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过《故事新编》，其中的“采薇”一篇，也提到了牧野之战。鲁迅讲：

　　“传说也不少：有的说，周师到了牧野，和纣王的兵大战,杀得他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连木棍也浮起来,仿佛水上的草梗一样;有的却道纣王的兵虽然有七十万,其实并没有战,一望见姜太公带着大军前来,便回转身,反替武王开路了·····”云云。

　　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是真的，鲁迅由于只关注“研究国民劣根性”的大局，没有了深入“解剖”的兴趣，所以没有说出他的看法。其实，这两种不同的说法里边，也正映着中国人在历史观里所表现出来的“劣根性”，那就是对于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不公平看待法：一味地踩踏失败者，而全面美化成功者。

　　鲁迅言的这两种说法，其实是起自不同的时间点。第一种“流血漂杵”的说法，要早上很多，是《尚书·武成》里记载的。后一种说法，则是后来的孟子首先讲出来的。

 孟子这个人，思想比较奇怪，他看了古代的《尚书》中的《武成》一篇，上边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凶残场面，说武王杀了很多很多的商人，乃至“流血漂杵、赤地千里”，孟子觉得不可信。孟子发言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意思是，仁者无敌，以“至仁”打“至不仁”，为什么还要闹得血流漂杵呢？武王伐纣，应该是兵不血刃才对。

　　但是，孟子死活不肯相信流血漂杵，不认为武王伐纣会杀了那么多人，甚至进而认为记录了“周武王伐纣杀得商军流血漂杵、赤地千里”的《尚书·武成》一文，是不可信的。因此孟子还说出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名言。

后代的学们者，受孟子的启发，就开始营造商人倒戈，为武王先驱的“兵不血刃”的场面，而且越说越厉害，一反古书《尚书》上的说法，慢慢成为了主流的观点，最终被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上。一经司马迁的认可，于是终于连今天的历史课本上都是这么写的了：“商人临阵倒戈，为武王前驱！”

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改朝换代，每次都是死了大量的人，人口常常锐减一半。为什么孟子偏偏说周武王颠覆商王朝的这次改朝换代，流了血却不合理呢，一定要兵不血刃才对呢？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其实，孟子的推理，推得非常“不讲理”。他的大致的意思是说——其实他的意思可以表达为这样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就是“超级仁”的意思）伐至不仁，不需要大量杀生就能成功，不需要流太多血、流血漂杵。

小前提：周武王是至仁。

孟子结论：至仁的周武王，打至不仁的的商纣王，不需要流血漂杵，所以“流血漂杵”是没有的事。

我们说，孟子的那个大前提是靠不住的。“仁人无敌于天下，至仁伐至不仁，不需要流太多血”，这个论点是一厢情愿的。即使是正义的仁人，打不正义、不仁的人，更多时候也是要流血的。一个政权的颠覆，没有不流血的，哪怕是推翻非正义的政权，也是要大大地流血的。

譬如在二战中，苏军进攻柏林，这是正义的进攻吧，是“至仁”进攻“至不仁”了吧，但苏军还是往柏林打了一百五十万发炮弹，令德军死伤无数，残肢成堆，才拿下这座变成了瓦砾的城市，并没有兵不血刃。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早已是令天怒人怨，解放军解放被压迫的群众，分配民众以田地，进攻腐败的国民党，这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吧，但照样是打了三大战役，令国民党军被歼灭过百万，流了很多血，才颠覆了其政权。美国的独立战争，林肯的废除黑奴，这都是正义或至仁的吧，可都是敌我一场混战，流血无数之后才实现的。陈胜进攻秦帝国，是正义的了吧，但也未见秦帝国的七十万刑徒就倒戈了（相反，他们是把“正义”的陈胜给打出去了）。而后来项羽刘邦是杀死了三四十万秦军，流血成河，才颠覆了秦王朝。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尝不要流血呢。凭什么周武王伐纣，孟子却非说它不要流血。

纣王之“至不仁”，未必更甚于秦二世，周武王作为附庸国从外部入侵中央，其“至仁”和“正义”，未必高于刘邦、项羽之进攻秦二世，而孟子却说周武王在战斗中兵不血刃、不犯杀戒地颠覆了商王朝，比刘邦项羽打败秦帝国还容易，实在是大言欺人。

这主要是孟子之徒超喜欢周文王父子，为了打扮他们的仁义形象，觉得他们在牧野杀了很多人，不利于二者的形象完美，所以，硬拿推理替代史实，硬定了一个“仁者无敌”的大前提来论证周文王父子没有杀人，实在是强词夺理，遮蔽众听。惜乎后世学者都迷信他这个如此低级的小迷魂弹。但也有不信邪的，比如《论衡》作者王充就有评说：“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王充是不相信孟子的，说得多好啊！

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乃至世界革新换代的历史，都证明，“仁者”注定是要战胜“不仁者”，但也是要作出巨大牺牲的。仁者“兵不血刃”就能战胜不仁者的例子，几乎还一个都举不出来。

