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中华读书报》
《梁思成全集》，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2980.00元
2001年，在梁思成先生诞辰百年之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国内外发行了《梁思成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这部九卷本的煌煌巨制，囊括了梁氏几乎所有的、目前能够搜寻到的最佳著述版本，在校订质量、编辑思路、图文版式上都有着相当高的水准。比之1982—1986年该社推出的四卷本《梁思成文集》而言，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集第三卷编入了《西南建筑图说（四川部分、云南部分）》（以下简称“图说”），这两部图说均系未刊稿。其中，四川部分是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于抗战期间，在四川省及原西康省，调查了３5个县市的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从中选出１０７项，编写而成的，是弥足珍贵、首次刊布的历史资料。而笔者因长期从事巴蜀境内古建筑及摩崖造像田野考察及相关研究，对图说中所评述的相关内容也相当关注；但通过仔细研读及实地探访，发现图说中的部分内容，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编辑疏漏与排版失误。在此择要列举，向出版社相关编辑、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求教。
1、全集第三卷第154、155页所配“乐山大佛”图片三张（书中编号：图9-2、9-3、9-4），均为1980年代所摄图片，并非梁思成等1939年所摄图片，应予以注明。
2、全集第三卷第157页所配“孔雀明王”图片一张（书中编号：图11-2），图片内容为以倚坐佛造像为中心的石龛群全景图，与图注无关，属错配图片。此外，本页所配图11-3，图片印出，但在图说文中却没有提到；而图片内容实为“观经变相”，则文中提到的该内容图片应为四张，即书中编号为图11-3至图11-6。
3、全集第三卷第171页所配“开凿门窗”图片一张（书中编号：图22-3），图片内容为乐山白崖山崖墓内景，与图注中指明的彭山江口镇后山崖墓无关，属错配图片。
4、全集第三卷第193页“开元寺铁鼎”一节，从第四行开始，后面的文字完全误排，与本节内容无关。误排的文字内容，实为第195页“汉平杨府君阙”一节中的内容。
5、全集第三卷第206页所配“功德主题名”图片一张（书中编号：图59-2），图片内容为菩萨造像，而非题名碑记，属错配图片。
6、全集第三卷第209页第一段文字“宋庆，历”应为“宋庆历”；第210页所配“再南数龛亦唐建”图片三张（书中编号：图62-6，7，8），图片内容分别为该节内容前已提到的各龛窟造像，与图注无关，属错配图片。
7、全集第三卷第216页第二段最末一句“与天宝铁幢并列马”应为“与天宝铁幢并列焉”；第217页所配“铁塔寺铜钟及铁塔”图片两张（书中编号：图70-1、70-2），图片内容为广元千佛崖造像，与图注无关，属错配图片。
8、全集第三卷第217页所配“南部县大佛寺造像”图片一张（书中编号：图72-2），应为1990年代所摄图片，并非梁思成等1939年所摄图片，应予以注明。
9、全集第三卷第221页所配“汉沈府君墓阙”图片三张（书中编号：图76-1、76-2、76-6、76-7），与文中图注不符，顺序有误。
10、全集第三卷第229页所配“坟墓之二”图片一张（书中编号：图87-3），在文中图注位置有误，或此处原有两张配图，另一张图片未印出。
应当说，从全集第三卷第137页至第251页为止，在这114个页面中所刊载的图说（四川部分），出现了上述这样一些明显的编辑疏漏与排版失误，无疑是相当遗憾的。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上述这些疏漏与失误，将使这一著述的学术参考价值大打折扣。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上述这些疏漏与失误，则可能使他们云里雾里，难以抉择。如果按图索骥这些古迹，如果慕名探访这些古物，可能都将出现要么空手而归，要么张冠李戴的难堪罢。当然，如果对巴蜀境内的古建及摩崖造像等不是特别熟悉的读者，也很难判定上述10项疏误的存在。
此外，在图说中图片的编码顺序与排版方面，考虑似也欠周密。在这114个页面的图片配置中，要么按从左至右顺序编排图片；要么按从右至左顺序编排图片；要么按从上至下顺序编排图片；要么则完全无规律的为图片排序；甚至于还出现了第1至第11号图片编排在前三个页面中，但唯独将第9号图片挪出，与第12、第13号图片排在第四个页面里。这样的图片配置状况下，读者将很难得到图文对照的便利，对图说这一著述本身也很难有更直观、更明晰的解读。事实上，笔者就曾在图说的研读中，因不能及时找到对应的图片而懊恼不已；而在翻过此页之后，突然又于次页发现相对应的图片，让人哭笑不得。
在《梁思成全集》中的这样一个小瑕疵，实际上也只是在出版12年后，才逐渐浮现出来。我相信，这12年中，参与这部全集编辑、校订、出版的各方面人士，也一定曾经听到过、接触到过这样那样的读者意见与建议；他们也一定思考过出“修订本”或“增订本”的种种方案。那么，在类似《梁思成全集》这样的，涉及全国各地相关文献、文物、古迹、名胜的多卷本全集、丛书类出版物，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没有更好的机制，来规避与改进上述这些疏误呢？如笔者这样的“好事者”，是否能让这些年热衷于出大部头全集、出大品牌文集的出版界人士，稍微冷静一下，稍微思考一下，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具备求“全”的能力？同时，又是否在求“全”的大前提下，把做“精”放在了次席，把“原则上不修改原文”当做了可以降低编校质量的借口？我想，这一系列疑问，恐怕都是值得我们深思慎行的大问题罢。
