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界上最容易辨认的建筑群，千百年来让世人着迷和赞叹的建筑群。
　　人们敬畏它是理所当然的。大金字塔（法老胡夫所建）高137米，由260万块巨石建成，这个几乎重达700万吨的巨大建筑是在没有任何现代机械的条件下完成的。尽管如此，大金字塔却建造得异乎寻常的精确，就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都难以做到。至今没人能确切知道为什么要建造金字塔，大家都认为这是法老的陵墓。但奇怪的是从来都没有在金字塔内发现过法老的尸体，即使是在那些没有被盗墓者光顾过的金字塔内，巨大的石棺内也是空空如也。
　　当代工程师把数学当作他们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古埃及的数学与其他古代民族的数学相比是相当原始的。金字塔时代的埃及算术完全建立在“二进制”知识的基础上，我们甚至怀疑在现代意义上能不能把它称作数学。乘法和除法都归结为加法。数字相乘即是以所需的次数来重复这个数，再把数目相加；除法也相类似。奇怪的是，这种“二阶”的法则会在20世纪的计算机中再次得到运用，但在历史的大部份进程中它却是一条死胡同。
　　然而，大金字塔仍显示了精确到微米的设计，它占地13.l英亩，用石料625万吨，每块方石平均重2.5吨。金字塔底边方形的南北两条边长度仅相差百分之0.09，东西两条边仅相差百分之0.03。这个巨大的体量座落在广阔的磨光石块铺筑的地面上，经测量，地面对角线两端在平面高度上仅差百分之0.004。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技术或设计是从域外借鉴来的。
　　现存最早的石砌建筑结构，昭赛尔国王的梯形金字塔，突然出现在古王国时代的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700年）。它的石构表面早就以精致著称。被冠以建筑师称号的伊姆霍特普，是埃及人与时间之战中最早的谋士，被奉为埃及文化之父。文字记载常常赞美他为伟大的第三王朝法老昭赛尔（约公元前2686—前2613年）的首席大臣、占星家和术士。人们开始书写记录之前总是先花大量笔墨来祭奠他。他的格言流传了一个又一个世纪，他还是埃及医药学神话式的奠基人。他死后2000年仍受人怀念并被敬奉为神。染病的信徒们在孟斐斯和尼罗河的菲莱岛上为他建造的神庙中作祈祷，希望伊姆霍特普会在梦境中赐给他们良方。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他与药神阿斯克来比奥司齐名。
　　在塞加拉，当我们今天俯瞰开罗以南的古代首都孟斐斯时，我们仍能看到使伊姆霍特普获得如此声望的遗迹。他的梯形金字塔，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毛石砌筑物，是建筑灵魂的故乡。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6级的矩形石砌结构，基座南北相距597码，东西相距304码，高度200英尺。进一步发掘表明，它初次建成时比现在更大。在经历漫长的风吹日晒，以及碎片被搬走建造其他房子之前，它可能总共用了85万吨石块，是城墙与神庙的综合组群中的一部份。就我们所知，它周围的建筑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当新开凿出来的图拉产的白色石灰石从黄褐色的沙漠中升起砌成这样的建筑时，那真是一幕令人目眩的场景。
　　梯形金字塔是人类最早的摩天楼。甚至在古代埃及，虽然它很快被更高更大的建筑物所超越，但据1500年后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的朝圣者的壁刻记载，它始终是令人敬畏的。它是显示作为建筑师的人类刚刚崭露头角的创造力的纪念碑，同时它也是显示作为组织者的人类和社会力量的丰碑。我们必须看到，昭赛尔金字塔是当时条件下的建筑力量的最早标志之一。
　　金字塔的用途仍然是模糊的。作为殡葬建筑群的一部份，梯形金字塔很可能是昭赛尔国王的坟墓。也许金字塔周围的建筑是孟斐斯皇宫的石砌复制品，用来满足法老死后的需求。
　　从这一历史上最早的大型建筑到吉萨大金字塔的成功，仅用了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可能不习惯把埃及人当作进步的典范，但人类技术的伟大进步几乎从未如此急遽而壮观。一种创造性的新技术！直到4000年后，19世纪中叶的现代摩天楼，才是又一个可与之相比的人类使建筑高出地面的能力的飞跃。此时，正如我们所见，摩天楼技术才以一种可与之媲美的速度来临。
　　毛石建筑的新艺术和新技术突然显现在庞大的尺度中，伴随着完美流畅的精彩技艺。梯形金字塔是用小石块砌筑的，每块石头都是边长为9英寸的正方形，由于小，无需机械设备而可直接用手搬动。后来的半个世纪，在所谓的斯芬克斯神庙中，埃及人对付的是30吨重的大石头。尺度的增加是与技术的提高相适应的。
　　昭赛尔的继任者塞刻姆开特也建造了一座梯形金字塔，但后来倒塌了。最早的“真正”的金字塔，即方形基座、四面平整向顶点倾斜的金字塔，看来是第三王朝最后一个国王胡尼建筑的美杜姆（孟斐斯以南30英里）金字塔。风化后的美杜姆金字塔显露出它的核心为几大台阶组成的梯形金字塔，表面是6层厚厚的当地的图拉石灰石，再加上石块填充和饰面，形成一个几何学意义上真正的角锥体形金字塔。这一形状只在它底部仍留有痕迹，上部则由于重力、气候和石块被盗而崩解了。以75°的角度内倾的石灰石表层，互相之间没有联系，而完全依靠它本身的倾斜角得以稳固。
　　美杜姆金字塔并不是建造完美耐久的金字塔的最后一个不成功的尝试。最早的建筑工程师在石头面前所遇到的难题仍生动地铭刻在一座被称为“弯塔”的金字塔上。它是第四王朝的斯奈弗鲁国王（约公元前2650）在美杜姆以北28英里处建筑的。在边长为620英尺的方形基座上，光滑的石砌表面先以54°31'的角度上升；然后在大约一半高度处，这一角度突然对称地减小到43°21'，直到303英尺高的金字塔顶部。对这一建筑角度变缓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可能性最大的是，在工程中途，建造者决定避免又一次像美杜姆金字塔倒塌那样的事故；并因此留给我们一个关于建筑处理手法的奇特纪念物。
　　在弯塔以北不远处、视线可及范围内的代赫舒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处理方法的另一个例子。这座金字塔基座上坦露出来的当地石灰石块呈现红色，所以被称为红色金字塔，它是人们所知最早建成的锥形金字塔。看上去它比后来的吉萨金字塔群更平缓。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美杜姆金字塔的倒塌向他们揭示了弯塔下半部过份倾斜的危险性。建造者们小心翼翼地使这座金字塔以一个几乎与弯塔上半部相同的角度（43°6'）内倾。他们的谨慎被证明是恰当的，因为这座主体结构屹立了几千年。不过，缓和的坡度却又使它成为有利于盗石者的采石场。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他们一块又一块地搬走了，原来一度令它优雅夺目的白色磨光石灰石面料，现在只剩下一种建筑师们从未想要的古怪颜色。
　　紧邻大金字塔，附近还有两座稍小金字塔，它们是埃及第四王朝后来的另两位国王所建。
　　这三座金字塔是整个建筑群的一部份，它还包括庙宇、法老妻子的小金塔及祭师和大臣们的坟墓。狮身人面像座落在建筑群前面，凝眸眺望沙漠，警觉地守护着这座亡者之城。
　　在何处我们还能在不到100英里的范围内，完整地看到伟大建筑时代的一个如此丰富的露天博物馆呢？代赫舒尔的这两处遗迹，弯塔和红塔，显示了从梯形金字塔和美杜姆金字塔的小块砌石到吉萨大金字塔的宏伟巨石的过渡。金字塔的建筑者们已经学会如何通过斜面铺设内层石灰石基座或用其他方法来增强稳定性，随这而来的是吉萨金字塔的庞大规模——巨大的石块（2.5吨至15吨）和约52°的陡峭角度。后来的金字塔坡度更大，但由于结构设计的改进而得以保存。
　　这个最早的伟大建筑时代的高潮出现在尼罗河西岸、开罗附近的吉萨的沙漠之上。在那里，3座设计完美的巨石金字塔成为第四王朝（约公元前2650—2500年）的胡夫。海夫拉和孟卡拉法老留给我们的遗产。其中，通常被尊为大金字塔的胡夫金字塔（高约482英尺）是建造得最早、最大而又最好的。它内部使用的毛石确切数量仍是它的许多秘密之一。外层的大块石灰石放在岩石内核上，不拆开金字塔是无法知道内核的尺寸的。我们只能根据已知的材料估计它大约有230万块毛石，每块平均重2.5吨。这一庞大的体积和它的沙漠环境，令其他任何想与大金字塔的建筑力量相比的尝试相形见拙。基座所覆盖的13.1英亩土地大得足够把米兰、佛罗伦萨的大教堂以及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都包容在内，剩余的空间还能放下威斯敏斯特教堂和伦敦圣保罗教堂。
