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古代的“中国”一词,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有“中央”、“中央之城”、“都城”、“京师”、“国中”、“王畿”、“一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中原及中原政权”、“汉族及汉族政权”等多种涵义,又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等文化涵义。辽人即利用和发挥了历史上比较宽泛的“中国”概念,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时期取“中国”一词的不同涵义,附会成为自称“中国”的理论根据。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意识和观念。
关于辽人自称“中国”的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取得了共识,但在辽人何时开始自称“中国”的问题上,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刘浦江认为:“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2】其实并非如此,早在契丹建国之初,契丹人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的影响,就已经因袭鲜卑人附会“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观念,开始以“炎黄子孙”自诩,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以“中国”自居了。
据《辽史·世表》记载,契丹族称其先世出于东胡,匈奴冒顿单于“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后来,为“慕容晃(皝)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东胡和鲜卑,早已自称“炎黄子孙”,并被记载到相关的史书当中,如《晋书·慕容魔载记》认为,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号曰东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则更加具体地说:“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有熊氏即黄帝,高辛氏帝喾是黄帝的后代,将东胡族说成是有熊氏的后代或帝喾少子厌越的后代,都是认为东胡是黄帝的后代。由东胡族分出来的鲜卑族,也称自己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如《魏书·序纪》认为,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氏就以黄帝之子昌意少于为自己的直接祖先,“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因称自己为鲜卑拓跋氏。《周书·文帝纪上》则称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宇文泰之子、建立北周政权的宇文觉更为明确地说:“予本自神农。”【3】将自己所从出的宇文鲜卑说成是炎帝神农的后裔。
契丹族认为自己是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也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如,《辽史·世表》记载说:“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字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认为“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4】。辽朝史官耶律俨在修《辽史》时,依据契丹源于东胡、鲜卑的说法,取《晋书》、《魏书》等书以东胡、慕容鲜卑、拓跋鲜卑为黄帝之后的观点,认为契丹为轩辕(黄帝)之后,将契丹人说成是黄帝子孙。元人编写的《辽史》则认为契丹族是从鲜卑族中的宇文鲜卑直接发展而来,因此,取《周书》宇文鲜卑自称为炎帝之后的说法,并经过考证,认为契丹出于“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将契丹说成是炎帝子孙。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于少典,契丹人有关自己始祖的说法虽然有黄帝和炎帝之不同,但最终还是一源,都是“炎黄子孙”。
关于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问题,不仅见于文献记载,也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如2003年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平安地乡阿汉土村宋家梁屯北山辽墓出土的《永清公主墓志》记载说“盖国家系轩辕皇帝之后”【5】;1989年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石匠沟辽墓出土的《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称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其先出自虞舜”【6】。辽圣宗在《赐圆空国师诏》中,亦有“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7】等语,均将契丹说成是黄帝之后。
显而易见,契丹人称自已为“炎黄子孙”,应该受到其先祖鲜卑人的影响。据史书记载,契丹族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以后,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等政权接触频繁,“贡献不绝”【8】,他们对鲜卑人附会自己为“炎黄子孙”以及北魏等政权“自为中国之位号”【9】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不能不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