《梁思成全集》，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2980.00元
2001年，在梁思成先生诞辰百年之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国内外发行了《梁思成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这部九卷本的煌煌巨制，囊括了梁氏几乎所有的、目前能够搜寻到的最佳著述版本，在校订质量、编辑思路、图文版式上都有着相当高的水准。比之1982—1986年该社推出的四卷本《梁思成文集》而言，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集第三卷编入了《西南建筑图说（四川部分、云南部分）》（以下简称“图说”），这两部图说均系未刊稿。其中，四川部分是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于抗战期间，在四川省及原西康省，调查了３5个县市的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从中选出１０７项，编写而成的，是弥足珍贵、首次刊布的历史资料。而笔者因长期从事巴蜀境内古建筑及摩崖造像田野考察及相关研究，对图说中所评述的相关内容也相当关注；但通过仔细研读及实地探访，发现图说中的部分内容，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编辑疏漏与排版失误。在此择要列举，向出版社相关编辑、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求教。
1、全集第三卷第154、155页所配“乐山大佛”图片三张（书中编号：图9-2、9-3、9-4），均为1980年代所摄图片，并非梁思成等1939年所摄图片，应予以注明。
2、全集第三卷第157页所配“孔雀明王”图片一张（书中编号：图11-2），图片内容为以倚坐佛造像为中心的石龛群全景图，与图注无关，属错配图片。此外，本页所配图11-3，图片印出，但在图说文中却没有提到；而图片内容实为“观经变相”，则文中提到的该内容图片应为四张，即书中编号为图11-3至图11-6。
3、全集第三卷第171页所配“开凿门窗”图片一张（书中编号：图22-3），图片内容为乐山白崖山崖墓内景，与图注中指明的彭山江口镇后山崖墓无关，属错配图片。
4、全集第三卷第193页“开元寺铁鼎”一节，从第四行开始，后面的文字完全误排，与本节内容无关。误排的文字内容，实为第195页“汉平杨府君阙”一节中的内容。
5、全集第三卷第206页所配“功德主题名”图片一张（书中编号：图59-2），图片内容为菩萨造像，而非题名碑记，属错配图片。
6、全集第三卷第209页第一段文字“宋庆，历”应为“宋庆历”；第210页所配“再南数龛亦唐建”图片三张（书中编号：图62-6，7，8），图片内容分别为该节内容前已提到的各龛窟造像，与图注无关，属错配图片。
7、全集第三卷第216页第二段最末一句“与天宝铁幢并列马”应为“与天宝铁幢并列焉”；第217页所配“铁塔寺铜钟及铁塔”图片两张（书中编号：图70-1、70-2），图片内容为广元千佛崖造像，与图注无关，属错配图片。
8、全集第三卷第217页所配“南部县大佛寺造像”图片一张（书中编号：图72-2），应为1990年代所摄图片，并非梁思成等1939年所摄图片，应予以注明。
9、全集第三卷第221页所配“汉沈府君墓阙”图片三张（书中编号：图76-1、76-2、76-6、76-7），与文中图注不符，顺序有误。
10、全集第三卷第229页所配“坟墓之二”图片一张（书中编号：图87-3），在文中图注位置有误，或此处原有两张配图，另一张图片未印出。
应当说，从全集第三卷第137页至第251页为止，在这114个页面中所刊载的图说（四川部分），出现了上述这样一些明显的编辑疏漏与排版失误，无疑是相当遗憾的。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上述这些疏漏与失误，将使这一著述的学术参考价值大打折扣。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上述这些疏漏与失误，则可能使他们云里雾里，难以抉择。如果按图索骥这些古迹，如果慕名探访这些古物，可能都将出现要么空手而归，要么张冠李戴的难堪罢。当然，如果对巴蜀境内的古建及摩崖造像等不是特别熟悉的读者，也很难判定上述10项疏误的存在。
此外，在图说中图片的编码顺序与排版方面，考虑似也欠周密。在这114个页面的图片配置中，要么按从左至右顺序编排图片；要么按从右至左顺序编排图片；要么按从上至下顺序编排图片；要么则完全无规律的为图片排序；甚至于还出现了第1至第11号图片编排在前三个页面中，但唯独将第9号图片挪出，与第12、第13号图片排在第四个页面里。这样的图片配置状况下，读者将很难得到图文对照的便利，对图说这一著述本身也很难有更直观、更明晰的解读。事实上，笔者就曾在图说的研读中，因不能及时找到对应的图片而懊恼不已；而在翻过此页之后，突然又于次页发现相对应的图片，让人哭笑不得。
在《梁思成全集》中的这样一个小瑕疵，实际上也只是在出版12年后，才逐渐浮现出来。我相信，这12年中，参与这部全集编辑、校订、出版的各方面人士，也一定曾经听到过、接触到过这样那样的读者意见与建议；他们也一定思考过出“修订本”或“增订本”的种种方案。那么，在类似《梁思成全集》这样的，涉及全国各地相关文献、文物、古迹、名胜的多卷本全集、丛书类出版物，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没有更好的机制，来规避与改进上述这些疏误呢？如笔者这样的“好事者”，是否能让这些年热衷于出大部头全集、出大品牌文集的出版界人士，稍微冷静一下，稍微思考一下，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具备求“全”的能力？同时，又是否在求“全”的大前提下，把做“精”放在了次席，把“原则上不修改原文”当做了可以降低编校质量的借口？我想，这一系列疑问，恐怕都是值得我们深思慎行的大问题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