○文明的暗示
　　2000年后，古希腊旅行家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25）参观了金字塔，并把令人难忘的事实、神话和幻想揉为一体编成一本书，解释了建造金字塔的过程和原因。他说，埃及人是最早“提出人类灵魂不朽的观点”的民族。据希罗多德所述，大金字塔是10万人强制劳动的结果，通过每3个月重新抽一次签释放一些人。经过10年的时间，胡夫建成了60英尺宽、用雕有动物的磨光石块铺成的通道，用来把石头从58英里开外的尼罗河运到现场。又经过20年方建成了大金字塔，“组成它的每块石头长度都不小于30英尺。”希罗多德推想有一种提升石头的机器。雇工数量之巨大令他惊叹，他记述道，“题写在金字塔上的古埃及符号记录了建筑劳工消耗的萝卜、洋葱和大蒜的数量；我清楚地记得为我读出这些文字的讲解员说，在这上面耗费的钱财是1600塔兰特白银……那么……花费在铁器上和劳工的衣食上的数量又该是多么巨大啊。”

　　在克努姆霍特普王子的墓室里，壁画上的中东沙漠游牧民族在首领的率领下来到埃及，向这位“沙漠的管理者”敬献他们的贡品，并祈求埃及国王的庇护。
　　为了给工程提供资金，胡夫使他的国家陷入“完全恶劣的生活方式”中。希罗多德讲道，当胡夫需要更多财富时，便把女儿派到公共妓院去出卖肉体。但她也想给自己留下一座金字塔，为了积累她的“希望宝库”，她要求每个男人向她期待的作品“送一块石头作礼物”。象征她的魁力的这座纪念碑（希罗多德见过，我们现在也能见到）比大金字塔小得多，边长150英尺，是位于大金字塔面前3座小金字塔正中的那一座。
　　对于古代埃及人搬运大石块的技术，我们仍然不得而知。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使用过绞盘（类似于船舷上用的起锚机）或滑轮之类的工具。也许他们没有任何起重设备。为了移动石块，他们得依靠滑橇。滚筒和杠杆。他们留给我们的画面中，有用砖与土临时建造的大堤，沿着大堤形成的坡道，他们把石块拖到所需要的高度。这样无疑加重了建造工程量。金字塔为这样一条大堤提供了自然的支撑，也许可以帮助解释产生这一高大建筑物外形的原因。
　　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怀着敬仰之心的访问者可以尽情编造各自关于金字塔建筑目的的故事。有人说金字塔是谷仓。中古时期的阿拉伯传说讲述了一位古代国王预见到会有大洪水，便建造金字塔以储存天文、地理、物理和技术上的秘密。旅行家艾本·巴都塔（1304—1377）记述说，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埃及智慧神透特的希腊名字）“从星相中查明洪水将来临，于是建造金字塔来收藏科学。知识书籍和其他值得保护以免埋没和毁灭的东西”。这种认为大金字塔和科学、宗教的真理之间具有某种潜在关系的信念从未消失过。
　　但是古埃及人为什么把他们的纪念建筑造成角锥体形呢？“金字塔”一词，原为纯希腊语，意为角锥形，没有给我们任何线索。希腊语中一个相似的词意为“小麦蛋糕”，也许希腊人认为金字塔从远处看像是一块放在沙漠里的蛋糕。另一个有建筑意义的希腊词“方尖碑”，有一个相对灵活的来源，它在希腊语中指“小炙叉”或“烤肉叉”。我们知道古埃及人把坟墓称作永恒的城堡。在埃及语中，金字塔一词可能意味着“升天之地”。它与这一事实相符：最早的此类结构是梯形金字塔，而同样的梯形内核又出现在后来的金字塔上。
　　为了使人升入天堂，梯形金字塔和后来的表现平整的锥形金字塔一样起作用，甚至比它更方便，而后者的建造更困难，耗费劳力更多。建造锥形金字塔需要建一条又高又长的大堤或一组矮的坡道。有什么精神的、巫术和美学上的益处足以证明增加这么多造价是合理的呢？
　　……在烈日下经过艰难的跋涉，我们来到胡夫大金字塔脚下。这简直是座凹凸不平的石山，它的每一面都是一级级宽阔的石梯，台阶多得数不清。结果，未爬到金字塔的三分之一我们便不得不依赖当地阿拉伯的帮助，他们手拉肩扛，把我们送到塔顶。即便如此，我还是浑身瘫软，精疲力尽；站在塔顶，眺望远处，碧兰的尼罗河如一条蜿蜒的缎带，精美的缝绣在茫茫黄沙之中。此刻，我的内心是如此的安详和平静。
　　　　　　　　　　　　　　　　　 马克·吐温
　　　　　　　　　　　　　　　　 《一次古代世界里的野餐》
　　对古埃及人来说，任何石墩——马斯塔巴、梯形金字塔或锥形金字塔——都可以是生命的象征。正是在浮现于混饨之水的远古土丘上（如同每年尼罗河退潮后浮现出的土丘），创造之神阿图姆初次显灵并创造了宇宙。任何石墩都可能会有神奇的魔力使人葬的死者延续生命，那么建造平整的“真正的”锥形金字塔又是什么原因呢？
　　

　然而，仍有不少心仪古埃及神采的旅行者来到埃及，他们留下的记述成为埃及学最初的奠基石。
　　特弗诺是17世纪第一个纯粹因为好奇，到近东旅行的欧洲人，他穿过叙利亚和波斯，一直走到印度。1652年路过埃及时，像先前的人一样，特弗诺只看了尼罗河三角洲、开罗及其附近地区。他在吉萨测量了大金字塔，并描绘塔里的情形。他是第一个猜想法老的首都孟斐斯应该在萨卡拉附近的人。他在萨卡拉让人打开一座古埃及贵族石墓，买了一具硬木板制作的棺材，木板上“全是偶像和象形文字”。
　　路易14时代，为了丰富欧洲大博物馆的收藏，西方各国领事都以掠夺埃及的古物而闻名，18世纪上半叶的马耶则是他们的先驱。
　　除了把许许多多古代艺术品献给路易14之外，马耶也把古物送给蓬夏特兰伯爵，和在希腊发掘过文物的凯吕斯伯爵。凯吕斯收集的埃及文物，现在大部份都在法国国立图书馆里。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本书，是根据马耶回忆录写成的著作，标题长得简直像个提要：《埃及行：关于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地理，它的古代文物、风俗习惯、居民的宗教、政府和商业、运动、树木、花草等主题之新奇评述》。埃及的风貌头一次如此完整地呈现在欧洲人眼前，文物也得到应有的推崇。马耶书中所绘的大金字塔剖面图，高度虽然略嫌夸张，大致仍算准确。马耶不仅写了书，还打算把一个亚历山大城的庞培圆柱运到巴黎。但由于运输困难，他被迫放弃这个壮举。
　　这是英国考古学家薛弗林的“苏哈尔”号，全船采用中古时代阿拉伯航海家使用的村料和技术建造。“苏哈尔”号于1980年11月下水启航，沿古阿拉伯航海家辛巴达的航线，驶向东方和埃及，从而证实了《天方夜谭》并非虚构故事。
　　法国摄政王菲力普·奥尔良命西卡尔寻找埃及的古遗迹。他带了一个画家同行，他把遗址画成图册。西卡尔当时在里昂的耶酥会中学教授人文学科，是出色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学者，还能说、写流利的阿拉伯语。后来，他对埃及的古代地理产生了兴趣，根据希腊文、拉丁文、科普特文和阿拉伯文等文献，寻找城市和村镇的古代名称，然后依次探查。他和当时所有的耶酥会教士一样，懂得如何使用六分仪。他的第一张以科学方式绘制，从地中海到阿斯旺的埃及地图，于1722年呈现给国王（最近才又重见天日），标明了孟斐斯和底比斯的确切位置，也标出了所有大神庙所在地。1726年，西卡尔在开罗死于瘟疫，时年50岁，刚写完《埃及古代与现代地理之比较》。
　　马耶和西卡尔的研究精神，为日后的埃及探查之旅打开方便之门。从此以后，埃及不再是个“野人、魔鬼、妖蛇、矮人和怪兽居住的神秘地区”。在法国军队于1798年登陆亚历山大城之前，诸多旅行者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一提，萨瓦里和伏尔奈，他们的记述，对跟随拿破仑远征的学者们颇有影响。
　　萨瓦里生于法国莱恩省维特雷，酷爱旅行。他从1776年起，在开罗待了三年多。他的《埃及书信》，关于古代遗迹的内容，部份根据古籍，部份借用马耶和西卡尔的资料，但全书主要描绘当代埃及的特色。他描绘参观吉萨大金字塔的段落，不泛情趣。
　　“清晨三点半，我们来到最大的金字塔脚下。把大衣放在进入塔里的甬道门口，每人持一支火把。我们一路下行，快到底部时，必须如蛇般匍匐前行，才能进入更深处的上坡通道。这条通道向上倾斜，我们跪在地上，用手掌着两壁前进，否则就会立不住脚而滚到塔底。爬到一半时，我们开了一枪。震耳欲聋的枪声在这座庞然巨物中回荡久久，惊起成千上万只蝙蝠。它们从高处扑下，撞在手、脸上，好几把火炬都被打灭了。”
　　萨瓦里对大金字塔的剖图作了说明，不过这张图却是他厚着脸皮向马耶照抄的。他接着描述了墓室和已被揭掉盖子的棺木，棺木周围还有一些“陶土器皿的碎片”。萨瓦里的《书信》文笔优美，使1798年法国远征军中的许多人为之着迷。但是他们后来都抱怨受了骗，因为他笔下的埃及，优美如诗——然而失真。
　　伏尔奈的《叙利亚暨埃及游记》，笔调就显得没有萨瓦里乐观了。
　　这是法国教会中学地理教师西卡尔，于1722年所绘的一幅古埃及地图（该地图近日才被发现）。这是第一份以科学方法绘制，并精确标有许多遗址和废墟的位置，为日后的埃及探查之旅打开了方便之门。
