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辽史》的主要内容及严重缺陷
元朝修辽、宋、金三史虽然确定了“各予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原则，但反对给予辽朝以“正统”地位者仍大有人在。至正三年（1343)会稽杨维真上表称：“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15]汉族知识分子这种极力贬低辽朝历史地位的倾向，自然不利于充分利用当时的客观条件纂修一部内容翔实的《辽史》。何况当时所能见到的辽朝文献又残缺不全。赵汸在论及元朝纂修宋、辽、金三史时的资料条件时曾这样说：“理度世相近而典籍散亡，辽金传代久而记载残阙，欲措诸辞而不失者亦难矣哉。”[16]
现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此外还有国语解1卷。《辽史》修成后，至正五年与《金史》同时刻板印行，只印了100部，早已全部失传。元末和明初又有刊行，商务印书馆的的百衲本《辽史》，就是用元末及明初几种残本拼凑而成的影印本，虽有讹误，但仍优于目前所能见到的其他刻本。例如明代北京和南京两地国子监的刻本—北监本和南监本，清有武英殿刻本，称为殿本，总的说来都不如百衲本。殿本据四库全书本改译契丹人名、官名，更是给读者造成极大的不便。因此，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取百衲本为底本，与其他刻本参校，吸收清代以来诸家校勘成果，同时还以本书的纪、志、表、传互校，再与其他史籍对校，是目前最便于使用的版本。
元修《辽史》基本上是对前 述耶律俨及陈大任两家《辽史》稍加修定、编排，同时再以《契丹国志》、《资治通鉴》等书的资料补充而成。此外，《辽朝杂礼》、《阴山杂录》以及高丽编纂的《大辽事迹》、《大辽古今录》等书，今天虽已不可得见，但当时尚存，因此《辽史》编者从这些著作中也征引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大体上说，《辽史》帝纪(除《天祚本纪》之外)及列传虽然记事简略，但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多不见于他书记载。因此，《辽史》这两部分的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大量的契丹人物传，更是如此。此外，《营卫志》、《礼志》中关于契丹风俗、礼仪的记载，也都是很可宝贵的。不过总的说来，内容贫乏和记载史事不完备仍是其最主要的缺点。
《辽史》内容贫乏及记事的不完备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民族关系。辽王朝治下的人民，汉人占大多数，就是在其统治集团内部，汉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然而《辽史》一书关于辽朝汉人的历史事迹却反映得很少。《辽史》有列传45卷，正传240人，耶律和萧氏合起来就有180多人。为数不多的汉臣传当中，有的又几乎完全照录《契丹国志》。如卷76《张厉传》就是如此。此外，卷74《韩延徽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也与《契丹国志·韩延徽传》相同。辽朝的汉人在其境内开发了种植业、商业及手工业，然而《辽史·食货志》中却缺少关于契丹境内汉人经济生活的明确记载。辽朝有一支数目庞大的汉军，但关于汉军之制，在《辽史·兵卫志》中也找不到明确的记载。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世往往误认为辽史就是契丹人的历史。

其次，《辽史》记事的不完备还表现为首尾欠缺。圣宗、兴宗和道宗三朝史事在《辽史》中记载较详，在此以前，因为尚无完备的史官制度，《实录》、《国史》都是后来追记和补修的，故记述甚为疏略。记载辽朝建立以前契丹史事的《辽史·世表》，完全是摘编《魏书》、《北齐书》、《隋书》以及《唐书》中的契丹传而成，且间有曲解。此外《辽史》中关于辽末史事的记载也混乱不堪。元修《辽史》“率据陈大任等所修《辽史》为底本。大任《辽史》于辽末事迹，记述特简。元人乃于大任旧本之外，参取宋人记载，多所增补，其重要材料之一即叶隆礼之《契丹国志》是已。《契丹国志》乃杂抄他书而成，天祚一代史事，实多袭辽末燕人史愿之《金人亡辽录》。”[17]因为未加认真核对，以至将原本是同一人者误为两人。《辽史》中称奚王回离保者实即《契丹国志》中之萧干，然《辽史·天祚本纪》中二名并存，一似二人。类似这种混乱情况，不独辽末为然。《辽史》卷16《圣宗本纪》开泰七年（1018）十一月壬戌记载：“刘晟为霸州节度使，北府宰相刘慎行为彰武军节度使。”其实，刘晟即刘慎行，彰武军亦即霸州。此为一事重出。此外，契丹人名、地名的异译被误为二名的情况就更为多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元修《辽史》主要是因袭耶律俨的《实录》及陈大任的《辽史》旧稿草率成书，同时又兼采南朝记录。不同时代、再加上五代、宋人所记辽事所用人名、地名多与前述二家辽史不同，编纂者不加核对，而是兼收并蓄，于是同人异名，被误为二人二事的情况即多有发生。从这样一部残缺不全、混乱不勘的史书反映出的辽朝历史，自然难免有过多的疑点。
