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官场体制决定了官员离不开师爷
文官制度下,八股出身并无多少管理经验的新任官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必得倚重师爷的才智。由明入清,特别是清代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法律体系,从顺治到同治的200多年间,已成文的律法已有1800多条,一般科举出身的官员没有经过专门学习是根本无法掌握的,而且,审案还需要专门的刑侦、解剖等知识,这让这些科考入仕的文人更是一窍不通。
但是,司法审判偏偏又是朝廷考察地方官政绩的头等大事,他们不得不延聘精通此道的刑名师爷来协助处理。刑名师爷于是也就成了各级官衙操纵生杀大权的关键人物。位列其次的是钱谷师爷;这是因为财税也是考量一个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方面,所以钱谷师爷手中也操控着官员的去留和升迁,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高级师爷由于包办事务更重要,因而威风得很。当年左宗棠给骆秉章做师爷时,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樊山的父亲身为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左师爷,左师爷一句话,总兵大人的乌纱帽就丢了。包办文案的夫子一支笔,往往又毒又狠。一字之差,可以陷人于狱,也可以解人罪过。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内,在与太平军打仗的奏折中,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差,在战败之余,精神和气韵完全不同,使东家转危为安,成为师爷的杰作,流传至今犹称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