　　他背着旅行袋，扛着枪。“腰围一条藏有6，000枚金法郎的铜腰带”，于1782年在亚历山大港上岸。他的《叙利亚暨埃及游记》，没有针对当时埃及的状况做任何描述，尽管他在那时待了七个月。不过后来参加远征埃及的法国学者对此书都很熟悉，书中对古代遗址的介绍也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一向掌控埃及的是一个爱好艺术的民族，那将提供许多其它地方没有的材料，拓宽我们对古代的认识。但实际上，尼罗河三角洲已经没有值得注意的废墟。此地居民不知是出于生活需要或迷信，竟把一切都毁掉了。不过在人口较少的萨伊德（即上埃及），及人迹罕至的沙漠边缘地区，倒还留有少数保存完好的遗迹。这些遗迹埋在沙里，有待后世挖掘。”
　　伏尔奈的冀望，比他预期的提早很多就成真了。他的著作于1787年出版，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所带的唯一一本书。
○拿破仑远征的回馈
　　

德农是远征队伍中第一个使用这些资料的人。他在1802年发表了内容生动的《埃及北部和南部的行程》。与此同时弗朗索瓦·若玛开始修订他的杰作，这本书是根据远征学者集体的收获，特别是德农的大量画稿写成的。这本书的出版是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埃及古文化过去只有少数旅行家有所了解；尽管不是完全看不见，其神秘和渺茫并不亚于特洛伊。这本著作却空前地把埃及古文化摆在现代读者的面前。
　　若玛的《埃及行记》从1809年到1813年陆续出版。这部24册的巨著轰动一时，那种盛况只有后来博塔写的关于尼尼微考古发现的书和谢里曼关于特洛伊发掘的著作可以相比拟。
　　《埃及行记》插画：奉拿破仑之命，帝国印刷局出版了《埃及记行》。200位艺术家制作了907幅图版，其中包括逾3,000张绘画。这部巨著的目的，是详细介绍埃及的古代遗迹、动物、植物、风景、各种行业和日用品，使人们得以从各个层面认识埃及。
　　若玛竟能选择这样的题材，书的内容竟能如此丰富，附有那样多的插图，许多图还是彩色的，再加上精美的装订，这一切，今天使用现代轮转印刷机的人们很难理解在当时是如何难能可贵。当时只有富人才买得起这部书，到手以后就当做知识的宝库珍藏起来。在今天，科学上每有重要的发现很快就可以传遍全球；并且通过照片、电影、文字和声音复制千百万份加以传播，结果就大大冲淡了轰动一时的效果。出版物一本接着一本，每本都在极力吸引读者，慢慢地就造成读者什么都略知一二，但一件也不深入。因此现代的人们很难理解当时若玛的第一批读者拿到《埃及行记》这部书时的心情。书中的内容过去闻所未闻，里面所写的古代生活他们是决想不到的。那时的读者比现在虔诚，读到这样一本书一定会感到很大的震动。
　　埃及风情（版画）：这是德农男爵在其著作《下埃及和上埃及》里的版画插图。德农曾随法军远征埃及，他的版画把法老时期的埃及风情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世人眼前，该书1802年在巴黎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再版达40余次。这些优美的版画，让欧洲人了解到众多美不胜收的埃及遗址，由此引发的埃及热，吸引了不少学者和窃贼涌向埃及。
○最初的谜团
　　埃及文化是古老的，比当时人们所知的任何古文化都古老的多。早在罗马的国会山上讨论制定未来的罗马帝国各项政策的时候，埃及已经是一个古国了。当日尔曼人和凯尔特人在北欧的森林里猎熊的时候，埃及已经开始衰败了。按现在的历法计算，埃及法老第一王朝是5000年前兴起的，那时尼罗河畔已经有了灿烂的文化。就连第26王朝的衰亡也还是公元前500年的事。统治这块土地的民族先是利比亚人，接着是埃塞俄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这一切都在星光照耀伯利恒的马厩之前（指耶稣降生——作者）。
　　当然，很早就有人知道尼罗河畔石雕和石建的胜迹，但那些传闻都有许多传奇的色彩。埃及的古文物只有很少几件运到国外，放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拿破仑时代的旅游者在罗马可以看到国会大厦石阶上的狮子，后来就没有了。他们还可以看到托勒密王朝帝王的雕像，但那已经是后期的艺术品。那时古埃及文化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亚历山大希腊文化已经高度发展了。真正代表古埃及文化的只有12方尖石碑，此外是红衣主教的庭园里的一些浮雕了。较为常见的还有雕着圣甲虫的宝石，古埃及人把这种甲虫视为圣物，这种雕刻品一度在欧洲到处被人用作护身符。此外什么也没有了。
　　巴黎的书店里也很难找到真正称得上是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幸尔1805年出版了斯特拉波的一套书，共五册，译文的质量极好。这部权威著作的内容过去只为学者所知，至此才开始普及了。斯特拉波是在奥古斯都大帝时期游历埃及的。希罗多德的第二册书里也有十分宝贵的资料，那是去过古埃及的一位杰出的旅行家；但是多少人读过希罗多德呢！其他古籍里也有时提到埃及，但这些材料更为古奥、更为零散，也就更少为人所知了。
　　“你像穿衣服一样把光辉洒遍全身，”这是大卫王的《诗篇》里的一句话。太阳早晨在湛蓝的天空升起了，运行了，它那黄色的、滚烫而耀眼的光芒照在褐色的、赤色和白色的沙上，映出的影子像沙上的剪影一样轮廓分明。这是一片永世阳光普照的荒野，这里没有气候的变化，没有雨、雪、雾、雹，也很少雷声和闪电，这里的空气干得要死，遍地都是五谷不生的砂砾和硬得发脆的土块。就在这块土地上奔流着伟大的尼罗河，它是众河之父，人称“万物之父尼罗河”。它源远流长，河水来源于苏丹的湖泊和热带雨。每逢汛期河水就溢出两岸，淹没砂荒，吐出肥沃的7月的泥浆。每年河水高达52英尺，如是持续了千万年。梵蒂岗有一组大理石像，表现16个儿童在河神周围跳舞，每个代表15英寸的洪峰，就是表现尼罗河的。水退以后，河边的干土和沙地已经浸透，黄水所过之处长出绿色的植物。庄稼发芽了、成熟了，“肥年”的收获供应了“瘦年”的需要。就这样，每年出现一个新的埃及，它是古代的谷仓。正如2500年前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就连远处的罗马人的饥饱也要取决于尼罗河的恩赐。
　　

在这片被太阳烤焦的土地上，城市里礼拜寺的尖塔林立，住的是肤色不同的民族：努比亚人、柏柏尔人、科普特人、贝都因人和黑人。狭窄的街道上熙熙攘攘，语音杂沓；无数寺庙、厅堂和陵墓的断壁残垣间到处有人顶礼膜拜。
　　骄阳下的荒沙上矗立着金字塔。开罗周围67座金字塔排列在“骄阳的操场”上。它们都是帝王的巨大陵寝。单是其中的一座就用了250万块石头，l 0万奴隶干了整整20年才建成的。
　　这里卧着最大的吉萨狮身人面像，它头上的鬃毛已经磨平，眼睛和鼻子也变成了黑洞，这是马穆鲁克人用它的头作炮靶演习射击的结果。然而它究竟已经卧了几千年，并且要永世呆在那里。它的身躯是硕大无朋的：当年一心想做国王的托特米斯竟在它的两爪之间坚了一块大石碑。
　　清真寺的尖顶纷然竖在晴空里，为神只和帝王们看守庙宇的大门。这些精美的石尖有的高达91英尺。此外还有圆形和方形的石砌陵墓，“村长”和法老们的雕像，各种石棺、石柱和塔形门，各种浮雕和绘画。这些当年治理过这个古老的王国的人们不可胜数，他们的形象站立在雕梁画栋之间，他们以僵硬而尊严的姿态指向某种目标。有人说：“埃及人的生活就是走向死亡的历程。”埃及的壁雕到处突出表现目的论的原则；一位现代的文化哲学家指出，埃及艺术的主要象征是“方向”，在意义上可以和欧洲的“空间”、希腊的“身体”相提并论。
　　埃及可谓集古墓之大成；而且它几乎到处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包括各种符号、图画、线条、暗号以及无法理解的图形。这是一套古怪的表达方法，形象的来源很多，人形、动物、植物、果实、器械、衣服、编筐、武器、几何形体、波浪和火焰状的线条都可以成为文字。寺庙和墓室的墙上、纪念石刻上、棺材上、墓碑上、神只和凡人的雕像上、箱子上和黏土器皿上都有象形文字；连墨水池和手杖上都有象形的符号。看来埃及人是最喜欢写字的古代民族。“假如有人想把埃德福寺里的象形文字抄录一遍，每天从早抄到晚，20年也抄不完！”
　　旅行家们对古埃及的描述，只能让我们今天沉缅于遐思之中。因为早在18世纪，当欧洲第一批真正的考古学者随拿破仑军队来到埃及时，他们所看到的就只是断垣残壁了。
　　德农就是把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展现在欧洲的面前；而那正是欧洲开始既看到科学的力量，又看到过去的价值的时候。感谢拿破仑的妹妹加罗琳，庞培城的出土工作重新加紧进行了。经文克尔曼启发，学者们学到了考古的基本方法，在古文字的破译方面更是跃跃欲试。
