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士风败坏。世人寡廉鲜耻，唯利益之所趋，少道义之所存。欧阳修对此感慨良多，云：“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缙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四）赵宋代周而起，除了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之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也是当务之急。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1]，士风的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的转变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新的士风皆在形成过程之中。至宋仁宗时期，这一转变过程才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宋史·范仲淹传》言：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脱脱：《宋史·范仲淹传》）

一、宋代士风转变的背景
宋代士风的转变，与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基本措施密切相关。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唐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对宗室、后妃、外戚、宦官等四种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策略。这种抑制的结果是士大夫势力的一枝独秀。换句话说，宋代统治者选择了“与士大夫治天下”，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基本方针被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宋朝历代皇帝所遵循。如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宋徽宗诏曰：“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徐松：《宋会要辑稿》）文彦博也曾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宋代统治者选择“与士大夫治天下”，还基于对士大夫阶层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们坚信士大夫阶层绝对可靠，这个政治群体只有依附皇室才能发挥其政治作用。皇帝信任这个阶层，因为权力可以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其主要组成成分来自科举考试。宋代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同时，宋代废除了“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誉录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行为，保证了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通过科举取士，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能够替中下层知识分子拓清仕进之路，帝王的作为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公平”原则。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三月，因翰林承旨陶榖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宋太祖“遽命中书复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复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三月，“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四月，宋真宗特别“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的做法就是要为“孤寒”出仕拓清道路，同时抑制“势家”的形成。开宝八年（公元974年）二月，宋太祖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这将帝王的良苦用心表达得一清二楚。

宋代帝王对文人士大夫寄予的重望，对读书的崇尚，以及对武人的防范，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也改变了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气质。宋代士风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下实现的。

二、范仲淹“修身”的品德追求和实践
范仲淹是忠实的儒家信徒。儒家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礼记·大学》要求人人“皆以修身为本”，《礼记·中庸》同样强调“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因此，范仲淹最重视个人品德修养。从道德自我完善的“修身”角度出发，范仲淹标举儒家圣贤为自己的行为典范。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直谏被贬饶州，作《灵鸟赋》，表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无所畏惧态度，文中引为榜样的就是孔子和孟子，云：“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鸣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之气。”他在《蒙以养正赋》中则标举孟子和颜回，云：“至贤者孟子，在养素而弗违；亚圣者颜生，性如愚而有以。”这些儒家前贤有坚定的行为道德准则，且能付诸行动，在逆境中不改素志，范仲淹一生也都是照此去做的。
范仲淹在其诗文中反复强调士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四民诗·士》是专门讨论士人品德的：
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阴阳有变化，其神固不测。祸福有倚伏，循环亦无极。前圣不敢言，小人尔能臆。裨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士是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但当时，士风败坏，“善恶”不辨，圣人之道“日以疏”，以至于“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范仲淹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深层的忧虑和愤激的指斥。士风的败坏将导致“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黑白混淆，人们的行为失去准则。“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诸如此类的现象应该给人以充分的警示。世人将士风的堕落“归诸命与天”，以天意来推诿自身的责任，以至于“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范仲淹显然不能赞同。范仲淹此诗意在警戒士人，要求他们“以德为先”，恢复“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士人的要求，当然也是对自己的勉励。
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徙知苏州，回到故乡。苏州有范仲淹先人故居，范仲淹重为修缮，名其西斋为“岁寒堂”，名堂前两颗松树为“君子树”，名松旁小阁为“松风阁”，作《岁寒堂三题》诗。其二《君子树》云：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夭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有声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
范仲淹托物寓意，以松树写自身的品格和志向。松树与“清风”为伴，身姿“夭矫”挺拔；松树不屑“桃李”妖冶的姿色，趋同“兰菊”清纯的品德；在万木摇落凋零的岁寒时节，松树青翠如故，独自面对“天地”的严威酷寒；松树声涛如江河，气势磅礴；松树内心如金璧，坚贞完美。通过这些勾勒，松树之清高脱俗、纯正浑厚、桀骜不驯、坚强刚武等品德跃然纸上，松树是当之无愧的“君子材”。松树的这一切吸引着范仲淹，使他“对之每前席”，时时欲亲近松树。在诗歌的小序中，范仲淹更说：“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化为补天石”是松树的最终用途，更是范仲淹对自己的期望。所有的性格磨砺和道德完善，其终极目标是“补天”。

范仲淹出守睦州时作《严先生祠堂记》，极其推崇东汉严子陵，其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执著于社会政治的现实追求，是坚定的入世者，终其一生，没有改变。所以，他在文章中不是歌颂严子陵的隐逸避世，而是歌颂其不追逐名利的清高品德。正如文中所言：严子陵的作为“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焉”。同时，范仲淹又有《钓台诗》云：“汉包六合罔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严子陵被他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超过东汉开国的所有元勋。范仲淹认为，严子陵爱惜羽毛，品德高尚，不与世俗争夺名利，足为世人垂范。范仲淹从清廉高洁的角度推尊隐士，将他们树为自我品德完善的榜样，他早年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来往，称颂林逋“风俗因君厚”（《寄赠林逋处士》），其出发点是相同的。
范仲淹从“修身”的立场出发，最终要求自己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利国利民。进士中第之前，他的个人愿望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条记载：
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2]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直到64岁去世，范仲淹仕宦经历37年。其间，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外放任职，或者是西北守边，范仲淹始终耿介正直，敢说敢做，恪尽职守，积极有所作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北宋士大夫学习的榜样。范仲淹劝导帝王“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用天下心为心赋》），自己则“观民患，不忍自安”（《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即使是在母丧大悲之际，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上执政书》）。

【参考文献】
[1]　参见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A].宋代文史考论[C].北京：中华书局，2002.255-272.
[2]　吴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81.
[3]　祝穆.方舆胜览（卷四十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5]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2.
[7]　王十朋.梅溪后集（四库全书景印文渊阁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　高启.高青丘集（卷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　韩琦.安阳集（卷二十二）（四库全书景印文渊阁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　陈傅良.止斋集（卷三十九）（四库全书景印文渊阁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　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六十四）（四库全书景印文渊阁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已收藏，需要慢慢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