元修《辽史》对契丹王朝作为“行国”的制度不甚了了。辽朝皇帝一年四季往返于四时捺钵，在冬、夏捺钵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处理国政；在春捺钵钩鱼、在秋捺钵围猎，与各部族首领加强联系。这都是契丹王朝政治制度的核心。《辽史》在本纪中记载某月某日“如春水”，某月某日“清暑永安山”等等，实际上是表明编撰者并不了解辽朝皇帝一年四季都活动于四时捺钵。本纪之外又有《游幸表》记载此事，更误以为四时捺钵是“游幸”。《四库提要》以为《辽史》本纪与《游幸表》记事重复，其实，要害不在重复，而在于对四时捺钵地位的误解。

关于头下制度，在敦煌寺户文书中与头下制度有关的大量资料被发现以后，已经证实这种制度并不是吐蕃、契丹等少数民族本身的制度，契丹人自己的社会组织是氏族和部落，头下是他们用以管理汉人流民的组织。契丹境内的头下与汉城其实是同一件事。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仍沿袭日本人数十年前的观点，把辽朝的头下看作是契丹人的社会组织。
　　关于辽的官制，认为只有南面官是采用汉官制度，忽视了汉官制度对北面官制度的影响。北面官的最主要的机构是北枢密院，契丹以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是太宗“南伐”病死于北返途中之后，大同元年(947)八月世宗耶律阮“始置北院枢密使，以安抟为之”[26]。北面官中的确保留了契丹原有的部族官制，但如果不是有北枢密院作为统帅，如果不是按照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官制对契丹部族官制进行改造，是形不成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的。
　　关于捺钵制度，虽然具有契丹游牧文化特征，但它作为包括皇帝的殿帐以及北南面臣僚会议在内的辽王朝的朝廷，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特征。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境内的庆陵遗址，颇能揭示辽朝捺钵的性质和特征。庆陵包括圣宗、兴宗和道宗三个皇帝的陵寝。这三个皇帝在位时正是捺钵成为定制的时期，夏捺钵是皇帝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及接见宋、夏使节的场所，其地点就在庆陵附近。当年捺钵的建筑虽然已经荡然无存，但庆陵中的永庆陵(东陵)地宫壁画四季山水图正表明该陵寝就是按照四时捺钵的环境为死后的辽圣宗精心营造的。地宫仿木结构的建筑以及门楣之上二龙戏珠的装饰图案，反映出不论是陵寝还是捺钵，都是与封建皇帝的身分相一致的。
　　《辽史》一书关于辽朝的军事制度的记载非常混乱。契丹有部族军，其实部族军并非在部族之外另有一套组织。契丹的部族组织与军事组织是完全合而为一的，只有辽朝的汉军才有一整套制度。《辽史·兵卫志》记载的征召、给养、命将等事多与契丹部族军无关，可能都是汉军的制度。只有将汉军与契丹部族军区别开来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将这些混乱的记载理出头绪。
　　总之，辽史研究要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所前进，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彻底摆脱日本学者的影响，走出他们的窠臼，实事求是地对待辽史上的民族关系，不能将辽朝等同于契丹，是要充分估计汉族的影响和作用，把辽史视为辽朝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推进辽史研究的另一关键则是则是如何努力发掘和充分利用现有资料的问题。辽史研究工作者一直苦于史料贫乏，要推进辽史研究首先必须实现史料的突破。