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录片”
记者:我们来说说纪录片吧。很早你就拍过纪录片了，后来你还有在拍，直到现在。这显得很难得。Louis Malle以前拍过，Jonathan Demme和Michael Apted现在在拍，但是人数并不多，真的。
马丁:在纽约大学念电影的时候，同时也是在纽约的电影圈里，我周围的电影通常都是纪录片，或是低成本的故事片，像是《在沉默中爆发》（Blast of Silence，1961）和《小逃亡者》（Little Fugitive，1953）。再比如卡萨维兹的《影子》（Shadows，1959）和库布里克的《杀手之吻》（Killer’s Kiss，1959），还有雪梨·克拉克的电影，这些电影，纪录片有的元素，他们也全都拥有。而且，似乎当时我们所拥有的技术，看起来似乎更适用于拍纪录片。这也是纽约大学里Haig Manoogian一直在培养我们的。他当然也有培养我们拍故事片，但是是新写实主义和新浪潮那类的故事片。所以呢，这么说来，我拿Arriflex 16 mm 跑到外面去拍片就理所当然多了。在一些意大利电影里，里面人物相互关心的样子——像罗西里尼的《战火》（Paisan，1946）和费里尼的《浪荡儿》（I Vitelloni，1953）——就跟我长大的地方的人们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拍那样的电影是对的。无论我有多喜欢西部片，每次我去拍电影，他们总是会无法避免地带上纪录片的因素，就像那些新写实主义电影一样。有些时候我也发现，纪录片在捕捉人物本质方面有着它的独到之处，其他电影是难以取代的。
记者:那你觉得拍纪录片对你拍故事片有什么影响吗？
马丁:可以这么说，我自己拍的纪录片教会我最多的应该是《意大利裔美国人》，拍的是我爸爸妈妈。摄影机就一直那么放着，我们问几个问题，然后他们回答，就这么简单。当时他们已经结婚42年了。在拍他们的那两天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前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不只是那些老日子的老故事，还有他们互相关心的方式，他们之间讲话的方式。我是说，我以前当然是天天在听了，但这样的形式确实却从来没有过。这次是个很大的启示。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它影响了我拍《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1980）和《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1976）。
罗西里尼的电影，特别是《战火》和《游览意大利》（Journey to Italy，1954），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电影。里面有种我所熟识的人事物的真诚。那就是我的天地，里面的人物都是我的阿姨我的叔叔我的父母。表面上说，他们都是纪录片风格的，尽管画面都是设计过的舞台化的，但是我总是对其中的纪录片风格的东西恋恋不忘。我一直这么想，如果我可以的话，我要偶尔在我的电影里植入来自纪录片的那种坦率、真诚。对于我来说，这是我的终究追求了，真心的。
记者:还有，纪录片对于你故事片的表演有什么影响吗？
马丁:当然有了。在《无间行者》里就有纪录片的元素在里头，尽管剧本不是这样的。里面有一场戏我很爱，是莱昂纳多和杰克·尼克尔森的对手戏，我想让这场戏带点即兴表演的感觉。我想让他们两个的关系里带点纪录片式的惊喜，所以我就给了他们点自由去发挥，不过当然是在写好的台词和大概的场景里的自由发挥。尼克尔森的角色倒是挺好演的，因为他在里面是老大，那种权力集于一身的人。小李演的角色，是从故事一开始就注定了命运的那种人物。他一直受困于尼克尔森。小李坐下，于是尼克尔森嗅了嗅，说，“我闻到了一只老鼠。”剧本并没有这么写，所以随着故事这么发展，我不知道小李这时候是怎么想的。当时门也锁着。
如果你再把这场戏看一遍，你会发现小李当时并没有意料到尼克尔森会说这么说。他角色的身份是手下，他不能说话，什么都不能说。但是小李作为演员，也被这么一句话搞得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尼克尔森掏出了他的手枪，小李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尼克尔森是要在小李耳朵旁边开枪，向天花板开枪，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看那场戏里小李的脸部表情，其实是非常真实的。他不知道尼克尔森接下来会干嘛，他也不能动，也不能跑掉嘛——他就是小李，他就是杰克·尼克尔森，尼克尔森就是要坐在那里。所以这个戏也是有关尼克尔森在好莱坞的地位，他代表了好莱坞的历史，还表明了小李的地位。你可以放一些这场戏，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拍的这场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