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出关》
A段
我是打车去的。似乎已经是过了十一点，所以出租车的每次跳表都会让我心惊肉跳一下。
我穿着蓝色的毛线衫，算是自己衣橱里价格最高的几件衣服中的一件，还是esprit的诶。在一个已经入秋的深夜，其实理所当然会觉得冷。而多少，我在走进那家红茶点的时候稍微在发抖，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
B段
他喝醉的时候，整个脸也红起来，他显得非常开心，平日里他也是个情绪很容易亢奋起来的人，可喝醉的时候他什么都更加纯粹了起来，他笑得很纯粹，他把一首歌彪得很高，在座的人纷纷鼓掌。而后他上来勾着我的脖子，我仰脸问他：“郭总你醉了吧？”他说：“我醉啦，我已经醉得妈都不认得了。”而这个后缀在这天已经被他使用了多次。他夸奖每个女孩子“美得妈都不认得”，每个男孩子“帅得妈都不认得”。
每个人都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似的改变。
我们一起唱着《穷开心》《黑吃黑》《爱情买卖》，半路我会突然杀出去，脚步飘摇地在卫生间里整理自己的眼妆，然后脱掉近一双将近两千块的高跟鞋却仍然是脚步飘摇地回来。而他已经转战到下一个角落，他站在人群最新认识的小朋友们中间，并没有掩饰自己高调的欢喜。他看来是有些堂皇的，还有一些和我一样的时间过后的沧桑。

A段
在我入座五分钟后，有个人影推门进来了。我问他：“是四维吗？”他问我：“落落？”我们一起微笑着，羞赧，局促和我的一丝紧张。
我们在一家叫泡沫红茶坊的24小时营业场所里。光线不太明亮。他头发长长的。我脸胖胖的。
B段
买第二件年会礼服裙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地便对店员说：“那我要了。”虽然心里知道这种价格不菲的白色礼裙一定是只穿一次的。但觉得也无所谓吧。
试装的时候站在落地镜面前，当然是因为觉得还挺好看才买的，可内心那堵着什么的一股劲儿，究竟来自哪里的？那天的鞋子跟高8公分，并且也是回家后才看清楚居然是37码的（比我平日的鞋码小了1.5诶），导致我连在梦中脚趾都依然蜷缩在一起。
可依然是觉得这些都没有所谓。

A段
白天看动画，晚上上网。或者白天上网，晚上看动画。在一个个苟且的日子里，坐在床头百无聊赖地剪着脚趾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活得也就这样了，什么也算不上地那养地活着。我是个没有目标、没有包袱、没有成就、没有怨恨、没有疲劳，单纯仓皇地活着的人。
而他那个时候呢，刚刚在新概念比赛中拿了两个奖，出了一本不仅仅能用“风起云涌”来形容的书，他那时还和大学的同学们住在一起，貌似处得不算很好。而他会找到我，约我出门实现我们第一次的碰面，是他想到一个主意，觉得也许可以尝试看看。
我们各自面对一杯饮料。在这之前，我们还有过认识后的第一次通话。他的声音的确阳光好听，是光听声音就让我不由会喜欢的类型，太年轻了，太阳光了，还有必然的青涩感。他在电话那头说：“哎呀，真的是落落吗？真的是你吗？”而我还不知道叫他什么才算合适，“郭敬明”是不是太证实了？而网上很多人叫他“小四”，却会不会从我口中说出的时候有些太逾距？因而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自己为是地跳了中间那个“四维”来称呼他。
他说想做一本叫做《岛》的刊物，随后想到了我，他尝试找我当面谈一谈，我们两个人约在了七年前的位于徐家汇附近的红茶馆。

B段
在年会的前一晚，我还在和同事们为了新的《文艺风象》加班。这是我们搬出新公司后的又一场硬仗。虽然地址离自己的居所非常遥远，可好在内部被装饰了暖意融融的居家感（简而言之就是堆满了生活杂物），我和tree蜗居在两台电脑前，偶尔推开办公室大门，设计部的胡小西、Fredie.L和yeile也仍然守着这个凌晨的夜晚。
我站在这个白净的宽敞的空间里，内心里感觉着一丝辛酸、一丝满足，和一丝不知从何而来的慰藉。好像是放下了什么之后，用重新空空的两手，再次握住了一道来自未来的光。
于是不等二十四个小时过去，我们就在这道光的披挂下，变成昂首阔步的、犹如从河面上跃起了翅膀的飞鸟，再把脖子长长地迎向旭日东升起的地方。