人们为此曾探索过在宋人著作中广泛搜寻，这样做的结果确有相当显著的收获。元朝修辽、宋、金三史缺乏相互照应，《宋史》中确有许多关于辽朝史事的记载，但多半局限于宋辽交往方面，真正涉及到辽朝社会内部的重要史料，终究难于在《宋史》和宋人的著作中找到。因此，要改变辽史研究史料贫乏的现状，除了应当充分重视在大量的宋人著作中搜寻，以期有新发现之外，还应当特别重视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有关辽代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对于辽史研究最有价值的当然是新发现的文字资料。历年来出土的辽代墓志，是《辽史》之外最重要的资料，这些墓既有汉人的，也有契丹人的；既有帝王将相的，也有普通人的。这些墓志如能全部发表，当可为辽史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新资料。不仅出土的墓志、碑刻等可以为辽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新史料，就是其他器物上的只言片语有时也同样可以为我们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真象提供线索。北京房山境内北郑村辽塔出土一块墨书“大蕃天显”文字砖[27]。关于辽的国号，史书记载本来就有不少疑问，这一发现可以证实，辽朝初年，他们自己曾称自己的国家为“大蕃”。“大蕃”也就是“大契丹”。

近年，有一批精美的辽代金银器流失到国外，其中一些器物有涉及文忠王府与承天太后的的錾文，这些錾文对于了解圣宗时期辽朝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景宗死后，圣宗幼年即位，其母承天皇太后长期摄政，而实际掌握大权的则是与承天有着事实上的夫妻关系的权臣韩德让。其中一件盘龙纹顶纯金方盒，盒内錾文是：“太平五年臣张俭命工造成，又供养文忠王府太后殿前。”[28]承天太后死于统和二十七年(1009)，韩德让死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文忠”是韩德让的谥号，在文忠王府内设“太后殿”，不仅证实承天太后与韩德让的确是夫妻，而且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此外，在他们死后，臣下张俭等人造器供奉，为辽圣宗祈福，仍把他们奉若神明。足见其生前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这批器物及其上的錾文对于了解辽朝的宫卫制度也非常有价值。《辽史》卷31《营卫志·宫卫》记载：“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太祖曰弘义宫，应天皇后曰长宁宫，太宗曰永兴宫，世宗曰积庆宫，穆宗曰延昌宫，景宗曰彰愍宫，承天太后曰崇德宫，圣宗曰兴圣宫，兴宗曰延庆宫，道宗曰太和宫，天祚帝曰永昌宫。又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宫，丞相耶律隆运有文忠王府。”除了以上十二宫一府之外，太祖长子耶律倍及三子李胡也都有宫卫，前者统和中更谥文献皇帝，后者重熙中更谥章肃皇帝。除了皇帝(包括死后始追谥为帝者)和摄政的皇太后之外，只有韩德让是以“大丞相晋国王”的身分拥有宫卫的。他是死后“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的，与皇帝及太后生前即有宫卫不同。乾陵是景宗陵寝。新发现的金银器錾文却让我们明白了，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是因为在文忠王府内建有太后殿。韩德让死后享受此等殊荣完全是借助于他与承天皇太后的关系，而并非因为他本人是大丞相。
　　除了文字材料之外，其他出土文物也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辽史上的重要问题。关系到辽朝基本政治制度及文化特征的捺钵制度，《辽史》以及其他的文字资料，对此都没有详尽的说明，但近年的考古发现却不乏与此有直接关系者。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捺钵制度形象、具体的资料。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一座辽中期的贵族墓葬，绘于八角形木椁东壁上的一幅绘画，画面上的驼车上张帐幕，即契丹人的“车帐”，帐内坐着妇女，车下有乐队、仪仗，一切都准备就序，即将出行。他们是去往何处呢?