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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实的标题

好长啊

我还以为是AV的文章←_←不是你写的文章，是关于AV的-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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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你居然在更新？！

说偏激
萧瀚
我经常被人教育：“你太偏激了。”
对于这样的教育，我是很不屑的。这样教育我的人，大抵没什么脑子，你让伊讲个子丑寅卯，什么地方偏激了，为什么偏激了，指出条道道来，偏激的理由是什么，什么是正确的，不偏激的，伊一般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很简单，仅仅凭着感觉，说人偏激，是不负责任的，这种没经过有效论证的判断，不值一哂。
偏激什么意思，《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意见、主张）过火”。这解释差不多等于没解释。什么叫过火？烧得太猛了？做饭还是烧水？
中国人是讲究中庸的，我也是，不过我和绝大部分人挂在嘴上那支高级雪茄似的中庸，一点关系都没有。
孔子的孙子子思，是《中庸》的作者，是中庸思想的发明家，也是中国在哲学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理学大师程氏兄弟这样解释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这样解释中庸：“中者，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可见，中庸者，理也，理者，道也。
在现实中，我遇到许多人，他们把和事佬当成中庸的代表；把不分是非的和稀泥当成中庸；把回避问题本质当成中庸；把对真理的恐惧粉饰成中庸。依我之见，倘以子思、子程子、朱子的标准来衡量，这种表面上的折衷，实际上离道最远，再刻薄一点，那就堕入所谓的伪儒、小人儒恶道了。孔子当年在鲁国当司寇，因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而走人，恐怕那帮“中庸”人士也一定认为他偏激得可笑。如果他们这样就是中庸的话，那我还真愿意要这个偏激的恶名。
我的朋友摩罗先生，当年在其名著《耻辱者手记》里那句震撼我的话：
“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念，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
在一个常识已经失去了地位的国度，在一个犬儒主义风行于世的时代，坚持常识居然成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思想——是的，别说没有可悲到这地步！就是在那些穷吹当代中国能够出现思想大家，出诺奖科学家，出什么什么家的人的嘴里，你又听到过多少他们敢说出来的常识呢？要是连常识都不敢说，还能有什么大家，岂非痴人说梦？
在这样的时代，说出常识，常常要付出代价，它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自由，甚至可能还是你的生命。
我不得不很认真，很负责任地给自己一个评价：我是个懦夫，因为我从来不敢说出所有常识。为了一点过于可贵的尊严和自由，我只是在选择性地说出常识。我那些说出全部常识的朋友都在监狱里，或者曾经在监狱里呆过。我唯一还剩下的一点点勇气，就是承认自己是个懦夫。诚如摩罗先生一直提倡的要有耻辱意识，是的，这耻辱意识我自诩还是有一点的。
这么多年来，被人教育不要偏激的时候，我深知，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教育者存在三种情况。
一种是他们自己在内心里想法和我差别不大，但有些话不愿意别人当众说出来，因为这跟通常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河蟹状态实在太不协调，这是对所有人的冒犯，冒犯了他们集体沉默的权利——当然是权利，一种基本的消极自由，呵呵。这在中国知识界是常态，是常识！他们可以羡慕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可以羡慕美国的宪政制度，羡慕法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但是也就羡慕罢了。他们可以在一切重大的社会问题面前失语失明失聪，他们的三思而行，只是“三失才行”的意思。摩罗十年前痛骂中国知识人的萎靡与不知耻，现状并没有改变。中国人里没几个人配说自己是知识分子，一般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坟墓或者监狱里，或者甚至是在被活埋的无名氏花名册上，少数漏网的也没几个——还不能举例，不然简直变成通风报信、落井下石了。
第二种情形是，“教育”我的人本身就是脑在水中央的人，他们受了多年奴化教育，许多奴格教条早已像他们的影子一样，刀刻火烙在他们麻木的心灵中，当你用常识轰击他们的麻木时，他们本能的反抗就是说你偏激，说你太激烈了。这种人如果没有彻底蜕变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已是天字第一喜。因此，对他们的不要偏激之教导，我连反驳的兴致都没有。
第三种情形是，一些好朋友担心我在学术上走上歧路，或者干脆就是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于是要给我泼泼冷水，但是这冷水一不小心，就差点变成了脏水，对于这样的关心，我只有苦笑，因为他们的好意和善意，我唯有心领，别无可说之语——毕竟，人不是为学术而生活，而是因为生活而思考，那些半生不死、木乃伊一样的所谓学术，于我只是垃圾，除了清理掉，没有其他用途，谈何歧途。
然而，无论哪种情形，在一个问题上是共同的，那就是暗示了一个建议：宁可不要常识，因为你说出的这个常识对他们来讲，不但没有意义，可能还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奈，而这是令人不快的。不管出于他们自己的需要，还是出于关心我的必要。任何一个追求真实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依靠回避去建立真正的生活，恰恰只有在承认的基础上，才能超越令人不快的现实，从而建立有意义的生活。我所看重的，是常识于我自己之重要，及其传播之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提醒更多的人正视现实。如果我们不捍卫常识，不将常识从现实的迷离乱相中拯救出来，中国将一代代地盛产脑残人士，如果我永远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活不活又有多大区别——如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我去死，你们继续活下去，但你们并不知道我和你们哪一个更好。

