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高三用 屈原列传 原文 译文 注解 赏析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19，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20。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21。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22，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23?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24。”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醨25，何故怀瑾握瑜26，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27，受物之汶汶者乎28?宁赴常流29，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30?”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I 服了 U

LZ8好意思刚才偶搞错了。。你再发个帖把吧。。。？

。。。搞错了么。。看他1楼空白还当他没转载。。我就去弄了。。没想到他紧接着我转了。。把我自己的删了吧。。不小心把他的也删了点。�

。。。。啊~。。。。没话说。。。洗澡去了。�

注释:
1、同姓：屈原的祖先熊瑕是楚武王之子，所以称同姓。因封于屈地，所以以封地为姓氏。
2、左徒：官职，地位较高，仅次于令尹。
3、上官：即靳尚，上官是复姓。
4、属：编写。
5、伐：夸耀。
6、离：通“罹”，遭受。
7、惨怛：悲痛。
9、指：通“旨”，意蕴，含义。
10、滋：黑色，污浊。
11皎然：洁白的样子。
12、绌：通“黜”，罢免官职。
13、从：同“纵”。
14、张仪：战国时期魏国人，以连横主张助秦瓦解合纵策略。
15、质：通“费”，礼物。
16、商于：秦国之地，在今陕西商县至河南内乡一带。
17、屈匄：出国大将。
18、用事者：当权的人。
19、武关：秦国南部关塞，在今陕西商县东。
20、内：同“纳”，接纳。
21、令尹：楚国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宰相。
22、被：通“披”。
23、三闾大夫：楚国官名，掌管楚国王族事务。
24、见：被。25、醨：薄酒。
26、瑾、瑜：美玉，比喻高尚的节操。
27、察察：洁白的样子。
28、常流：即长流，指江水。
30、温蠖：尘埃很厚，形容污浊。

译文:
屈原，名平，是楚国王族的同姓，做楚怀王的左徒。他学识渊博，记忆力强，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熟悉外交辞令。对内同怀王谋划商讨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酬诸侯。楚怀王很信任他。
上官大夫跟屈原一同在朝为官，想争得楚怀王的宠信，内心嫉妒屈原的才能。怀王派屈平制定国家的法令，屈平起草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就想夺取，屈平不给。上官大夫就在怀王面前讲屈平的坏话，说：“大王叫屈平起草法令，大家没有谁不知道的。每当一项法令制度定出来，屈平就夸耀他的功劳，认为‘除了我就没有谁能制定得出来’。”怀王很生气，因而疏远了屈平。
屈平痛心怀王耳听是非不清，谗言和谄媚遮蔽了君王的眼睛，邪恶不正直的人危害公正无私的人，端方正派的人不为朝廷所容，因此忧愁深思，写了《离骚》。“离骚”就是遭遇忧愁的意思。天是人的起源，父母是人的根本。人们处境艰难就追念本源，所以人在劳累、辛苦、疲倦、困惫时，没有不喊天的；在疾病、痛苦、凄惨、惊惧时，没有不呼父母的。屈平使自己的道德端正，使自己的品行正直，竭尽忠心和智慧来侍奉他的君主，遭到小人离间，可以说是处境非常艰难了。诚信却被怀疑，忠贞却被诽谤，能没有怨愤吗？屈平作《离骚》是由怨愤引起的吧。他远古称颂帝喾，近古称道齐桓公，中古称述商汤、周武王，用这些来讽刺楚国当时的政事。他阐明道德的广大崇高、国家治乱的规律，无不透彻明白。他的文笔简约，他的言辞含蓄，他的志趣高洁，他的品行端正。他的文辞表达平常的事物，但含义却很重大；列举的事例虽近在眼前，但表达的意思却极为深远。他的志趣高洁，所以作品所述的物也是芬芳的；他的品行方正不苟，所以至死也不容于世。他自动地远离污泥浊水，像蝉脱壳那样摆脱污秽，超脱于尘埃之外，不沾染世俗的污垢，他真是一个洁白干净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我们推论他的这种志趣，即使同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
屈平已经被免去官职，后来秦国想攻打齐国，齐国跟楚国合纵亲善，秦惠王很担心，就叫张仪假装离开秦国，给楚王奉献厚礼，呈献信物，表示愿意侍奉楚王，说：“秦国很憎恨齐国，齐国却同楚国合纵亲善，如果楚国真能同齐国绝交，秦愿意奉献商于一带六百里的地方。”楚怀王心贪而听信了张仪的话，就同齐国绝交了，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骗楚使说：“我与楚王约定只割让六里的地方，没有听说有六百里。”楚国的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回楚国告诉怀王。怀王发怒，大规模出动军队讨伐秦国。秦国出兵迎击楚军，在丹水和淅水一带把楚军打得大败，杀八万人，俘虏楚国大将屈匄，于是夺取了楚国的汉中一带土地。楚怀王于是全部发动国家的军队，深入到秦国境内进攻秦军，在蓝田展开了激战。魏国听到了这个消息，乘机偷袭楚国，一直到达邓县一带。楚军惧怕，从秦国撤退回来。而齐国终究因为愤恨楚王而不救助楚国，楚国处境极为艰难。

