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后来出任浙东提举，有相当于钦差大臣的权力，当时台州太守唐仲友年少才高，得罪了朱熹，他遂认定唐仲友官箴不佳，与某名妓有染，硬是把唐仲友官职干掉，还把该名妓抓来百般刑求，要她供认与唐仲友有染。但那女子有侠气，就是不肯招供子虚乌有的事。此案折腾多年办不下去而不了了之，但该名妓早已受尽刑求之苦。这个案子乃是真事，见诸正式记载。
　　朱熹的这两则故事说明了一个可怕的道理，那就是一个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的人再加上有权，就自认优越，地方大户就是他眼中的土豪劣绅；与他不对盘的地方官吏，就被认为是贪官污吏。当他如此自认有理，整起人来就格外不会手软。一代大儒原来也有非常可怕的以理杀人、以道德杀人的一面。朱熹的故事，提醒我们对那种泛道德人物必须特别提高警惕，因为这种人和道德法西斯只有一墙之隔，多一点就成了酷吏。
　　自从我读到朱熹这两则故事后，我对中国古代司法就一直保持审慎的怀疑。如果一个社会的官吏过分地以道德挂帅，这种人一旦取得了权力，很容易就有道德优越感，并在这种道德成见的驱使下，扭曲了自己的判断，容易以道德来整人，甚至形成“当官的说了算”的法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