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福利养懒人”这个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规矩，北欧的“福利国家”应该是最多懒人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妨通过北欧国家和美国就业保障制度的对比，来看看完善的福利制度如何“养出”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美国的传统制造业，瞄准的是大众市场，采用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体制”。“福特体制”的特点是标准化、流水线化，不仅每个部件都可以随意替换，工人也可以随意替换。工人所从事的是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其功能近乎一个机械手，不需要太多的训练，有“普通技能”大致就可以应付。与之相对的，是精品生产，瞄准的是所谓“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或称“缝隙市场”“小众市场”。特别定作的高端产品，批量甚小的特殊产品，乃至生产消费品的特殊器具、机械等等“生产性物资”，都属于这类。这样的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技能非常精深，职工必须具有处理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中的问题的能力。介于两者之中的，则是多元化的大规模生产(DMP: diversified mass production)。这种生产仍然面对大众市场，保持很大的批量，但比较灵活，可以针对用户的需求随时根据产品的原型进行修改。日本的汽车业和电器业大致就属于这种模式。
美国的体制，鼓励少数人拔尖，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创造阶层。这些人不管从事哪个行当，都有通才教育的背景，视野开阔，创意充足，不受本专业传统模式的限制。因此，美国每能领导突变式的变革。乔布斯就是这方面典型的弄潮儿。同时，这些聪明人能够设计出傻瓜都能操作的大规模生产程序，减少了对高级技术工人的依赖。一旦工人如同随时可替换的部件一般，企业就随时可以“外包”到低薪国家，在全球化中表现得异常灵活，但也导致了工人的价值越来越低，导致了所谓“冲向底层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既然中国工人能干美国工人的活儿，老板凭什么支付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如果印度工人拿一半钱就能干中国工人的活儿，中国工人的工资也过高了。美国制造业在“中国制造”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美国的传统制造业，瞄准的是大众市场，采用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体制”。“福特体制”的特点是标准化、流水线化，不仅每个部件都可以随意替换，工人也可以随意替换。工人所从事的是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其功能近乎一个机械手，不需要太多的训练，有“普通技能”大致就可以应付。与之相对的，是精品生产，瞄准的是所谓“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或称“缝隙市场”“小众市场”。特别定作的高端产品，批量甚小的特殊产品，乃至生产消费品的特殊器具、机械等等“生产性物资”，都属于这类。这样的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技能非常精深，职工必须具有处理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中的问题的能力。介于两者之中的，则是多元化的大规模生产(DMP: diversified mass production)。这种生产仍然面对大众市场，保持很大的批量，但比较灵活，可以针对用户的需求随时根据产品的原型进行修改。日本的汽车业和电器业大致就属于这种模式。
美国的体制，鼓励少数人拔尖，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创造阶层。这些人不管从事哪个行当，都有通才教育的背景，视野开阔，创意充足，不受本专业传统模式的限制。因此，美国每能领导突变式的变革。乔布斯就是这方面典型的弄潮儿。同时，这些聪明人能够设计出傻瓜都能操作的大规模生产程序，减少了对高级技术工人的依赖。一旦工人如同随时可替换的部件一般，企业就随时可以“外包”到低薪国家，在全球化中表现得异常灵活，但也导致了工人的价值越来越低，导致了所谓“冲向底层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既然中国工人能干美国工人的活儿，老板凭什么支付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如果印度工人拿一半钱就能干中国工人的活儿，中国工人的工资也过高了。美国制造业在“中国制造”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