　　《埃及行记》一书时的各种素描、写生和记述文字当然是极为丰富的，但是作者不能对这些做出解释，因为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有时试图解释一下，结果也是错误的。书中罗列的古文物自己不会说话，而且只能永远沉默。它们的顺序和排列全凭直觉，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出具体实际的说明。象形文字根本无法弄懂，无论僧侣体、世俗体或简化体都是一样，这种文字欧洲人从未见过。《埃及行记》向他们介绍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内部关系、自然状况和其中的意义上，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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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物窃贼的天堂
　　德农的著作和《埃及记行》先后出版，霎时间就引燃了异乎导常的埃及热。今天的人很难想像其风靡程度。从1802年到1830年，至少数十位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的著名旅行家，相继来到埃及，渴望亲眼观察《波拿巴将军远征时期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和《埃及记行》所披露的奇迹。随后，他们也相继发表文字记述和绘画，使当时的埃及变得益发热门。
　　对埃及的狂热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遗症：盗窃文物。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的政府对这类行径，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也公然参与盗窃。古埃及的文物的流失，诚然令人心痛；回顾历史，却也有其正面的意义：盗窃者把各个时代的文献呈现在世人面前，学者得以藉此发现象形文字的秘密。
○古老的审判
　　盗墓行径在古埃及历史中一直常盛不衰，它的历史与金字塔一样久远。然而，盗墓活动的高峰却出现在中王国第十二王朝（公元前2000－1786年）时期。
　　那时，独裁的拉美西斯一世、二世和以后的西索斯一世、二世的有力统治已告结束，后来的9位国王的名字虽然都叫做拉美西斯，却是有名无实的。他们治国无方，国家经常受到威胁，国内政治腐败，贿赂贪污盛行。陵园警卫和教土勾结，墓地监督和当地州长勾结，连保卫王陵机构的最高长官，西底比斯市市长都和盗墓犯私下来往。拉美西斯九世（公元前1142年至1123年）以后的纸草文献中有一份文件，记述了3000年前审判盗墓案的情况，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是离奇的。在这次审判以前盗墓者都没有姓名，这时他们忽然变成有名有姓的活人了。
　　整个事件的经过和侦破非常像一件现代的犯罪案件。从保存至今的纸莎草纸案卷上，我们还可以得知审判此一案件的经过与细节。
　　

公元前4世纪时，荷拉波隆对埃及文字作了详细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关于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见往往被后人奉为圭臬，因为舍此尚无足以作为根据的材料，而荷拉波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而立意治学的人则束手无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象征符号，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用来解释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结果造成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尽管周围一片“学术”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这时他读到唐多·德·圣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里面说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花纹。商博良不为所动。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据来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说的象征符号，如蛇咬天鹅、特定姿态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和桂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于是在这些年代里，象形文字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的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希伯来神秘主义、星占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来自象形文字，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来自实际生活一样。象形文字中出现了圣经里的话，还找到了洪水文学，甚至于迦勒底语、希伯来语和汉语的段落也不在话下。商博良讥讽写道：“看来好像埃及人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东西。”
　　所有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波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有些伟大的发现，假如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就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懂得与它们有关的原理以后再来回顾，许多失误就会显得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就显得很简单。
　　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必须记得，无论专业研究工作者还是当时的知识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规范，有两条重要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斯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其次，虽然有人私下也许对荷拉波隆有所怀疑，但对于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堆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波隆正是这样说的。
○法老的信使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练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
　　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
　　一段埃及象形文字的译文
　　人的儿子，我的复仇者，门赫普莱尔，愿他永生，我焕发着对你的爱，保护着：我的手，你的肢体，用生命的保障。多么甜美啊，你的友情在我胸怀。我把你放在我的心坎，我赞赏你，我把你的力量和威严洒遍各地；向你表达我的焦虑，因为上天的靠山是有限的。