A段
他喜欢四叶草的装饰。斜挎一个adidas背包，让他看来更单薄。旅游鞋多半是白色的。然后呢，再然后呢？
一个只有四个人的工作室。女生们经常在我拜访的时候吃着煮毛豆或敷着面膜。有时候我嫌麻烦便常常直接投宿一晚，那时便有过很多彻夜的长谈。
他说：“落落你写得很好的”“你可以试试写一本长篇”“长篇还是比短篇更有力量的”。当日后，我在他的陪伴下迎来人生中的第一场签售时，因为紧张，他也曾劝过我“怕什么，我第一次签售的时候，根本没几个人来，就在那里和书店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个小时的天。”
我想象他坐在一张书桌前，玩弄着手里的笔杆以掩饰内心的尴尬，他还必然是笑着的，又要轻松地表现出没什么在意——可我已经很难想象出这样的场景在他身上发生了。然而，多多少少，这又奇妙地安慰了我，在人生的没准儿前十场签售里，正视自己内心的不安和失落，一边快乐地喝着饮料与工作人员闲谈，打发没有人来的时间。
就在那前十场的签售中，有一场父母也说要来参观，当然我内心是十万个不情愿，总觉得那一定是格外的糗，可我没料到更糗的是来者寥寥，而这个短暂签售过程的一切都被我的父母看在了眼中。但怎么恩那个想到呢？他们居然还是倍加感动，直说自己的女儿有出息了，自己的女儿变厉害了。老妈回家后还思潮起伏地写了一封“看女儿签售有感”。但那却是一次毫不成功、让我险些丧失信心的活动啊。
原来摧毁我的不是来自外界的被忽略，而是那封我根本不能读完的热情的信。

B段
奥迪车把我送到了外滩。整个裙摆塞满了前排，像一片被凝固的绿色的汽水。
我和车内的笛安和王浣一起，经过灯火辉煌的外滩。这个地方，小时候来过很多次，被父母架在堤岸上的合影里，他们还能年轻地穿着过分时髦的牛仔短裤和黑色乔其纱的袜子。小时候的我剪了十年的男生头，现在头发已经变得很长很长了，对着车内的化妆镜再一次打量自己——一定是成熟的了。时间留下很明晰的阅读痕迹。实现了一次盛装礼服的愿望吗？被人频繁评价为“好像公主”“像女王”，在椅子上和公司最高销量的作者们端着酒杯。
我们在庆祝。
庆祝什么呢？
我们在恭迎。
恭迎什么呢？
我们甚至在告慰吧。
而我们告慰什么呢？

A段
有一年在北京，我和他结束了活动后无人照顾，我们于是自行前往一家小酒吧，雪碧贵到十六块一罐，咬咬牙他买了两罐。其实那天还是喝得很开心，喝的我最后差点因为失禁在返回的出租车上丢了一次脸。 我们楼在一起说着“要成功啊”“要努力啊”“要拼命啊”。我们并不能明确的描述与自己作对的是什么，但我们依然立下了必胜的挑战书，就在十六块一罐的雪碧上，后来我听说了他在电视台里被主持人单方面欺负，也有狭义的记者从来不会对他有任何正面的报道，他们忽略他说的话，扭曲他说的话，依照他们的需求将他塑造成必须被抨击的样子。我也曾经亲眼目睹网络上一条流言怎样生成，怎样变得言之凿凿，又怎样突然调转枪头安到了他的身上，让他莫名的就成了千夫所指。他成了必须被贴上负面的标签才行，哪怕真相并不符合，而许多人需要依靠他被杜撰出的负面新闻来获得一些言论暴力上的快感。 那么，相比之下，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终究是轻描淡写不值一提的小事了吧。在发布会上面临无人提问的窘迫，听一些言论反复指责自己的浅薄、幼稚，包括长相、身高、发型和体重。这些都不值一提了吧。 被强行地逼迫着，簇拥着，推动着，成熟起来，潇洒起来，漠然起来，既然社会不能容许自己有半点儿失误，那就变成三头六臂的无懈可击的超人吧，上了最后一道锁。

B段
三十多位员工，五十多位新老作者，二十多位长江出版社的合作伙伴们。到了他总结致辞的时候，果然还是成为了一个最大的高潮。他确实是，成熟了，干练了，潇洒了，漠然了，他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小超人。 而我上台发言时。趁他“郭总”，我说“首先谢谢你”。 我有微醺，他也半醉。我们在进入2011年后，都将成为一个二十八一个二十七岁的又走远一步的人。 运交华盖欲何求？