课文说明
这篇课文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先秦文献没有说到屈原，这篇传记第一次记下有关屈原的资料。屈原是战国时代的人，贾谊是西汉初期的人，司马迁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编在一起呢？明代陈仁锡《史记考》说：“屈贾俱被谤，俱工辞赋，其事迹相似，故二人同传。”近代李景星《四史评议》进一步说：“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这两家的说法是很好的。这篇传记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为才人的身世遭遇鸣不平，抒发一种忠心耿耿，才干卓荦，而结果受打击、受压抑，报国无门，以至穷愁潦倒，抑郁而死的终天愤慨。屈原有才干，有远见，对楚国忠心耿耿，却一被楚怀王疏斥，再被顷襄王流放，直到怀石沉汨罗而死。贾谊是汉初最有才气、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但终未被重用，才能无从施展，终生郁郁不得志。司马迁也是品格高尚，才华横溢，竟因李陵一案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千古忠贤，途竟一辙。司马迁《报任安书》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指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自况《史记》之成，基于垢辱。他在最后的“太史公曰”中又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含着热泪为屈原立传，抒情寄愤以浇胸中块垒。因此，这篇课文实际上是一篇夹叙夹议的人物评传，这是不同于《陈涉世家》《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地方。

赏析一:
这篇课文共12段，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至第3段），写屈原由见“任”而见“疏”。这部分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第1段），写屈原的身份、才识。以“王甚任之”总括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以“博”“强”“明”“娴”“图议”“接遇”“应对”点明信任的原因，也点明了下文上官大夫嫉妒的原因。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楚国的国君芈（mǐ）姓，熊氏，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受封于屈邑，因以封邑为氏，所以说是“楚之同姓”。
第二层（第2段），写上官大夫嫉贤进谗和怀王信谗，屈原被怀王疏远。“王怒而疏屈平”总括屈原政治生活中的第一个不幸。与上文的“王甚任之”形成强烈对比，这一“任”一“疏”，见出楚王反复无常，践踏人才。上有昏君，下有佞臣，楚国政治的腐败黑暗可想而知。
第三层（第3段），写屈原创作《离骚》的缘由以及对《离骚》的高度评价。《离骚》是由怨愤产生的。“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是其外因；“穷”和“怨”是其内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是“穷”的具体内容。“穷”则“怨”，“怨”则“歌”，于是司马迁作出推断：“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里，把《离骚》与楚国黑暗腐败的政治环境和屈原的主观感受紧密地联系起来，表明写作《离骚》正是屈原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和控诉。对《离骚》内容和形式的评价结合屈原的品德修养一起进行，从文如其人的角度，介绍屈原的志洁行廉是其“文约”“辞微”“称小旨大”“类迩义远”的思想基础。《离骚》特别突出“志洁”这个特点，以污泥、浊秽、尘埃、滋垢喻邪恶，以美人香草喻高洁的志趣。面对种种邪恶，屈原矢志如一，出污泥而不染，保持高洁的品德。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赞扬屈原的这种高尚品德可“与日月争光”。
第二部分（第4至第10段），写屈原由见“黜”而见“迁”。这部分可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第4至第7段），写屈原被怀王罢黜后，怀王三次被秦所骗，最终客死于秦，突出屈原的个人遭遇与楚国命运息息相关。
第二层（第8至第10段），写顷襄王昏愦，屈原见“迁”。这一层突出屈原遭放逐后还“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又一次为屈原作不平之鸣。
第三部分（第11段），写屈原自沉汨罗的经过。这部分着重记叙了屈原与渔父的两次对话。第一次对话揭示出屈原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清”者“醒”者必然是厄运。第二次对话突出屈原的高贵品质：宁愿葬身鱼腹，也不同流合污苟且偷生。这部分形为记叙，实为议论，以转述人物对话代议论，既评屈原之志，也抒司马迁之情，从不同意见的争论中，突出屈原的观点。
第四部分（末段），写屈原死后的影响。一是屈原创造的楚辞一体，作者后继有人，但都不能像屈原那样直谏；一是屈原死后，楚为秦所灭。
综上所述，这篇课文通过写屈原的生平事迹，特别是政治上的不幸遭遇，表现了屈原的一生和楚国的兴衰存亡相攸关，赞颂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正直的品德，处处流露出作者郁郁不平之气和“悲其志”的叹惋。