　　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字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份；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象形文字“象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字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扬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求解的方法，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巧妙地增加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译出的象形文字寥寥无几；而且完全不懂它们在拼音方面的意义，但是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扬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扬高出一筹。扬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字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看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古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国王的名字入手；但这已经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
　　1820年，经由旅行家的记述、画家的描绘，又拿破仑远征军中学者的研究，列入的埃及文物大量增加。许多建筑物的残片、雕像、器物，甚至文献、纸莎草纸手稿和浅浮雕的压模，被带到欧洲。这些文物开始吐露自己的故事，把古埃及的点点滴滴呈现在世人眼前。
　　何以必须从国王的名字人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三种文字表达的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埃群法尼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的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国王的名字，因为只有国王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字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哪些是代表这八个字母的象形符号。
　　任何伟大的发现事后看来都似乎是简单的。1400年来，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传统观念搞得烟雾弥漫；因之商博良的另辟蹊径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腓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1821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

1828年，埃及学学者商博良考察了卡纳克。他抄写阿蒙神庙墙壁和廊柱上的文献又浮雕，终于揭开了废墟的秘密。在被人遗忘了20个世纪之后，卡纳克遗址终于掀开了她的面纱，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腓力方法碑上的两块“装饰纹样”，它们帮助商博良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途径。
　　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克娄巴特拉”一词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符号，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个符号相符。这样就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这也就是打开埃及古文化的一切门锁的钥匙。
　　现代的人们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现代的学生学习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却是当年商博良在独具创见的基础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尽管商博良在理解象形文字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3000年来象形文字出现了许多变体，现代的人们已经十分了解这些变体，懂得“古体”埃及文有别于“新体”，而“新体”又不同于“现代体”；但在商博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变化；即便有的学者有所发现，从而译出了一个字，下一个字却又束手无策了。
○埃及学之父
　　商博良在埃及学上虽然理论非凡，但在他破译象形文字之前，从未亲临埃及进行过考古发掘。可以想象当他1828年率考古队踏上埃及时，就如同一位动物学家用骨骼和化石复原了恐龙的身躯，突然回到白垩纪站在活恐龙面前一样的惊讶。
　　商博良从亚历山大城到阿斯旺，跑遍了整个埃及。陪同的人有一些经验丰富的画家，包括内斯托·洛特，还有一个由罗塞里尼率领的意大利小组。他在阿布辛博待了15天，到处阅读、翻译和抄写文献。翌年1月，他从乌阿迪·哈尔法发贺年卡给达西埃：“顺着尼罗河从河口走到第二瀑布之后，我可以说，我那封关于象形文字字母的信不必作任何修改。我们的字母是正确的；这字母表可用来释读罗马人时代和托勒密时代的埃及文物，更可用在法老时代的神庙、宫殿和陵墓里的碑文上。这可真令人兴奋！”
　　从埃及回到法国，3年后商博良逝世，这是新兴埃及学的巨大损失。之后他的《埃及语法》及《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在巴黎出版，接着先后出版了后人编纂的第一部埃文词典和《注释》、《碑文》等书。这些加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使得后来的埃及学家们不仅能读，而且能写埃及古文了。
　　商博良的精神和成就，成为第一批埃及学者的典范。日后的埃及学学者，借助他的发现，才得以正确研究古埃及文明，也为后来埃及的考古发掘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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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古文明轮廓的初现
○冒险家贝尔佐尼
　　现代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提到乔万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1778——1823）时说他是“自有古埃及学以来最难以评价人物之一。”贝尔佐尼早年在伦敦的一家马戏团里做过大力士。卡特的评价主要是指贝尔佐尼的为人，而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众所周知，业余爱好者在考古学上曾起过重要作用，而贝尔佐尼在业余爱好者当中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个人。
　　贝尔佐尼在埃及做了5年搜集古物的工作，先是替萨尔特搜集，后来就是自己做。从刻有圣甲虫的宝石到方尖碑，只要看到的东西他是从不放过的。一次不慎把一块方尖碑落在尼罗河里，他竟下水把它捞了出来。当时埃及是出名的全世界最丰富的古文物的宝库，因而遭到盲目的掠夺。人们纷纷到埃及去挖掘古代的黄金制品，其手段的野蛮不下于几十年以后加里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潮。当时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法律约束这类活动，即便有几条规定也可以置之不理。不止一次由于意见分歧发生过开枪斗殴的事件。
　　这种完全不顾考古价值的古物搜集热，其结果必然是大量破坏而甚少发现。即便偶尔有人获得一知半解，也远抵不过他们造成的破坏。贝尔佐尼在搜集过程中虽得到一些零星的知识，但他也和别人一样，大量使用鎯头和铁钎。遇到密封的古墓需要打开时相互对立面，而产生万物。他猜测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他就不顾一切地用夯把封顶打得粉碎。