A段
出发去香格里拉的时候，在路上，一辆白色的小面包车把我们突突突突地颤了一路。到了当地后因为受害，我们身体都有些不舒服，可书店安排好了招待，原本我已经决心不去，可他过来劝说我“能坚持的话还是坚持一下，其实我也不舒服，整个人想吐，但怕给书店造成不好的印象”。他那时已经渐渐明白要在社会既定的轨迹中运行，他明白什么叫“处世之道”。
我和他坐在帐篷里，安抚着胃部的不适看藏民们的演出。空气里飘满了酥油茶的味道。有火星噼噼啪啪地爆在耳朵旁，放佛提醒着，不过二十三岁和二十四岁的我们，终于走上要和未来正面较量的路了。
B段
一年要写多少字呢？
——远不止十万。
一年为了宣传而远行几次呢？
——仅仅是我，曾有三个月都没有机会回家去看一看。
一年要进行多少次采访而其中又能有多少是可以将自己的本意予以展露，而不是顶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就算数？
——不想再提。
商业化吗？
——或许每本辛辛苦苦写出的小说只卖5000本，一年下来连揭锅的钱也没有就不叫商业化了。仿佛我们是没有资格要求自己提“钱”这个字的。商店的营业员在为每天的营业额而绞尽脑汁，中介公司里每个人都在为了佣金而一通一通拨着被人鄙视的推销电话，连出租车司机也为了能够多赚一点儿，睡满两个小时就再出发。却只有写作的人，想要把自己的作品卖得更多一些，就成了难听的商业化。要在这副双重标准上，被束缚成一副既孤高又潦倒的破败模样，只有这副双重标准，能让我们重新获得一些人的一些喜欢。
所以才会，一口气就准备了两套礼服，高跟鞋即便要让脚趾爆炸了也要塞进去，唇彩是不能少的，睫毛膏是不能少的。
要遇见漂亮的自己、崭新的自己、执拗的自己。终于能够狠狠报复什么的，那个其实忍耐了很久委屈了很久的自己。
在那么长那么长的历练后，把翅膀从蚕茧里挣扎出来。然后让那些所有质疑的非议的声音，都抛在几千几万里之后。它们追不上，绝不能让它们追上，今时今日的自己。

A段
依然是一个临近深度的傍晚，2004年，我和他约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家茶吧。似乎已经不是esprit的蓝毛衣了，虽然那件衣服我着实穿了好几年。我们各自拿着一杯饮料，当时他已经决定开始一个作家经纪人的新身份，简单的畅聊后，我签了他的，也是我人生的一份经纪合同。说实在的，我对合同之类的永远不懂，也不打算了解，因为我觉得无关紧要，坐在我面前的他，已经在短暂的静默中会向我露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他和我第一次见到的那个人不再一样。尽管“不再一样”和“变了”，也一度是夹在我们身上的必然的评价，带着强烈的叹息甚至鄙视。
可我却那么看好他的改变，我看见他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不服输，他时时刻刻挂记着身边的朋友，希望有天能够独当一面地做他们的依靠，他想做那么多事，他要让每一件事都成功。他燃烧着巨大的小宇宙，为了抵抗接近身边噬骨的寒冷。对于这样的他，我没有理由不信任。
B段
我看到了美丽的犹如童话的景象。
又或许，我看到了，将自己从数度的煎熬中挣扎过来的人们，他们脸上显现出完全新生的光彩。他们不许时间弯着，不许世界压着自己的脊背，就要把世界撕成高贵的边，玲珑地追在裙角上，用眼神告诉别人，“我们没有输。”

A段
第一次见面，是在2002年。
我们就这样没头没脑地糊涂地遇见了。谁能想到未来会发生什么。谁能想到我们会经历什么，谁能想到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呢。
我只是心疼着那份打车的钱，以及小小地激动着，“我要见到四维了。”

END
刊登于2011年1、2月《最小说》附赠刊《ZUI silence》 上。

NO2.《最爱你的人，不是我》
我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有一天读到诗人的描写，会在心里难以克制地想到你。而在那个时候，我刚刚走下那幢28层的写字楼，上海把所有能够阻挡在人们面前的障碍化为一连串望不到尽头的红灯，影影绰绰，疏疏朗朗。天已经黑了，建筑和建筑间白色的光晕要在我们入睡时化为梦靥落下来。
先前也和你说过，我最近做的梦都变得非常具体而实际，不再有那些末日洪水的景象，或者浪漫的逃亡。我梦见在编辑部里，和你说话，最后开始争辩，持续的很激烈的争辩，但转眼之间梦里我们坐在一张小饭桌前，和其他朋友一起吃饭。我们面前堆起了厚厚一沓从蛋糕屁股下剥落的油纸。然后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了工作，已经真切到我在检查下一期杂志的PDF，这样写实的内容了，然后你出现了，你说你不见了一本书，问是不是我拿的，你说“一定是你”我说“绝对没有”，就这样反复的重复这几个字眼，一来二去谁也不肯顺从对方，下一秒我一个踩空，醒了过来，但由此便再也睡不着了。

我不要说那些那么那么感慨的话了，那些话我在年会上说过，在你的生日上说过，在平日里，很难的有我们俩相处的时候，我恍恍惚惚地说“想当年我们真的好年轻啊”，而你大概是从和投资商的短信里抽出一秒钟回答我“是哦”……那些关于沧海桑田，白云苍狗的话，要老是天天地说，那是会被当成不思进取的，而尤其到了今天，连我自己都变成了不能接受不思进取的人了。
只要还有一点前进的力量，也要用在和你之间，不至于被愈加扩大的距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