赏析二:
读《史记•屈原列传》（傅义）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的生平事迹，阐明了他的思想志行，评述了他的代表作品《离骚》，著录了他的另一篇有名的作品《怀沙》。这篇列传是供后人研究屈原和他的作品的最早的最宝贵的资料。就文献价值来说，它已经是不朽的了。我这里不打算谈关涉到考证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从这篇作品的内容来研究作者司马迁是怎样推崇屈原的；其次，简略地谈一下司马迁为什么推崇屈原；最后也简要地分析一下这篇作品的艺术特点。
司马迁传屈原，是把他的人品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研究和论述的。我们研究司马迁怎样推崇屈原，也应该联系屈原的几篇主要作品来研究，以资验证。
司马迁推崇屈原有两个方面：推崇他正确的政治主张和伟大的人格；推崇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高深造诣。
司马迁认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是正确的。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当时，秦国兵力最强。但是楚国和齐国从亲，是可以抵抗强秦的，因为楚国疆土最大，齐国财力最富，而且楚、齐从亲，其他山东之国也会跟楚齐一道合纵来共同对付秦国。如果楚王能始终用屈原的外交主张，并且修明内政，那当时的天下还不知鹿死谁手。本传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楚国和齐、秦的关系，从历史的教训来证明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的正确。当楚怀王重用屈原任为左徒的时候，齐、楚从亲，秦国不敢侵犯。等到楚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毁谤而疏远了屈原之后，秦国就令张仪来离间齐楚的关系，破坏两国的联盟，以便各个击破。张仪骗楚王说，楚国如能和齐国绝交，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图便宜，便当真和齐国绝交。张仪又说是献地六里，不是六百里。楚怀王大怒，就兴兵伐秦。楚国没有了齐国的援助，弄得损兵折将，丧权失地。这才又命屈原出使于齐，和齐国恢复邦交。秦国又说把汉中地还给楚国来讲和。楚怀王因为恨透了张仪，说不愿得地，愿得张仪才甘心。张仪居然来到楚国，收买了楚王的宠臣靳尚和宠姬郑袖，竟又安然返国。等到屈原从齐国回来，问楚王为什么不杀张仪，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又上了秦国的当。其后，诸侯兵击楚，楚又大败。其后，秦又骗楚怀王到秦国去，屈原劝他不要去，可是他听了他的幼子子兰的话到秦国去了。果然一到秦国，秦国就不放他回去，要挟他割让土地，终至客死于秦。他的儿子顷襄王忘却血海深仇，反而向秦屈膝，重用亲秦派子兰等人，放逐屈原。后来楚竟为秦所灭。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楚国亲齐，秦国就不敢侵犯；亲秦，就吃秦国的大亏。
司马迁对屈原的政治才能是异常推崇的。本传说屈原的《离骚》是“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他还慨叹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可见司马迁认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样的政治，认为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这种政治倾向是强烈的。《离骚》里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原反复地论述历代兴亡，认为亡是由于残害忠良，而兴是由于举贤授能。