　　尽管贝尔佐尼的手段非常粗暴——任何现代的考古学家都会为之毛骨悚然的——但霍华德·卡特对他还是满怀敬意。有一次卡特竟然说过贝尔佐尼的发掘工作和“采用的方式方法”都是值得赞扬的。这种说法好象不可理解，但我们评价贝尔佐尼不能脱离他生活的年代；而且不能忘记有些重要的发现主要是他的功劳。而人们又从这些发现开始做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工作，有的至今还在继续进行。
　　1817年10月，贝尔佐尼在底比斯附过的毕班·埃尔——穆鲁克山谷发现了一批古墓，其中有西索斯（西蒂）一世的陵墓。西索斯一世在拉美西斯之前征服过利比亚、叙利亚和赫梯人的国家乍蒂。空石棺现存伦敦索恩博物馆。这座陵墓实际上早在3000年前已经是一座空坟，贝尔佐尼并未探清木乃伊被人运往何处。西索斯墓的开掘为国王谷中后来的许多重要发现开辟了道路。多年来这个地区到处进行发掘工作，及至得到最重要的收获已经是20世纪的事了

美国考古学家布累斯特把曼内索的这部史书叫做“民间童话集”。这种粗暴的评语恐怕是值得推敲的。不能忘记，曼内索是在没有前人可资借鉴的条件下编写3000年历史。现代的希腊历史学家想要编写特洛伊战争史，而又只有民间故事可以遵循，他的处境大概很象当时的曼内索。几十年间，曼内索编写的法老人名表是考古学家唯一可以用为根据的资料。
　　祭司在古埃及地位显赫，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时法老也不得不迁让他们。他们垄断了王国的书写工具——象形文字，它们是记载王国历史的唯一人选。托勒密时期大祭司曼内索所写的《埃及史册》，至今仍是埃及学学者们划分古埃及历史的重要依据。
　　这尊祭司像现藏于埃及国立博物馆。
　　（那时和现在一样，研究古代事物的科学统称“考古学”。由于埃及的古物和铭文极为浩繁，需要专门研究，所以从莱普西亚斯时起，这种专门的考古学单独称为“埃及学”；同样地，后来又有了专门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古文化的“亚述学”。）许多西方学者在埃及史的年代问题上是同曼内索分歧很大的，如曼内斯王统一埃及标志着真正的埃及历史的开端，也可以看作埃及进入朝代统治时期的开始。下表是一些史学权威考证的这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年份：
　　商博良：公元前5867年；
　　莱索尔：5770年；
　　伯克：5702年；
　　翁格尔：5613年；
　　马利耶特：5004年；
　　布鲁格施：4455年；
　　劳斯：4157年；
　　沙巴斯：4000年；
　　莱普西亚斯：3892年；
　　班森：3623年；
　　爱德华·迈尔：3180年；
　　威尔金森：2320年；
　　帕莫尔：2224年。
　　近代学者又把这段历史的年代向前推移：布累斯特把曼内斯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3400年；乔治·斯丹道尔夫认为是公元前3200年；最近研究的结果是公元前2900年。
　　愈是古老的历史就愈是难于确定年代。较近的埃及史——指新王国时期或晚期，这个时期的结果正是凯撒迷恋克娄巴特拉的时候——可以利用波斯、希伯来、希腊和亚述——巴比仑历史里的年份进行对比研究。
　　1843年卡纳克碑的出现，给上古史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当时卡纳克碑存巴黎国家图书馆，碑上刻着从旧王国时期到第十八王朝全部埃及统治者的名字。另一批丰富的资料来自撒卡拉碑。这块碑从一座古墓出土，现存开罗埃及博物馆。碑的一面刻着给地狱之神奥赛里斯的赞歌，一面是写碑人献给58位埃及王的祷词，这些国王的名字排成两行，从米厄毕斯直到拉美西斯大帝。
　　

但更为有名；而且对埃及学更为重要的资料是阿拜多斯浮雕。浮雕是在西索斯庙的走廓里发现的，上面刻着拉美西斯二世和西索斯一世像，拉美西斯二世作太子装束。画面为祭祖场景，西索斯手里举着香炉。祖先的名字刻成两行，共76人。画面逼真地表现出面包、啤酒、羊肉、鹅肉、香和其它祭把用品。阿拜多斯浮雕对于核对埃及国王世系极有帮助，但在按照现代历法确定大事年份方面是不起作用的。
　　埃及各地的古迹和废墟上到处可以找到零散的铭文和其它资料。有的记载某一国王在位多少年；有的记载修建某庙用了几年等等。运用的所谓“单位时间积累法”——把所有帝王的统治时期加在一起，就逐渐摸索出一部埃及历史的轮廓。
　　然而最早的准确记年方法还是有的，它的根据是比埃及还要古老、比人类历史甚至人类的存在还要古老的东西，即星体的运动。埃及人有一种按季节变化编制的年历，从远古以来就用它预见埃及的命脉——尼罗河的泛滥期。这还不是最早的历法，下文要谈到这一点。爱德华·迈尔说这种历法至迟在公元前424l年已经普遍使用，后来这个年代因过早而被否定了。这种埃及历法是公元前46年罗马制定的尤利安历的基础，而尤利安历一直是西方各国普遍采用的历法，到公元1582年才改用格里历。
　　考古学家们求助于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并把有关天象的古代文献、铭文的抄本和象形文字的译文供他们参考之用。现在的7月19日，天狼星出现的一天是古埃及的新年，天文学家对此加以分析，结果相当准确地推算出，第十八朝是从公元前1580年开始的，而第十二朝的第一年是公元前2000年，误差为3、4年。
　　在埃及学研究中更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于埃及各遗址中丰富的浮雕。众多浮雕的铭文，记载了各个法老在位的时间，神庙修建的年代等等。历史学家与考古学者们由此得以推断古埃及文明史的轮廓。
　　这样就找出了确切的年份，可以作为编年史的根据，所有已知的古埃及王的在位年代也可以算出来了。由此很快就发现，曼内索所说的几个朝代的起止年份是远远地夸大了。从这3000年的历史的轮廓出发，人们就逐渐弄清了埃及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的面目

警卫陵园的驻军住在营房里，普通劳工和建筑工人则在几片简易的平房里栖身，慢慢地这些住房逐渐发展成为村落。这些工人包括石匠、画工和各种手工艺者；以外还有制造干尸的技工，他们负责把遗体加工成为木乃伊，以便为死者的“卡”准备永久的归宿。
　　上面说过，这些都是新王国时期的事，当时统治埃及的是历史上的雄主“太阳之子”和拉美西斯一世、二世。那时是埃及第十八和第十九王朝，时间约在公元前1350年至1200年。按照施本格勒的观点。这一时期和我们现代的时代有类似之处，即具有“恺撒影响”的几乎纯粹的“文明”。根据施本格勒关于历史现象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的论点，这个时期埃及建筑的表现形式已经不是金字塔，而是卡尔纳克、卢克索和阿拜多斯等地的华丽的宫室；这一时期也恰好是罗马历史上的恺撒时代，即罗马的“巨大型”文化吸收了希腊的“辉煌型”文化的时代。“巨大型”历史时代在其它时期和其他国家也发生过：赛纳克里布把尼尼微建成亚述的罗马，黄帝治理中国，以及公元1250年以后印度建成大批的宏伟建筑，都属于这类时期。此外，就是在现代的西方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当年把埃及引向“巨大型”文化的那种力量正在发生作用，不论这些人是住在摩天楼的纽约、残破的柏林、呆滞的伦敦还是颓废的巴黎。
○国王谷由来
　　埃及国王托特米斯一世（公元前1545—1515年）给埃及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标志着国王谷的建筑活动时期的开始。托特米斯一世是埃及王朝统治时期的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埃及的文化发展演变为文明的发展，从而打破了许多旧时的传统，这个演变也自托特米斯一世始——当然，这一点还有待最后的证明，而想要证明这一点单靠考古学是不够的。
　　新时期的首都在底比斯，但新时期大多数法老都埋葬在尼罗河西岸沙漠中的国王谷。迄今为止，那儿已有60多个陵墓被发掘出来，只有一小部份对游客开放。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图特卡蒙之墓，在1923年开放时曾引起轰动。在那儿发现了最为惊人的文物——一口纯金棺、金色王冠和面罩、珠宝、雕像、双规战车、武器、饰物、绘图——数量之多以致花了3年时间才把墓穴清理完毕。这个公元前1352年去世时只有18岁的年轻法老，依然躺在墓中的大理石棺里，但是几乎所有的珍宝都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里。
　　没人知道在盗墓者未涉足前地位更高的统治者墓穴里究竟有些什么惊人的财富。今日这些墓穴里的壁画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它包括“死者之书”上描绘的死后生活的情景，以及动物头像的多个神灵。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墓内有古埃及日常生活的愉快场面。
