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建中新令”及其实行的背景，在《旧唐书·杨炎传》中也有更为明晰的记载：
初定令式，国家有租赋庸调之法。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寖溢，提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则租庸之法弊久矣。
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徵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粥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
炎因奏对，恳言其弊，乃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曰：“……户无主（按：主为土之误）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巨人之税，夏税两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德宗善而行之。
两税法的主要作用，就是彻底废除了“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改为完全以民户财产（特别是田产）为征收赋税的衡量标准了。其“丁额不废”云云句，则是为了征集兵丁而设，是与税赋的征纳无关的。
不论隋朝高颍所建议实行的输籍法，或是唐朝杨炎所建议施行的两税法，都只是属于封建王朝对民户征收赋税的一些改变，但这一改变所反映的，却是属于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的土地所有制的改变，亦即在门阀士族地主的势力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时期，土地是长期被少数大姓所垄断的，这时期却和“旧时王谢堂前燕”一样，土地的买卖已成为经常出现的现象，因而土地所有权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这说明，门阀士族的社会势力已逐渐有为非门阀士族地主所取代的趋向。萌兴于隋唐的那种“怀牒自列于州县”的科举制度，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与高颍的输籍法同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两税法也只是更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向。只因在两税法实施之后，依然是战乱频仍的局面，所以，非门阀士族地主（即庶族地主或一般地主）在社会阶级中已占有优势这一点还不能从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到北宋政权建立，并依次削平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河东地区的一些割据政权之后，虽还与北方的辽政权对峙（后来又有党项族在西北方所建立的夏政权），而在北宋政权统辖的区域之内的民户，基本上都能过比较安定的生活，从事于生产作业，一般地主宰社会阶级中拥有绝对有的格局乃得以明显确立。

依附农民之脱离豪强人家而成为自耕农民的，其数量也从隋唐以来日益增加。其中当然也包括有不少的富裕农民。
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特别是丝织业）的发展，在唐和五代期内，长江流域上下游各地及其更南的地区，不但已经赶上中原地区，而且已经日益超过中原地区了。
上述各方面的经济的发展，在北宋政权巩固、封建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之后，其各种实效也便从个方面都体现出来。例如，地主阶级各阶层中人都想通过科举而获得或高或低的政治地位，籍以提高其社会地位，而造纸术与刻板术的普及，就正为他们提供了较前多得多的机会。其间接效果之一，就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在全社会所占比重也在日益提高。
一般的地主和富裕的农民们都在希图通过科举而提高本身的社会地位，于是而“怀牒自列于州县”的人一年多于一年；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则又恰恰不愿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位为任何一族一姓或某一特定阶层的人物所垄断，只打算从四面八方选取一些并无权势凭籍的读书人为其任使，于是也把进士、明经和诸科的名额逐年扩大。两者交互起着推动和诱发的作用，这就使得宋代的文化、思想和学术水平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不但为由汉至唐之所不能及，即继起于其后的元明清各代也都不能与之相比。
印刷术的发明，虽迄今仍难确定其在何年，但日本在775年便已在制作的百万墓塔中各贮有刻印的佛经一段，可知其由中国传入日本至晚必当在第八世纪前期。据此而推论其肇始于中国之年代，则姑定为第七八世纪之间，亦即武后称制之日，当无大误。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与西蜀之割据王朝，均曾刻印了儒家的经典和文选之类的书籍。到北宋初年，《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这四种大部头的刻印，固然全是由中央王朝主持的，但当时由私家刻印的书籍也很多。北宋时的开封、成都、杭州、婺州、建州都已成为当时刻书业很发达的地方。宋廷南迁之后，除开封落入金人之手以外，其他各地的刻书业仍在继续盛行，特别是建州，不论就质量或数量来说，都是居于其他各地之上的。
就其所印书籍的种类数量之多，也反映出宋代各地的造纸业的发达和普遍。
读书的人日益增多，书籍印行的数量也日益增多，二者互相促进，构成了良性的循环，这对于宋代学术文化的长足发展，自然具有难以计量的推动力量。