他主张要替人民打算，要选贤与能，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因此，司马迁说他能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是正确的。司马迁不仅赞成他的贤能政治的主张，并且认为屈原就是贤能兼备的人。他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司马迁是这样推崇屈原的，我们现代人也是这样推崇屈原的，虽然并非毫无差别。所以司马迁这篇传记和其他篇同样是实录，对屈原是不虚美的。司马迁为什么这样推崇屈原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屈原本来就是值得崇敬的，而《史记》又是法《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除此而外，我以为还由于司马迁和屈原有某些相通处和某些思想渊源。屈原的遭遇是不幸的，司马迁的遭遇也是不幸的。他说他自己所处的地位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他受了不人道的宫刑。因此他对屈原的不幸遭遇更有极亲切的同情。特别是“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认为屈原的怨是很自然的。他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他认为怀王不能信用屈原，致自取祸。他愤慨地说：“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他曾经表白他自己：“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他自己也正是不能无怨。从政治思想上说，司马迁和屈原基本上都是儒家的思想。司马迁对于战国时事，因为秦最强暴，他总是把同情寄在六国方面。就这一点说，他也会热爱屈原的。从文学艺术上说，司马迁也是发愤著书的。《自序》说：“屈原放逐，著《离骚》。”这又是屈原对他著作上的启发和精神上的鼓励。而且就现实主义精神来看，司马迁正是屈原的光辉的继承者。
最后，简单地谈一下《屈原贾生列传》的写作艺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传末赞语而外，多不直接发抒自己的意见，而是把自己的意见寓于叙事之中。本传与《伯夷列传》等篇却是另一种写法，这就是夹叙夹议，这是最明显的。然而本篇最大的特点还在于通篇大赞《离骚》。开头简叙了一些事实，写至“王怒而疏屈平”，立即写出大段议论来，评论《离骚》写作的原由，《离骚》的体制及其艺术价值。就是写到“屈平既嫉之”以下数句，也是概括《离骚》大旨。就是最后提到宋玉等人，文采可称，而人品不及，也正所以明《离骚》为千古绝唱。再细玩篇中历叙怀王的愚昧，大段文字，中间只以“屈平既绌”“屈平既疏”相关照，便觉这些也可以说是表明《离骚》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介绍。所以这一篇，是屈原的传记，也可以说是《离骚》的序言。这是根源于他对作者与作品关系的正确理解的。
其次，本篇开头称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前一句是总说，后两句是分陈。如果这样说，“明于治乱”称他的政治才能，兼指他的政治品质，“娴于辞令”称他的长于艺术语言，而且长于外交才能，那么，这两句就是全篇的脉络。接下叙“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即跟“明于治乱”而来；“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即跟“娴于辞令”而来。由此又招上官之谗。接叙《离骚》的创作，说他“娴于辞令”，其实更是说他“明于治乱”。而推崇之极，更又点出“志”字。其后叙秦、齐、楚三国离合和战，及屈原进谏与使齐事，主要是说他“明于治乱”，也关照到他的“娴于辞令”。引《怀沙》之文，是证实他“娴于辞令”，实在也是证实他“明于治乱”。最后联系宋玉诸人，也可表明屈原是能够“从容辞令”而又敢于“直谏”的。最后赞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读作品又点明“志”字，莫非如此。这样，就能集中地、生动地表达这篇作品的主要内容。