车帐上画有一个较原物放大了许多的鹰鹘，表示主人出行是要赴春水，参加一年一度的捕鹅雁的盛会。契丹贵族无不以参与皇帝主持的这种活动为无上光荣。墓中的这幅壁画带有显示主人高贵身分的意义。1986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一枚锥，锥末端圆形中空，圆柱形玉柄嵌入其中，并配有银鞘，这是驸马萧绍矩腰间的佩物，应是在春捺钵期间参加捕鹅活动时特用的刺鹅锥。有些墓葬及出土的器物物，虽无铭文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契丹人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历年来在东北及内蒙发现了很多鸡冠壶。这是一种瓷器，但却是摹仿契丹牧民传统的皮袋容器形制烧制的，每个壶上都仿制皮革缝制的痕迹。瓷器的使用，表明至少当时的契丹权贵已经开始过定居生活了，但瓷器的形制仍然是仿皮袋式的，这也反映出他们对游牧生活的眷恋。此外，在东北、内蒙各地发现的契丹贵族墓葬，多有砖砌的仿木结构的墓门，法库叶茂台辽墓还出土了一个棺床小帐。这个小帐是仿大木作建筑建造的，九脊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周围是壁板，前有窗，与当时大木作原样无甚差异，而且较地面上同时代建筑后又屡经修葺者尤为真实可靠。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棺床小帐是出自叶茂台契丹贵族墓葬，说明自辽前期起，契丹统治阶级的汉化倾向就已经极其明显，他们不再单纯过转徙随时的游牧生活，而是建有考究的祠堂、宅第，与汉族封建地主无异。其他如辽墓中出土的大量五代、北宋时期定窑瓷器，有的还带“官”字款，这些器物都是研究当时中国境内南北两个政权相互交往的重要资料。近年在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还出土了几件来自中亚的玻璃器皿，则是研究当时辽朝对外关系的重要资料。总之，如果在辽史研究中除了重视文献资料的深入发掘之外，还能充分利用不断出现的丰富的考古资料，那么，只要我们充分运用现有的一切客观条件，刻苦钻研，就一定能改变辽史研究的落后面貌。

[1]《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辽金史论集》(一)2页。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二月乙亥。
[3]②孔平仲《珩璜新论》。
[4]《东坡应诏集》卷5《策断》。
[5]《苏魏公文集》卷66《华夷鲁卫信录总序》。
[6]《圣宗皇帝哀册》，《全辽文》卷6。
[7]《宋朝事实》卷12《经略幽蓟》。
[8]《辽史》卷79《室昉传》。
[9]《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10]《辽史》卷98《耶律俨传》。
[11]《元文类》卷51《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神道碑》。
[12]《滋溪文稿》卷25《三史质疑》。
[13]《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
[14]马祖常《石田集》卷13《监黄池税务王君墓碣铭》。
[15]《辍耕录》卷3《正统辨》。
[16]《东山存稿》卷5《题三史目录纪年后》。
[17]傅乐焕《辽史丛考》159—160页。
[18]据柴德赓先生统计，见《史籍举要》页140。
[19]《观堂集林》卷2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辰》。
[20]《观堂集林》卷14。
[21]《观堂集林》卷14。
[22]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3]《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台湾《大陆杂志》1964年卷29第12期。
[24]《辽史》卷37《地理志》。
[25]《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
[26]《辽史》卷5《世宗本纪》。
[27]《考古》1982年第2期图版玖。
[28]台湾《文物月刊》第129期，韩伟《辽代太平间金银器錾文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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