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武器的威力与作用的历史见证人。萨尔浒之战惨败的七年之后，宁远大战在即。由闽南人铸造的十一门红夷大炮被安放在城外演武场中。围绕这十一门红夷大炮是否参加与努尔哈赤的生死决战，争论不休。有人担心会重蹈辽东战役之履辙，大炮炸膛而杀害自己的士兵；有人认为这会被敌人所用，主张用锻铁将各炮的火门封死，莫衷一是。
　　“火器把总”彭簪古与孙元化在京城受过严格训练，对这批红夷大炮的巨大威力与作用心中有数。他们认为可以“凭坚城，用大炮。”以罗立为首的二十六位闽南炮兵支持彭簪古的战术主张。守将袁崇焕认为这十一门红夷大炮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是击杀快速密集骑兵的先进武器，他认为“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着。”他下令，火速将城外十一门大炮运入城内，架设在东、西、南、北四个城头。同时命令彭簪古负责指挥东、北方向炮群；罗立负责指挥西、南二面大炮，彼此相互援应。

　　战争的结果，由罗立操射的那尊“三千斤重”的红夷大炮，击毙努尔哈赤的侄孙和爱将火狐狸，努尔哈赤本人也被罗立发炮打中黄龙幕帐致重伤而亡！
　　宁远大捷是明朝从抚顺失陷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是自“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的一个大胜仗！明熹宗圣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之，深足为封疆吐气！”
　　天启六年三月，立首功的红夷大炮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彭簪古因指挥作战有功，获加都督职衔，而操管该炮的闽卒罗立被提升为“把总”。
　　天启六年四月，礼部更奉旨差官拜祭宁远退敌的红夷大炮，正式奠定了由闽南人铸造的新型红夷大炮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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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启六年，明军在宁远城头重创努尔哈赤军队的红夷大炮是谁铸造的？努尔哈赤是被谁打死的？这两大历史疑问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2005年，福建石狮市博物馆从民间收集到一块明代兵部尚书黄克缵为其堂兄黄克立撰写的墓志铭。透过墓志铭这一物证和《明史》及相关史料，终于拂去历史谜尘，弄清楚了两大历史事实：闽南人铸造的红夷大炮重创了努尔哈赤军队；努尔哈赤是被“闽卒”用红夷大炮炸伤致死的。
　　《黄克立墓志铭》铭刻在一块长50厘米、宽30厘米、厚3厘米的青草石上，用蝇头小楷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宁远大捷中立下战功的闽南人是黄克缵委托侄孙黄调焕从泉州同安招募而来的——
　　“余(指黄克缵)为戎政兵部尚书，值建贼(指努尔哈赤)攻辽阳，京师大震，余命兄(指黄克立)孙(黄)调焕募同安(指泉州府同安县)善铸吕宋炮(即红夷大炮)者十四人，携之入京。铸三十门而上疏解其六于辽，令焕(指黄调焕)为守备，将南京所携工用炮者三十人与之偕。内一炮重三千斤，为参将李秉诚取守奉集堡。夷将火狐狸将二万人来攻城，炮一发击死贼八百人，歼其二将，乃火狐狸与哈赤侄也……”(墓志铭内容摘录)
　　黄克缵(1550-1634年)，福建晋江梅林(今石狮市永宁镇梅林村)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战役——萨尔浒之战爆发，明军全线败北。为了扭转辽东败局，明神宗下诏召黄克缵入京，任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黄克缵知道闽南人早在明万历二年就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有频密的往来与接触，并且建立了深厚友谊，得到铸造“吕宋铜炮”之秘诀。他委托黄调焕招募泉州府同安县(当时同安属泉州辖区)善于铸造“吕宋大铜炮”(红夷大炮)的14人到北京，第一次铸造出30门大炮，并调其中6门到东北前线。其中一门重达三千斤，由当时的参将李秉诚带到军事要地奉集堡。黄调焕也因此被朝廷授守备衔。

　　(来源:中华遗产杂志2007年第6期,文/胡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