　　不管怎样，托特米斯把自己的陵墓同殡葬礼堂分开，这在埃及国王中还是没有先例的。他的墓地距离礼堂将近1英里；而且按照遗命，他的遗体没有安放在豪华而醒目的金字塔中，而是藏在峭壁上凿出的洞室里。这在现代人们听来也许无足轻重，但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实际上就是同延续了1700年的传统宣告决裂。
　　托特米斯这种大胆的措施对他的“卡”极为不利，甚至也给自己死后的永生带来威胁。原来“卡”要靠在死者的殡葬礼堂里按照宗教节日举行祭祀才能生存，并且据说“卡”是不离开遗体左右的，而托特米斯的遗体和以往的国王不同，不是安放在紧靠礼堂的地方。其原因是，托特米斯看到先人的陵寝大都不免遭受盗墓人的侵害，因此希望自己的遗体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借以弥补上述的遗憾。托特米斯给总建筑师依南尼下达的一切指令，都是出于担心自己的陵寝遭到后世的亵渎。尽管当时埃及的宗教势力已经日趋没落并逐渐为世俗观念所代替（第二十一朝的国王本人就是教士，在这以前教士的势力一直在埃及日渐增长），但托特米斯在思想上最为关心的仍旧是他死后的木乃伊会不会遭到破坏。到第十八朝末为止，底比斯一带的帝王陵墓没有一座免于被盗；木乃伊身上的“神铠”不是完全剥光，就是部份损失，使得这些遗骨遭到了万劫不复的玷辱。盗墓人照例是从来未曾被人抓到过，作案中途发现情况，丢下赃物仓皇逃遁者是有的。托特米斯在位之前500年，有人潜入泽尔王妻子的墓室，正在肢解王后的木乃伊时被人惊走，仓促中把一条干尸的手臂藏在墓室的一个洞里。这支手臂1900年被一位英国考古学家发现时，仍旧包裹得完整无损，上面还戴着一只贵重的紫水晶和绿松石的臂镯。
　　托特米斯的总建筑师名叫依南尼，国王和他讨论的内容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在最后决定打破传统时，托特米斯一定考虑到了陵墓的地点和结构的绝对保密问题。否则无法保证免遭以往帝王陵寝的同样命运。
　　具体施工的记载得以保存下来，倒是要感谢建筑师依南尼的虚荣心了。因为依南尼本人的殡葬礼堂的墙壁上的镌文详述了他的生平，其中有一段叙述了这第一座岩洞陵墓的构筑经过，其中有几句是值得注意的：“国王陛下的岩洞陵寝是我一个人监修的；谁都没有见过，谁都没有听说过。”然而现代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却对依南尼使用的工人数目有所估计。卡特是对国王谷和那里的陵墓结构极有研究的，他写道：“知道国王的这件头等机密的工人有100名以上，这些人显然是不可能逍遥自在的。依南尼肯定会想出有效的办法封住他们的口。”据估计，这些工人大约是战俘，工程结束以后他们就被统统杀掉了。
　　托特米斯打破传统的做法有没有达到目的呢？他的墓是帝王谷中许多岩穴墓葬中最早的一座。帝王谷位于底比斯山西麓峭壁下，地点偏辟，常人禁止入内。在那石灰岩壁上开凿一条坡度很陡的隧道作为墓穴，从此以后500年间，法老的建筑师们都是沿用这种方式构筑岩穴陵墓的。后来希腊人看到那通往墓室的长长的隧道，觉得很象牧童吹的长笛，就把这种岩穴陵墓叫做“笛穴”。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旅行家斯特拉波记述过40座岩穴陵墓，被认为是值得一读的。
　　从托特米斯一世开始，埃及法老们便不再修造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陵墓。在长约500年的时期，古埃及各代法老都葬于国王谷。此图前景为近代发掘出的国王谷遗址，远景则为现代埃及村落的民居。
　　托特米斯的遗体在那里平安地躲了多久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在悠久的埃及历史中这段时间并不很长。他和他的女儿以及另外几个人的木乃伊终于被人迁了出来，这件事并不是盗墓人干的，而是教士们预防盗墓的措施。国王们选定的墓穴位置是彼此靠近的，不像过去那样分散，这是为了便于集中守护；然而盗墓的事仍旧不断发生。
　　图特卡蒙死后10至15年陵墓就被盗了。托特米斯四世死去刚刚几年，窃贼们就在他的墓室的墙上划了他们的黑话，像是来访者留下了名片。这座墓遭受的损失极为惨重，因此100年后，虔信宗教的国王霍仑亥布于在位八年时下令给名叫克伊的一名官员，叫他“在底比斯西部高贵的墓园，遵礼重新安葬托特米斯四世。”
○木乃伊藏身之处
　　盗墓活动在埃及第十三王朝时达到高峰。在当时曾留下的一份纸莎草纸文献中，曾记载有一次对盗墓贼的著名审判。
　　然而不论是这次的判决，还是后来对这类罪犯多次从严惩治，看来都没有制止国王谷里不断的劫掠活动。据悉阿门诺菲斯三世、西蒂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陵寝都未能幸免。
　　卡特写道：“帝王谷一定经历过许多光怪陆离的场景，看到过多少人拚死拼活地从事冒险活动。可以想象这些人如何事先连日策划；如何深夜上山崖秘密集会；如何对陵园守卫行贿或用药麻醉，接着又如何在夜间挖掘地道；如何从小洞爬进墓室；如何借着摇曳的灯火手忙脚乱地搜寻所有拿得动的珍宝，趁黎明时刻把赃物运回家去。人们不仅可以想象这些情景；而且可以理解这一切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国王安葬自己的干尸时极尽奢侈之能事，以为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其身份，其实恰恰埋下了干尸遭受破坏的祸根。诱惑力太大了：那笔财富的数量超过任何贪婪的梦想，谁有办法拿到手就归谁支配，所以它们迟早是要落入盗墓者的手中的。”
　　但是第十二朝时代的埃及人并不完全是盗墓的窃贼、堕落的僧侣、受贿的官吏、腐朽的法官和来自不同阶层的有组织的盗窃团伙。不少笃信宗教的正直的人是忠于逝去的国王的。就在窃贼们夜间沿着秘密的小径偷运赃物的时候，附近却埋伏着勤王的忠臣。在和窃贼们斗争中，只能“以毒攻毒”，采取劫持的手段对付他们。这些笃诚的僧侣和正直的官吏对那组织严密的盗窃团伙展开斗争时，他们的行动必须比罪犯们更加诡秘。
　　那场面的紧张是可想而知：卫道者们互相轻声耳语着进入墓室，手里的火炬照亮了打开的石棺。他们都弯着腰，以防遭受突然袭击。他们并不害怕墓前站岗的警卫，但是万一这些警卫中有一个坏分子透露了消息，窃盗们就会知道哪一座陵墓受到保护，不能觊觎了。忠臣们把国王的干尸迁走，不断地转移地点，以免遭受亵渎。一旦获悉窃贼又在准备活动，这些人就也加强了夜间的行动。结果这些本应静卧于墓穴之中的木乃伊们只好四处游荡了。
　　突然间，形势发生了变化：僧侣们采取了公开的保护措施。警方封锁了帝王谷，随后就由长列的民工和牲畜把那些巨大的棺材从盗贼觊觎的墓室运往新的墓葬加以隐蔽。军事当局接管了这件工作，结果是又有一批目击者为了保密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国王谷陵墓群的发现，为后来研究古埃及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全球各大博物馆充实了大量珍贵的埃及文物藏品。这些隐藏在地下的陵墓（不再象金字塔那样高耸在地上），更容易躲过窃贼的光顾。埃及考古史上的几次伟大发掘，都是在国王谷进行的。
　　拉美西斯三世的遗骨前后改葬三次：阿赫密斯、阿门诺菲斯一世、托特米斯二世，以及拉美西斯大帝的遗骨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最后由于再也找不到隐蔽地点，只好把这些遗骨统统放在一间墓室里。
　　“14年2季度3月6日，阿门教首席僧侣佩奈洋姆迁走奥赛里斯王乌塞迈尔——塞泰普奈尔（拉美西斯二世）之遗骨，重新安葬于奥赛里斯王蒙迈尔·西提一世之墓。”
　　但这里还是不能确保无虞，于是西索斯（西蒂）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又被转移到英哈比王后之墓。最后集中转移到阿门诺菲斯二世陵的国王尸骨多达13具。还有一些国王的遗体在不同时间和情况下陆续启出，沿着一条隐蔽而荒辟的山路运出国王谷，在岱尔·埃尔巴里盆地的山崖上开凿墓穴重新安葬。离此不远就是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建造的庞大的寺庙。这位女王的弟弟托特米斯三世在女王在位期间曾和她一起执掌朝政。

这些木乃伊在这里平安地度过了3000年。墓葬的地点久已湮没，这是因为图特卡蒙墓的外部被毁，后人便平掉陵墓的标志以保平安，这里的岩穴也照此办理。可能后来一场暴雨又把墓穴的人口冲刷得无影无踪。直到1881年一位美国收藏家到卢克索，才有人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这座集中安葬国王干尸的巨大墓葬。