赏析三:
历代名家评《屈原列传》
李晚芳
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盖屈原获罪被放，司马亦获罪被刑，其获罪同，而所以获罪则不同，屈原宜怨，司马不宜怨。何也？屈原之怨亲亲也，怨君蔽于谗佞，宗社有累卵之危，自信一身可以维持，而不见用，虽然，惟楚有材，他国多用之以成霸，三谏不听则去，原岂不知，何必怨，然不可以是律原者，原宗臣也，宗臣死社稷，职也，其眷眷君国，不忍遽死者，冀君之一悟，而鬻熊之血食可延，冀谗佞之一改，而高阳之苗裔不斩也。无何日甚一日，诸臣愚弄其君于掌上，而不之改，其君日受诸臣之愚弄，而不之悟，欲维持而不能，欲坐视而不忍，夫安得不怨，怨而极，无所复之，安得不死？其辞曰，吾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证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终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君子谅其怨，悲其志矣。若司马之怨，不过为庇一李陵而不得耳，陵受命出征，兵败降虏，为将之罪，莫大于是，天子诛其家，以正其罪，法也。即陵之对苏武，亦言罪通于天，而不自讳，而司马则谆谆恳恳，向天子表陵之能，解陵之罪，欲天子徇其请，枉法而赦陵，褊之甚也。幸武帝宽大，不以为党恶，竟置诸族，止以为游说，而下于理。在司马自当省过认罪，反躬自咎而自安焉，可也，乃怨天子不徇其请，而反罪之，又怨诸臣之媒孽陵而文致之。呜呼，既生降也，何用媒孽，降敌可赦，国法安用哉!故曰，司马之怨，不宜怨者也，乌得与屈大夫同日论哉!篇首叙受谗之故，作《骚》之由，文情斐亹，音节激越，中叙外欺内感，以致丧师失地，活画出一怀王，言少事该，比《国策》更为简练。篇末慨君终不悟，已不必生，悲愤淋漓，如怨如慕，鹃啼猿啸，听之泪下，忠臣至死，犹系心君国，所谓身死而心不死也，真善状屈子苦哀。通体以叙事夹议论，一唱三叹出之，声调超迈，亦是《国风》《小雅》之遗。（《读史管见》卷二《屈原列传》）
于慎行
《史记•屈原传》为文章家所称，顾其词旨错综，非叙事之正体。中间疑有衍文，如论怀王事，引《易》断之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即继之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何文义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则以为文章之妙，变化不测，何其迂乎!（《读史漫录》卷二）
陈三立
太史公越周迄汉，而为《屈原贾生列传》，学者皆称取其怀忠迁放，并工为骚赋相类，与并世先后传老子、韩非，异世传扁鹊、仓公是其例，固宜有然者邪!吾意太史公盖以为七十子之后，周、汉相望，百余年之间，有王佐制作之才者，唯屈原、贾生两人而已。其传屈原曰：“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其传贾生曰：“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屈原、贾生所为宪令仪法，不可得具知，要必追先王之意，去苟简之治，易敝通变，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有相为出入者。太史公明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方痛世运之流而不返，生民之祸无终极，积久而愈烈，意非有如孟子所推天民大人名世者出，不足扫除更张敝法，以复隆古而维后世，而于其所俯仰睥睨之名儒功臣既举，未可以语此者，于是旷世低徊，而独默许此两人，为之示其微尚所在而不恤，特与扁鹊、仓公同例。若曰医民疾者，周时独有扁鹊，汉时独有仓公；医国病者，亦独周屈原汉贾生耳。呜呼，彼宪令仪法二书者之不存，此太史公之所深痛，故独感慨悲吟于其辞赋，而如贾生陈政事之粗迹，转可以略而不具者也。若其《鲁仲连邹阳列传》，则已自明邹阳附鲁连之故无隐情，疑与此异云。（《散原精舍文集》卷五《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