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3年前，林景星就查出了那里致癌的原因，开出了“药方”，但至今没能彻底解决。作为国内提出“生态环境地质病”的首位学者，他原以为自己能够当一个“开方治病”的医生。可十多年的调查研究让林景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角色：“我只是一个真相调查者，用科学的数据告诉人们地质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触及生命而且细及毛发，但整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大工程，不是仅仅学者能为的。”
亲尝毒核桃
2001年，林景星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陕西发现“癌症村”。以他对生态环境多年的关注，他坚信这就是被自己命名的“生态环境地质病”的发作，这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已经爆炸。
为了证实判断，他自费去了趟“癌症村”——陕西省华县瓜坡镇龙岭村，调查发病原因。
村长早已在村口迎候，村民们纷纷拿出自产的核桃招待贵客，林教授成了全村人的希望，被称为“北京来的专家”。然而在来之前，林景星已经托人取过样品化验，认为致癌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该村的核桃。
即便如此，林景星还是欣然地吃下了村长递过来的核桃，尽管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核桃里的砷元素会在自己的身体内沉积下来，而砷恰恰是致癌物质。但他也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被村里人接受。跟他们接近，就等于跟事实真相接近。他已经顾不得临行前老伴的殷切叮嘱：“到了那里，不要乱吃东西。”
龙岭村位于秦岭北坡，这个海拔770米的小村落，山清水秀，民风淳朴，让林景星想起了久违的儿时家乡。在福建农村长大的他，自小就在乡野嬉耍，渴了喝小溪水，饿了扯把野菜……研究生态环境越久，他越怀念那段时光，久违了的清静突然在这里重现，他甚至怀疑是自己错了。走遍龙岭村村前屋后，根本找不到污染源，林景星的心里划过一丝庆幸。
但是村长提供的数据却让林景星震惊。自1974 年发现第一例食道癌患者以来，该村30户人家、154人中，共死亡59人，其中死于癌症的36 人，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1%。全村只有4 户家庭未出现过癌症患者，还有4户人家已经“绝了户”，门上孤零零的一把大锁让人看了心寒。
林景星下定了决心，如论如何，也要用科学的手段找到病因，为村里人“驱魔”。
“魔鬼”在龙岭村扎根
在得到国土资源部资助后，林景星对龙岭村进行了前后长达3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龙岭村人日常食用的粮食和蔬菜中，除了土豆和西红柿外，其他作物的有毒成分均超标；耕植地、非耕植地以及室内用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铅、砷等化学污染。
而距离龙岭村4公里以外的化肥厂便是“真凶”。这座20世纪70年代初建成投产的化肥厂，每天24小时不停歇地释放着“毒烟”，“毒烟”顺着西北风刮向龙岭村所在的秦岭方向，当无法跨越高耸的秦岭山脉后，“魔鬼”就在龙岭村扎根了。
林景星第一次到龙岭村时，开着摩托车带他上山的小伙子，总是笑眯眯的。而后来再去龙岭村，年轻人却当着他的面哭了，因为头发检测结果发现他是全村身体“毒素”沉淀最多的人。“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只想逃离这个地方。无论到哪里，只要有口饭吃就好。”最终小伙子离开了家乡。
整个龙岭村人们只有两种选择：逃离和等待死亡。年轻人，能离开的都离开了，只留下50岁以上的老人，守在空旷的大门口。9年来，村子里只出生了2个小孩，学校也关闭了。“这么多年跑野外，什么恶劣的环境都见过，但走进龙岭村的寂静，让人恐慌。”
连这样一个僻静、古朴的小山村都逃不过化学污染的魔爪，多年来致力于生态环境研究的林景星愤怒了。
问题在土壤里
在地质研究界，林景星是个异类。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往回看”，研究地质史的变迁、地层考古的细化，而林景星却偏偏选择了“脚底下的一片土壤”，关注土壤质量对眼下人们生活的影响。这种转变来自于现实。
1994年，在比利时留学10年的林景星回国后，就职于国土资源部。在去欧洲之前，他从事的也是地质考古研究。在欧洲他听到太多国外同行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抨击，他总期待着，有朝一日，能用自己调查的科学数据争一口气。然而，回国后的调查让他发现，中国水土环境受污染程度确实不容忽视。
林景星决定，调整研究方向，把目标对准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上。
早在欧洲留学时，林景星就了解过欧洲工业革命对环境的破坏，可以说从1680年的英国到后来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付出过这样的发展代价。音乐家贝多芬，后来就被证实死于环境污染导致的铅中毒。当时多瑙河和莱茵河两岸有很多制铅厂，导致河水中的鱼被污染，而贝多芬最喜欢吃多瑙河里的鱼。
而同样的挑战，也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地方工业污染加剧，国内“癌症村”、“怪病村”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
经过数年的研究，林景星提出了“生态环境地质病”这一概念——由于人为活动影响，如工厂排污、矿山开采等，破坏了地壳元素的平衡状态，使这些有毒元素通过水分、土壤、农作物，转移到人的身上。它们就会在人体内积聚下来，一旦摄入总量超过临界点，就会发生病变，甚至导致死亡。所以“生态环境地质病”不可治愈，只能预防。林景星的理论与法国癌症研究计划负责人贝尔波姆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认为，80%-90%的癌症是由人为破坏环境造成的。
