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年多，又拍了一部电视电影。
去年四月，拍了一部《打死不说我爱你》。据说我对剧本的擅自改动让频道的领导甚为不爽。因为不符合传统情节剧的起承转合——即我让似有似无，缠绵到令人生厌的的单恋关系以暴力的形式戛然而止，该片最终被送到了“探索影厅”播出，令有心者啼笑皆非。
尽管结局并不团满，我依然还是享受到了一种游戏的快感：这种创作上的随心所欲和信手拈来，似乎并不是时刻存在的。不用为结局负责任，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轻松竟会使创作变得更富个性。
不是件坏事。
《雨花朵朵》实际上还是一部小说。
不是指媒质，而是指性质。无论从题材的适应性、艺术性，她都是一部文学小品。要变成影像，无论在哪一方面都缺点理由。
好像我就必须得拍的个性点，楞给她找出个成影像的理由。
另外，从小说变成剧本的过程中，《雨花朵朵》还被刻上了浓重的“电影频道出品”的烙印，即一点点不露声色的主旋律“和谐社会”倾向，以及彻底被排斥的中间灰色地带和暧昧不清的人物道德定位。
让我想起我的一个电影剧本，两次被行业审查拒之门外，主要的原因是我写了一个暧昧不清的警察，他犯错，又良心发现悔改，在悔改的过程中控制不住又犯错。
黄建新老师跟我说，或许你真的写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警察倒通过了。
一个道理。
小说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那种暧昧和灰色——这是文学，比影视强多了。
我倒找到了兴趣所在。
记得上学的时候，导演系的侯克明老师曾给我们讲文艺创作的要素“真、善、美”，首先是真实，其次才是善和美……
频道这部戏的责编是个年轻人，相似的知识和时代背景使得沟通变得容易得多。
我开始大胆找回小说的感受，把一件本来就不那么阳光灿烂，不那么思想深刻的故事还原他本来的生活面貌。
两个小人物的小感觉，本来没有什么，最终也没有什么；最重要的是过程，其实也没有什么。
面对这样一个再小不过的故事，我的表现手法也选择了“简单”：全片只有82场戏，不到350个镜头；大量的长镜头，甚至有长得渗透到两场戏；没有“大炮”、斯坦尼康，轨道和升降也绝少使用；固定镜头，深焦调度……
但是构成这些个性影像的全部的视听语言，没有一句是虚伪的……
戏拍完了，还没有剪。我感觉很轻松愉快，因为估计我得等待我的电影又一次被送到“探索影厅”了。
去年四月，拍了一部《打死不说我爱你》。据说我对剧本的擅自改动让频道的领导甚为不爽。因为不符合传统情节剧的起承转合——即我让似有似无，缠绵到令人生厌的的单恋关系以暴力的形式戛然而止，该片最终被送到了“探索影厅”播出，令有心者啼笑皆非。
尽管结局并不团满，我依然还是享受到了一种游戏的快感：这种创作上的随心所欲和信手拈来，似乎并不是时刻存在的。不用为结局负责任，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轻松竟会使创作变得更富个性。
不是件坏事。
《雨花朵朵》实际上还是一部小说。
不是指媒质，而是指性质。无论从题材的适应性、艺术性，她都是一部文学小品。要变成影像，无论在哪一方面都缺点理由。
好像我就必须得拍的个性点，楞给她找出个成影像的理由。
另外，从小说变成剧本的过程中，《雨花朵朵》还被刻上了浓重的“电影频道出品”的烙印，即一点点不露声色的主旋律“和谐社会”倾向，以及彻底被排斥的中间灰色地带和暧昧不清的人物道德定位。
让我想起我的一个电影剧本，两次被行业审查拒之门外，主要的原因是我写了一个暧昧不清的警察，他犯错，又良心发现悔改，在悔改的过程中控制不住又犯错。
黄建新老师跟我说，或许你真的写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警察倒通过了。
一个道理。
小说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那种暧昧和灰色——这是文学，比影视强多了。
我倒找到了兴趣所在。
记得上学的时候，导演系的侯克明老师曾给我们讲文艺创作的要素“真、善、美”，首先是真实，其次才是善和美……
频道这部戏的责编是个年轻人，相似的知识和时代背景使得沟通变得容易得多。
我开始大胆找回小说的感受，把一件本来就不那么阳光灿烂，不那么思想深刻的故事还原他本来的生活面貌。
两个小人物的小感觉，本来没有什么，最终也没有什么；最重要的是过程，其实也没有什么。
面对这样一个再小不过的故事，我的表现手法也选择了“简单”：全片只有82场戏，不到350个镜头；大量的长镜头，甚至有长得渗透到两场戏；没有“大炮”、斯坦尼康，轨道和升降也绝少使用；固定镜头，深焦调度……
但是构成这些个性影像的全部的视听语言，没有一句是虚伪的……
戏拍完了，还没有剪。我感觉很轻松愉快，因为估计我得等待我的电影又一次被送到“探索影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