理想，做的是一件事。为理想现身，才是大侠的真正精神，更是侠之大者了！
侠之继承
孔庆东认为，中华名族的民族精神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儒家思想，这是主流的；还有一个是容易被人忽略的，那就是“侠”，武侠的侠，侠义的侠。的确，社会在发展，我们可能不必仗剑行侠，不必“士为知己者死”，但“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不可丢。因为这是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因子，理应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