这使林景星更加坚信，欧洲现有的环境治理经验值得国内借鉴，而自己留学时恰恰对这个领域有很多研究。他相信，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让数据说话，就能改变这一切。《环球人物》杂志
亲尝毒核桃
2001年，林景星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陕西发现“癌症村”。以他对生态环境多年的关注，他坚信这就是被自己命名的“生态环境地质病”的发作，这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已经爆炸。
为了证实判断，他自费去了趟“癌症村”——陕西省华县瓜坡镇龙岭村，调查发病原因。
村长早已在村口迎候，村民们纷纷拿出自产的核桃招待贵客，林教授成了全村人的希望，被称为“北京来的专家”。然而在来之前，林景星已经托人取过样品化验，认为致癌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该村的核桃。
即便如此，林景星还是欣然地吃下了村长递过来的核桃，尽管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核桃里的砷元素会在自己的身体内沉积下来，而砷恰恰是致癌物质。但他也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被村里人接受。跟他们接近，就等于跟事实真相接近。他已经顾不得临行前老伴的殷切叮嘱：“到了那里，不要乱吃东西。”
龙岭村位于秦岭北坡，这个海拔770米的小村落，山清水秀，民风淳朴，让林景星想起了久违的儿时家乡。在福建农村长大的他，自小就在乡野嬉耍，渴了喝小溪水，饿了扯把野菜……研究生态环境越久，他越怀念那段时光，久违了的清静突然在这里重现，他甚至怀疑是自己错了。走遍龙岭村村前屋后，根本找不到污染源，林景星的心里划过一丝庆幸。
但是村长提供的数据却让林景星震惊。自1974 年发现第一例食道癌患者以来，该村30户人家、154人中，共死亡59人，其中死于癌症的36 人，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1%。全村只有4 户家庭未出现过癌症患者，还有4户人家已经“绝了户”，门上孤零零的一把大锁让人看了心寒。
林景星下定了决心，如论如何，也要用科学的手段找到病因，为村里人“驱魔”。
“魔鬼”在龙岭村扎根
在得到国土资源部资助后，林景星对龙岭村进行了前后长达3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龙岭村人日常食用的粮食和蔬菜中，除了土豆和西红柿外，其他作物的有毒成分均超标；耕植地、非耕植地以及室内用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铅、砷等化学污染。
而距离龙岭村4公里以外的化肥厂便是“真凶”。这座20世纪70年代初建成投产的化肥厂，每天24小时不停歇地释放着“毒烟”，“毒烟”顺着西北风刮向龙岭村所在的秦岭方向，当无法跨越高耸的秦岭山脉后，“魔鬼”就在龙岭村扎根了。
林景星第一次到龙岭村时，开着摩托车带他上山的小伙子，总是笑眯眯的。而后来再去龙岭村，年轻人却当着他的面哭了，因为头发检测结果发现他是全村身体“毒素”沉淀最多的人。“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只想逃离这个地方。无论到哪里，只要有口饭吃就好。”最终小伙子离开了家乡。
整个龙岭村人们只有两种选择：逃离和等待死亡。年轻人，能离开的都离开了，只留下50岁以上的老人，守在空旷的大门口。9年来，村子里只出生了2个小孩，学校也关闭了。“这么多年跑野外，什么恶劣的环境都见过，但走进龙岭村的寂静，让人恐慌。”
连这样一个僻静、古朴的小山村都逃不过化学污染的魔爪，多年来致力于生态环境研究的林景星愤怒了。
问题在土壤里
在地质研究界，林景星是个异类。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往回看”，研究地质史的变迁、地层考古的细化，而林景星却偏偏选择了“脚底下的一片土壤”，关注土壤质量对眼下人们生活的影响。这种转变来自于现实。
1994年，在比利时留学10年的林景星回国后，就职于国土资源部。在去欧洲之前，他从事的也是地质考古研究。在欧洲他听到太多国外同行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抨击，他总期待着，有朝一日，能用自己调查的科学数据争一口气。然而，回国后的调查让他发现，中国水土环境受污染程度确实不容忽视。
林景星决定，调整研究方向，把目标对准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上。
早在欧洲留学时，林景星就了解过欧洲工业革命对环境的破坏，可以说从1680年的英国到后来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付出过这样的发展代价。音乐家贝多芬，后来就被证实死于环境污染导致的铅中毒。当时多瑙河和莱茵河两岸有很多制铅厂，导致河水中的鱼被污染，而贝多芬最喜欢吃多瑙河里的鱼。
而同样的挑战，也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地方工业污染加剧，国内“癌症村”、“怪病村”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
经过数年的研究，林景星提出了“生态环境地质病”这一概念——由于人为活动影响，如工厂排污、矿山开采等，破坏了地壳元素的平衡状态，使这些有毒元素通过水分、土壤、农作物，转移到人的身上。它们就会在人体内积聚下来，一旦摄入总量超过临界点，就会发生病变，甚至导致死亡。所以“生态环境地质病”不可治愈，只能预防。林景星的理论与法国癌症研究计划负责人贝尔波姆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认为，80%-90%的癌症是由人为破坏环境造成的。
这使林景星更加坚信，欧洲现有的环境治理经验值得国内借鉴，而自己留学时恰恰对这个领域有很多研究。他相信，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让数据说话，就能改变这一切。《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