《宋史》的编修者们，把他们所认为的“道学家们”不列入《儒林传》中，而析出别立一《道学传》，后代人对此颇有一些不同意见。其实，被列入《宋史·文苑传》中的一些人物，《宋史·隐逸传》中的绝大多数人物，与列入《儒林传》中的那些人物也同样是并无多大差异的。而且，即使把上述三种列传中的人物加在一起，也仍不足以见宋代儒家学者的全貌。例如，列入政治活动家列传中的许多人物：
宋庠 宋祁 晏殊 范仲淹 刘敞 王拱辰 欧阳修 王安石 司马光 范镇 燕肃 张方平 曾巩 蔡襄 苏轼 苏辙 宋敏求 沈括陆佃 苏颂
上面举出的这些人，全都和所谓的濂、洛、关诸学派没有渊源和传承关系，也全都不被《宋史》的纂修者列入《儒林传》中。然而，他们或者在经学方面有深造自得之处，或者在文学方面有可以传世的创作，或者在哲学思想方面有自成体系的论著，或者在史学方面有超越前代的巨著；有的人精于音律，有的人精于机械制造，有的人富于科技知识。他们的学术造诣，不但具备了孔门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而且具备了先秦儒家所大力提倡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者。他们千途万辙，在北宋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都展现光彩，争雄斗妍。南宋胡寅在《崇正辩》中有云：“儒之为名，学者之通号耳。”我认为，把此语用于宋代学人，是非常恰当的。 北宋文化是继承了唐代文化而又有所发展，这一历史渊源自不容切断。但在此以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唐代文化也给予北宋学人以强烈刺激，从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正是这种反应力量的激荡和冲击，造成了北宋文化上的磅礴的气势。

在唐朝统治的三百年内，不论在上层社会或底层社会，全都弥漫着浓厚的崇尚释老的气氛。尽管通过科举出身的人们也都是以儒家面貌出现的，其声势却远不能与释老两家相比。唐武宗虽也用政治力量对佛教进行打击和禁制，但为时既较短促，而所打击的也只是属于宗教活动方面的事，对于文化的趋向和社会的习俗却没有发生多大移易作用。
释老两家声势的长期占据上风，使得儒家人物逐渐萌兴了不愿甘居下乘的思想意识。从唐代后期以来，已经有韩愈、李翱等人极力想从学术上与两家特别是与释家进行较量，要把学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争夺回来。这种努力北宋的儒家们更分道扬镳加以继续，而学术领域的绝对优势，也终于由北宋的儒家们胜利争取过来。
北宋儒家人物对于振兴儒学的努力，使采取了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式的。例如，有的人继承韩愈的用古文阐明儒道的做法，如柳开、欧阳修等；有的人则坚守儒家的思想堡垒，把佛教思想作为异端加以排抵，如石介等；还有人则是努力发扬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一方面尽量发扬儒家经典中所涵蕴的心性义理部分，凡佛教道教学说之可取者，也一并引进了来以使儒家学说中的心性义理部分更加深化，另一方面则对儒家经典中所载典章制度、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也力求能见之实施，亦即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我们可以说，北宋一代在振兴儒学方面起了最大作用的人物，正是最后提到的这些儒者。
从汉到唐的一些所谓儒家人物，实际上只是一些专治经书的人物。而其治经所用途术，则又只是搞所谓章句、训诂、名物一类的 繁文琐节，而对其思想、义理、哲学等方面则不予注意。当魏晋玄学兴盛之时，这种学风虽一度受到冲击，而终未为动摇，故唐人所修《五经正义》依然将其加以传承。唐代后期的儒者，已间有另辟蹊径的人。例如韩愈为施士丐所作《墓铭》中，就说道：“故圣人言，其旨米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闻先生讲论，如客得归。”（《韩昌黎集》卷二四）这里所透露的消息是：（1）不论是韩愈或是施士丐，都已注意到儒家经典著作中的旨意的细密和精微之处了；（2）施士丐已经开始鄙弃旧日经生的笺注，而要透过经书的字面而探索微言大义之所在了。又如李翱在所著《复性书》中，把《礼记·中庸》中尽性命之道的道理大加阐发，认为后世学者对于这番道理都未能了解，所以都入于庄、列、老、释。可见他之所以要复性，也是要以之与释道两家争夺思想学术方面的领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