奥巴马不能只靠外交
不顺从的对手，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对策是轰炸他们；如果他们不听话，就继续轰炸他们。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则认为，美国应当与敌人对话；如果他们不听话，就应当继续与他们对话。
有人会觉得这样子形容他们不公正。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对。如果说小布什印证了“打来打去”并不能让世界更美好，那么奥巴马也应该认识到，“谈来谈去”也有其局限性。在两位领导人的主政下，美国的实力都显著减弱，虽然两人的做法截然不同。
奥巴马相信外交手段是比较容易得到人们支持的。在小布什的副手们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等人制造了巨大破坏之后，美国亟需一位充分认识世界多极化现实、愿意尝试外交手段的总统。
“可打可不打的战争”可能造成严重损失，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便是惨痛教训。代价高昂的失败促使美国人将目光移向国内，放弃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这种秩序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就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美国可能置世界于不顾。
大西洋彼岸，小布什发起的战争巩固了欧洲人的天真想法：调解和让步总好于引起冲突。这种心态令人想起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绥靖政策。
先是叙利亚内战，后是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并试图将乌克兰其余部分变成失败的国家。这些事情表明，当美国政府过于重视忍让克制、拿不出行动决心时，会发生什么。
我一直觉得，认为美国衰落不可阻挡的论调太过夸张。但有一点是真的：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使得全球对美国衰落程度的认识，要远甚于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实际衰落。
这些认识事关重大，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我近日参加了韩国首尔峨山研究院(Asan Institute)的年度论坛。与会的外交政策专家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谁该为当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及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负责？
与会者均同意一点：正进行亚洲四国之行的奥巴马将难以重振美国在其盟国心中的地位。
普京(Vladimir Putin)出兵乌克兰，基于两点理由。第一点植根于19世纪的理念：俄罗斯的安全取决于对近邻的控制。出兵是俄政府未能将乌克兰强制纳入欧亚联盟的结果。第二，普京估计，欧洲的不团结和奥巴马回避对抗的态度将弱化国际反应。
白宫派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连续举行数轮谈判，这点无可厚非。不过，外交不可能凭空起作用。美国需要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表明它准备让俄罗斯政府付出巨大代价——这是美国一直所缺乏的。
我并不是主张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应该拿起枪。但美国政府本可以（现在仍然应该这么做）推动一系列更为强有力的经济举措，包括金融制裁，以展示其维护国际行为基本准则的决心。
当然，一些欧洲人会抱怨。但我猜，很多人会为美国拿出这样一项计划而暗自庆幸：这项计划迫使欧洲国家严肃看待它们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并向那些把公司利益置于国际法之上的欧洲企业施压。毕竟，对于欧洲而言，另一种选择是放弃所有关于国际合作精神的主张，回到依靠力量强弱决定国境分界线的日子。
在北约撤出阿富汗后，奥巴马和北约(Nato)其他领导人将在今年夏季制定一条新的路线。一些人认为，普京帮他们做好了这件事情。他们表示，北约可以重新开始，再次担当起作为欧洲防御守卫者的角色。
事实是各国政府肩负着更重大的任务。如果北约没有重新为共同防御提出政治理由的话，那么向波兰和巴尔干半岛派出更多军队将是毫无意义的。北约的使命是通过作为一种可信的威慑力量来避免战争爆发。但只有在各国政府恢复北约在选民心目中合法性的情况下，这种威慑才会可信，而选民已开始对国防开支的效果表示严重怀疑。
乌克兰事件本应给欧洲人敲响警钟，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安全和自由又面临威胁。民调显示，欧洲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与俄罗斯不管冷战还是热战都不是良策。认为对话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也不可行。在强硬回应普京的同时，还应表明一种态度：如果俄罗斯按规则行事，彼此就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奥巴马。
在首尔，我听到很多有关东亚需要一个强大美国的说法。欧洲也需要，不过欧洲不愿承认这点。

@向日葵的梦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