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种价值观念
90年代以来,金庸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这种荣誉来自多方面:一方面是学院派的鼓吹,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严家炎先生率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对金庸作出高度评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先生在《二十世纪小说选》中将金庸排名第四,列于茅盾等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前,此后,金庸小说研究渐成热潮,有人甚至提议建立"金庸学";另一方面,金庸在北大等数所大学获得客座教授等荣誉职位,进而又获得了新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头衔。所有这些,再加上他在全国性政治机构中的职位,可以说90年代以来,金庸已经获得了意识形态和学术界的双重认可。金庸从不被主流文学体制认可到被捧为大师,从港派文学思想和作风对大陆文学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很有意义的象征,意味着南方商业型文化向中原体制型文化渗透,一种跟中国古代传统结合得更紧密,同时又跟现代商业文化结合得更紧密的闲性型审美文化开始由香港岛北上中原,并为大陆文化接受。
而王朔恰恰相反,王朔的势力范围一直在最底层的读者当中,他的许多小说段落成了人民大众的口头语,在民众中广为流传,但是,学术界,特别是学院派教授、评论家对王朔却一直不看好,出于误解,他们认为王朔没有人文理想,没有文化品位,他的作品是"痞子文学",同时,王朔虽然在普通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也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他一直没有获得意识形态的承认,没有获得过什么重要的来自意识形态的文学奖项。
为什么金庸和王朔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命运会有如此巨大反差?原因是二者在价值观念上存在根本性分歧。
金庸来自香港,他是香港现代商业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侠义文化结出的鬼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在宣扬中原传统文化,维护中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他是在制造侠义文化的幻觉,他将封建文化浪漫化,来迎合因为当代社会功利主义、金钱本位带来的市民阶层渴望逃避、隐遁的心理,他给世俗社会的实际上只是封建之鸩,而当代人却诚心地用来止渴。他的这一招甚至也迷惑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大陆教授们,那些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市场化中成了边缘人的教授,受到当代中国市场化原则无情嘲弄的学术界人士,士大夫主义者,他们一下子在金庸那里找到了心理上的暖窝,于是便深深地寤了进去。
其实金庸在价值形态上是没有什么正面诉求的,他既不是知识分子写作者,也不是民间写作者,而是资本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合姻的怪物。他――一个所谓的浪漫主义者,给人的是沉迷而不是清醒,是逃避而不是面对,是幻觉而不是现实。
"武侠"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高估的,最早,《史记》中给游侠很高的地位,至于《七侠五义》、《水浒》等则更是如此。到了新武侠,结合了情爱成分,审美诱惑力更强了。实际上,对侠义的要求代表了个体人的软弱状态。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感到自己的力量特别渺小,无法依靠社会的体制性力量来解决,只能想到请朋友出面解决,这个时候用什么来要求朋友呢?侠义。只有软弱的人才对"武侠"有强烈要求。在一个法制健全、民主的社会里,在一个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社会里,对"武侠"的要求可能会少一些,人们更多地可能倾向工程要求公平和公正,他可能首先想到法律,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所以武侠在这个时代的流行表明了某种个人无法抗拒的社会不公正的存在,因而武侠不仅仅是反资本意识形态的需要,同时也是大众渴望社会公正、社会法制的产物 。人们感到法律保护不了自己自然而然想到"武侠"――那种以个人之力反抗社会不公的英雄。
知识分子承认金庸,和知识分子寻找抵御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的工具的动机有关,金庸给了他们一种文化上的幻觉,仿佛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抵御市场化的侵袭。而大众承认金庸是把金庸当成了蚌壳,他们在金庸塑造的浪漫主义英雄人物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尽管是幻觉中的可能。
90年代以来,金庸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这种荣誉来自多方面:一方面是学院派的鼓吹,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严家炎先生率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对金庸作出高度评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先生在《二十世纪小说选》中将金庸排名第四,列于茅盾等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前,此后,金庸小说研究渐成热潮,有人甚至提议建立"金庸学";另一方面,金庸在北大等数所大学获得客座教授等荣誉职位,进而又获得了新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头衔。所有这些,再加上他在全国性政治机构中的职位,可以说90年代以来,金庸已经获得了意识形态和学术界的双重认可。金庸从不被主流文学体制认可到被捧为大师,从港派文学思想和作风对大陆文学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很有意义的象征,意味着南方商业型文化向中原体制型文化渗透,一种跟中国古代传统结合得更紧密,同时又跟现代商业文化结合得更紧密的闲性型审美文化开始由香港岛北上中原,并为大陆文化接受。
而王朔恰恰相反,王朔的势力范围一直在最底层的读者当中,他的许多小说段落成了人民大众的口头语,在民众中广为流传,但是,学术界,特别是学院派教授、评论家对王朔却一直不看好,出于误解,他们认为王朔没有人文理想,没有文化品位,他的作品是"痞子文学",同时,王朔虽然在普通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也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他一直没有获得意识形态的承认,没有获得过什么重要的来自意识形态的文学奖项。
为什么金庸和王朔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命运会有如此巨大反差?原因是二者在价值观念上存在根本性分歧。
金庸来自香港,他是香港现代商业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侠义文化结出的鬼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在宣扬中原传统文化,维护中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他是在制造侠义文化的幻觉,他将封建文化浪漫化,来迎合因为当代社会功利主义、金钱本位带来的市民阶层渴望逃避、隐遁的心理,他给世俗社会的实际上只是封建之鸩,而当代人却诚心地用来止渴。他的这一招甚至也迷惑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大陆教授们,那些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市场化中成了边缘人的教授,受到当代中国市场化原则无情嘲弄的学术界人士,士大夫主义者,他们一下子在金庸那里找到了心理上的暖窝,于是便深深地寤了进去。
其实金庸在价值形态上是没有什么正面诉求的,他既不是知识分子写作者,也不是民间写作者,而是资本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合姻的怪物。他――一个所谓的浪漫主义者,给人的是沉迷而不是清醒,是逃避而不是面对,是幻觉而不是现实。
"武侠"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高估的,最早,《史记》中给游侠很高的地位,至于《七侠五义》、《水浒》等则更是如此。到了新武侠,结合了情爱成分,审美诱惑力更强了。实际上,对侠义的要求代表了个体人的软弱状态。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感到自己的力量特别渺小,无法依靠社会的体制性力量来解决,只能想到请朋友出面解决,这个时候用什么来要求朋友呢?侠义。只有软弱的人才对"武侠"有强烈要求。在一个法制健全、民主的社会里,在一个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社会里,对"武侠"的要求可能会少一些,人们更多地可能倾向工程要求公平和公正,他可能首先想到法律,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所以武侠在这个时代的流行表明了某种个人无法抗拒的社会不公正的存在,因而武侠不仅仅是反资本意识形态的需要,同时也是大众渴望社会公正、社会法制的产物 。人们感到法律保护不了自己自然而然想到"武侠"――那种以个人之力反抗社会不公的英雄。
知识分子承认金庸,和知识分子寻找抵御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的工具的动机有关,金庸给了他们一种文化上的幻觉,仿佛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抵御市场化的侵袭。而大众承认金庸是把金庸当成了蚌壳,他们在金庸塑造的浪漫主义英雄人物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尽管是幻觉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