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受贿严重摧毁媒体公信
有网友发帖称，杭州3家媒体的3名财经领域记者已于12日被当地警方控以涉嫌受贿出庭受审，据悉3人涉案金额累计达500万余元。对于在《新快报》陈永洲事件中已经受到沉重打击的财经媒体来说，这一丑闻的发生无疑再度将财经媒体的溃疡暴露在世人的面前。但尽管如此，这一消息因为涉及媒体的丑闻，因此媒体大都不愿发表，即使是在新闻发生的杭州城，各大小报章对此也不置一词。这种鸵鸟心态充分地暴露出了中国媒体的自私，它们已经离社会公器越来越远了。
杭州的这3名财经记者，虽然在他们供职的媒体都分别有一官半职，但他们所从事的受贿勾当，仍然是利用报纸的版面刊登一些机构的公关稿件。与陈永洲受贿后在报纸版面上集中刊发竞争对手提供的企业“揭黑”报道不同的是，杭州的3位记者刊登的是对一些机构炒作股票所在公司夸大其辞的稿件，因此不易受人察觉。以曾经担任《今日早报》经济中心副主任、证券版责任编辑的金某某来说，他利用负责稿件选用、编排、审核的职务便利，多次接受多家财经公关公司的要求，在报纸证券版上刊登基金宣传稿件，为此收受贿赂款高达332万余元。至于这些稿件是否属实，由于所宣传基金不会像受批的中联重工那样会跳起来反驳，因此其受贿事实很难暴露，但是，它们对投资者的误导却是十分严重的，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同样是恶劣的。
这几位走上法庭接受审判的财经记者，固然是他们“罪有应得”，但对于我国的财经媒体来说，他们所从事的行为其实并不陌生，事实上类似的犯罪行为在我国财经媒体界已经发生过多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财经记者相对于其他行业的记者，更容易出现受贿之类的经济犯罪行为。财经记者走上受贿的犯罪道路，固然是他们本人节操的堕落，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财经记者这么容易受贿？必须看到的一个现实是，我国经济运行虽然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模式，但是由于权力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导致市场机制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扭曲，在市场里出现了大量依傍于权力所产生的灰色空间。还是以金某某的个案来分析，他的犯罪事实是刊登了大量财经公关公司刊登的公关稿，而这些财经公关公司则以此为谋生营利手段，获得了成长空间。但这些机构所展开的公关活动，本身是利用我国不健全的市场机制，为其所服务的企业谋取各种超越正当利益之外的非法利益。这些财经公关公司游走在新闻出版监管和财经市场监管的空白地带，这也给某些心术不正的财经记者提供了广阔的寻租空间。
在陈永洲事件发生后，我国新闻界曾经发生了热烈的争论，很多媒体人面对陈永洲的犯罪事实，拒绝进行深刻的反思。但是，不管是陈永洲，还是现在走上法庭的杭州3位财经记者，他们正是财经媒体领域长期缺乏监管的牺牲品。一些记者整日忙碌于与企业打交道，其心思已经不是用在新闻稿件的采写上，而是期望着利用这种职业便利打开个人发展的通道，以至将功夫都做在新闻采写之外，他们精心编织个人在权力场中的关系网，以自己能够与权力圈中人物称兄为荣，发展到极端，便是利用职业便利捞取个人好处。他们的行为，已经对财经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颠覆性破坏。要求这样的记者再来行使所谓“第四种权力”，已经是天方夜谭，甚至“第四种权力”这顶桂冠也成为他们逃避监管，恣意妄为的借口。如果财经媒体界对此缺乏认真的反思，反而讳疾忌医，任凭这种不良现象发展下去，其结果必将是整个财经媒体界的整体陷落。
杭州3位财经记者走上法庭受审，对于我国财经媒体来说，是一件雪上加霜的痛苦事件，但它也对浑浑噩噩的财经媒体敲响了警钟。财经媒体必须痛定思痛，从制度上加强职业自律，对于毁坏媒体声誉、拉财经记者下水的财经公关稿必须拒绝，本着新闻真实的原则来做财经报道。而要彻底杜绝财经记者的受贿犯罪现象，最为根本的一条还是加强经济体制改革，让经济运行远离权力支配，让一切市场主体只能通过正当的市场竞争来获取利益。只有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下，财经记者才能获得一份足够的职业尊严。而就目前来说，在不尽人意的市场环境里，财经记者的独立自省，就显得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