现在说孟子的小前提：周文王、周武王是“至仁”。这其实也是不全面的溢美之词。

周文王、周武王，因为是大周的开国者，所以整个有周一代，一直是正面的人物，是周代学者们美化的宠儿。譬如孟子就在自己的书中说：“周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说周文王不征商业税、少征农业税，非常仁义，是圣人。

但这是不全面的，是只强调了光亮的一面，而隐去了消极的部分。单按这种“仁义”的路子，周文王是组织不起对商王朝的有效进攻的。是凡组织对外进攻，不论是秦始皇还是希特勒，前提条件都是要对民众加强敛税和民力调用。近代打仗，也是这样，也要加捐加派，要老百姓勒紧裤带，以支撑大炮和枪弹的开支。你要是整天行仁义，那就根本不要想着对外打仗扩张。

其实，从很多层面看，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不是“至仁”，而是一贯用比较“严苛”的政策和手段，才最终战胜了商王朝。我可以暂举两三个例子：

一是《左传》上说的，周文王大肆捕捉逃亡者。捕捉逃亡者的目的是什么呢，《左传》上没有说，但根据后来商鞅捕捉逃亡者，以及后代帝王们的禁止人们逃亡，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是强迫这帮人回来完税、交粮、服役、当兵吧，以直接或间接地支撑自己的对外扩张。要想动员起强大的国家战争机器，要想对外进攻别人（商帝国），势必就要先加强对自己民众的控制，使自己有力量进攻别人，这是一个规律。但这就有点不仁了。

第二个例子，周武王和姜子牙要伐纣，但当时周国内有反战力量。在占卜仪式上，蓍草和乌龟壳发表意见说，进攻是“大凶”。蓍草和乌龟壳当然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他们是替占卜师说话，代表了当时的部分政府要人和部分的民意是都反对进攻商王朝的。伯夷、叔齐更是站出来直接反对，甚至拦住了马头。但这些反对力量，被周武王和姜子牙用铁碗手段压制了，他们还是硬去出兵打商王朝去了。可见他们也不是乐呵呵地很仁义，唯民意是从的。

第三个例子，据《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六韬逸文》、《说苑》等书记载，灭商以后，“天下惶惶未定”，姜子牙提出，把所有商人都杀死，“使靡有余”——这就更“不仁”了！简直是要种zu灭jue。而且，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很多商人对周人是不合作态度，所以逼得姜子牙提出要mie绝他们。可见前面商人倒戈为周武王先驱的事，就更不可信其曾出现了。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周文王、周武王可能不是“恶人”，但用“至仁”、“行仁义”这样的词来简单地概括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失之于脸谱化、概念化，是存在着很大的勉强和片面的。

而且，蓍草、乌龟壳和伯夷、叔齐这种反战反扩张的思想，未必是错误的。至少它说明，周文王周武王的军事扩张政策，未必是代表当时周方国的全部民意的。本国人尚且未必完全拥护他，认为他出去打仗和扩张是不道义和错误的，那，被进攻一方的商朝人，会一致认为他的进攻是道义的，乃至不但不抵抗，反倒要倒戈投降地来拥护他吗？其实，也正是因为商人未肯服从，更不曾倒戈，而是跟周人采取对立态度，所以在攻破商王朝后，姜子牙才提出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杀光商人。

最后，姜子牙的意见由于太冒风险，没有得到采纳，商朝的大批遗民，最终都交由纣王的儿子武庚统领，继续呆在原朝歌地区，作为封国存在。这说明，商人对纣王家族是有拥护的，所以周人只好顺应之而封纣王的儿子，让他继续统领旧商民众。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有这样一个现实，即商人并没有对纣王家族众叛亲离，所以才搞得周人很被动，又想全部mie绝商人，又不敢，最后只好原地封他们不动，接受纣王的儿子领导。

商纣王在覆mie了之后，他的儿子仍然能够把商人凝聚在自己身边，那牧野之战的时候，他家也应该能掌控商人集团，不会出现当地民众纷纷失控，倒戈而战�

而且，在商朝miewng被封之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又领导商朝遗民，再次进行了junsiqyi，规模相当大，引得周公和姜子牙发bin，共同来jiaomie之。这也再次说明，纣王的儿子还是对民众有hao召力的，纣王家族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如果早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人就倒戈伐纣王了，纣王已经被商人恨的入骨了，纣王的儿子如何还能领导商人掀起大qiyi。如果商人真地是曾经倒戈来迎接周武王的，如何后面又要qiyi。后来，大批商人被迁往洛邑安扎，由周人和洛邑八师紧密地看起来，贬称为“殷顽”，如果商人曾是积极欢迎周武王的，周人何至于要用这种提防和集中管制的办法对付他们。接下来周人为什么又要处心积虑地采取迁徙的方式，把大批商人遗民分遣到各个姬姓封国去，隔离管理。种种迹象表明，周人与商人，是严重对立的，商人大规模倒ge迎接周武王，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孟子为什么不反着考虑一下：武王伐纣之所以打得流血漂杵，那是因为武王不是什么“至仁”，纣王也不是“至不仁”，商人民众也没有丧失对纣王父子的追随之心，周人并不是全部民意都要求去进攻商人，所以二者相打，流血漂杵，也就势不可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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