○木乃伊香尸的制做
　　尽管古埃及的统治者为自己身后的不朽安排得极为周到，然而他们往往是悲观的，一则埃及古谚道出了他们心中的忧虑：“历来修建花岗岩大厦的人，创造金字塔的大厅的人，用高超的技艺创造美的人，他们的祭坛上却和那一无所成、委身沟壑的芸芸众生的祭坛一样，都是空白的。”
　　他们一面尽管忧心忡忡，一面却仍在不断地加强防范，以便身后得以永远保存自己的遗体。木乃伊制作技术由此诞生。
　　虽然一提到古埃及每个人都可联想到木乃伊，但是木乃伊（mummy）这个字并不是埃及文，这个字大概源于波斯文mummia，意即沥青或焦油。木乃伊所以得名，是因为保存下来的尸体因年深日久而变成黑色，最初发现木乃伊的人看了，以为埃及人保存尸体的办法是把尸体用焦油浸泡，后来证明他们的想法不对。埃及最早的木乃伊大概从来没有用过什么东西加以浸泡，完全是偶然之中产生的。远在埃及法老王于五千年前兴起之先，尼罗河流域的农民因为不愿意把原来已不大够用的肥沃土地辟作墓地，所以将死者光着身子埋葬在流域附近沙漠边缘的沙土中。因为埃及人埋葬尸体只埋人大约一米深，过了一些时候沙层逐渐漂移，必然会让一些尸体暴露出来，这些尸体给滚烫的沙炙得乾透，正常的腐烂作用根本没有发生，因此几百年以前的尸体，皮肤、头发以及样貌看来莫不如刚下葬时一般，令人啧啧称奇。这些尸体从专门术语方面来讲并非木乃伊，直到现在有不少还保持当时的样子。
　　除了珍宝之外，考古学家们在国五谷的另一收获，是大量法老木乃伊重见天日。这些在古埃及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数千年后与我们得以相会，这一切恍如梦境。
　　公元前三一○○年以后，埃及社会在法老的统治下组织日趋紧密，宗教方面的来世信仰实际上发展成为对死的崇拜。虔诚的人逐渐相信应该妥善保存尸体；如果要让死者进入天堂，更有必要这么做。他们认为尸体如果在坟墓中烂掉任何一个部份，那个部份即会永世丧失。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埃及人装饰先人坟墓所作的人物雕像，一定是四肢齐全的。
　　保存肉体一旦成为死后再生信仰核心，人死后能埋在牢固的石砌坟墓中，不再埋于沙土里，就成为很有必要的事情；至少那些有钱建筑石坟的人会这么想。既然尸体不再是埋入沙土，那么自然需要运用另一种防腐方法，取代乾沙的防腐作用。因此替尸体做防腐工作的新行业应运而生，而防腐师也将尸体防腐技术视为祖传秘方，代代相传。埃及尸体防腐师不用沙，而用一种叫泡碱的天然产岩盐，即碳酸钠和碳酸氢钠（也就是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洗涤碱和发酵粉）混合成的一种粉状物处理尸体。泡碱的作用犹如海绵吸水，能将埋进泡碱粉末的尸体水分抽吸出来。防腐师并用香料和各种溶剂清洗尸体内脏，最后，用一幅几百米长的裹布把尸体包裹起来。层层裹布之间往往夹些贵重的精制护身符，藉以保佑死者，以免在往天堂的路上受妖魔鬼怪侵扰。
　　就我们所知，最早经过仔细防腐然后以裹布包札的木乃伊，约开始于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尸体防腐术在公元前一○八五年到公元前九四五年间，即第二十一代法老王朝时期，臻于登峰造极地步。随后，宗教虔诚精神逐渐为汲汲为利的商业态度所取代。尸体防腐师不再设法保存尸体完好，反而舍本逐末，只注意木乃伊外表（这倒有点像现代承办殡仪的人替死者化妆供人瞻仰遗容）。防腐师将尸体内外用厚厚的松香封好，偶尔也用蜂蜜，只是掩藏而不能抑制尸体腐烂。防腐师还用气味浓烈的香料遮盖驱之不散的尸臭，在盛载木乃伊的木箱上，绘些栩栩如生的画像便交代过去，从前用心用力永保尸体完好的技术已不复通行。因此较后期的木乃伊往往保存得不好，裹布内可能只余骸骨。
　　晚至公元前一世纪，尸体防腐师因所操技术而依然受人敬重，凭着防腐的本事都能赚到大量金钱。据那个时期在埃及居住的希腊作家戴奥多勒斯记述，公元前一世纪的尸体防腐师替尸体防腐，分上、中、下三等不同服务。戴奥多勒斯说第三等是最便宜的一等，价钱相当公道，虽然并没有记载实在是多少钱；但不管收费若干，也恐怕是大部份古埃及人负担不起的，靠劳力为生的人和农民能在哪里找到地方就把死者埋葬在哪里。第二等索价二十米那，估计约相等于三千美元。第一等全身防腐要花费古币的数量，兑成现在的钱，就超出一万美元了。
　　大多数穷人没有能力拿出这么大笔钱去为尸体进行防腐，仍然将死者葬于沙土里，这些穷人的尸体都比经过人工防腐的尸体更少发生腐化分解。在法老统治埃及的漫长时期内，几乎所有坟墓，只要稍微埋了些值钱的东西，莫不被盗墓人掘开劫掠。这些盗墓人对死者完全没有宗教上的惧讳，不但打开棺椁，还把木乃伊裹布撕开，将藏在层层裹布中值钱的东西拿走。这些饱受亵渎、弃置一旁的尸体最后虽然由祭司重新包裹，但是不得其法。

卡纳冯勋爵由女儿陪同，于11月23日到达卢克索。卡特一直守卫在那仔细盖好的洞口附近，他已经耐心等待两个多星期了。早在挖出石阶两天以后，贺信便像雪片飞来，但具体地祝贺什么呢？墓里究竟藏着什么？当时卡特是说不出的。其实他只要向下再挖几寸，就可以挖到图特卡蒙的封戳。他后来说：“早知如此，一直挖下去，那天夜里我就能美美地睡上一觉，免受近三个星期心中无数的煎熬了。”
　　11月24日，工人们清出了最后一级石阶。卡特走下16级石阶，面对着封闭的墓室门。这时他清楚地看到了图特卡蒙的封戳，但同时他也看出了埃及学家经常遭到的情况——陵寝已经被人挖过，盗墓贼也在这里做过手脚。
　　“墓室门全部清出以后，”卡特说：“才能看清这个门的一部份曾两次被人打开然后重新封闭。另外，起初发现的豺形和9个俘虏图形的封戳是针在重新封闭的部份的，而图特卡蒙的封戳则在印在门的原来的部份，这才是最初的封戳。由此可见这座陵墓并非一开始所想的原封未动。盗墓者进去过，并且不止一次；墓上的工房说明盗墓的年代不迟于拉美西斯四世在位时期。但重新封闭的痕迹又可证明盗墓并没有把墓内洗劫一空。”
　　然而随着不断有所发现，卡特却感到更为捉摸不定。他叫工人清走堵塞石阶的一部份沙砾后，又发现一些陶片和几只箱子，箱子上有伊克纳顿、撒凯尔斯和图特卡蒙的名字，此外还有托特米斯的一块护身符，另一块护身符又镌着阿门诺菲斯三世的名字。这许多名字是不是表明，这座陵墓竟是一座合葬墓；而并非原来希望的专用陵寝呢！
　　只有打开墓室门才能解开这些疑团，于是人们连日为此进行准备。卡特初次从门上的小洞向里窥测时已经看到，里面的甬道是用碎石堵死的。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碎石分为两种，而盗墓者挖的仅容人肩的小洞则是用一种黑色隧石堵塞的。
　　几天紧张地掘进以后，工人们清理了32英尺长的甬道，而甬道尽头是第二道门。这扇门上同样钤着图特卡蒙和另一种墓室封戳；而且可以看出被人打开的痕迹。
　　卡纳冯和卡特发现这里的整个布局和不久以前附近发现的伊克纳顿的一处地相似，据此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处普通的墓葬，而不是某位埃及国王的原葬陵寝。如果真的是一处地窖，而且已经被人盗过，那还会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值得发掘呢？
　　图为当时卡特在国王谷内的发掘现场。图中A处为图特卡蒙墓穴入口处，图中B处为拉美西斯6世墓穴的入口。
○惊人的发现

　　总之有一段时间他们已经感到灰心了。然而随着第二道墓门的清出，气氛再次紧张起来。卡特后来回忆道：“决定的时刻来到了。我用颤拌的手在门的左上角钻了一个小洞。”
　　卡特把一根铁棒伸进孔去，觉得门里是空的。他点燃几支蜡烛进行测试，确定没有含毒气体以后，就叫人扩大门上的洞。
　　这时所有关心这项工程的人都拥过来了：卡纳冯勋爵，他的女儿艾弗琳夫人，以及闻讯赶来协助工作的埃及学家卡仑德等人都在周围注视。卡特划火柴点燃一支蜡烛，把它移向门洞。当他的头靠近门洞时——这时卡特由于高度兴奋和急切得知真相而全身微微颤抖——从门里的墓室涌出一股暖气，突然把烛光吹得一亮。卡特把蜡烛伸进洞内，眼睛对着洞口。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待到眼睛慢慢惯于闪动的光亮，他就看出一些形像，看到它们的影子，并初步辨出颜色。他紧闭双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旁边的人等得不耐烦，最后卡纳冯忍不住问道：“看得见什么吗？”
　　卡特慢慢地转回头激动地说：“看见很多不了起的东西。”
　　事后卡特回忆当时大家轮流从洞口向里面观察时的情景，他写道：“我们在烛光下看到的景象在考古出土史上是空前的。当月17日墓室门正式打开以后，证明这话并没有丝毫的夸张。在一盏移动的强光电灯照耀之下，人们看到几张金色躺椅、一张包金宝座、两尊巨大的黑色雕像、若干雪花石膏瓶，和几座奇形怪状的神龛。墙上映出奇特的兽头的影子，一座神龛的门开着，一条金蛇从里面向外探头。两座雕像像站岗一样面对面站立，身穿金裙，足踏金鞋，手执权杖，额头上盘着护身眼镜蛇。”
　　从墓室前厅陪葬品零乱堆放的景象，可以推断在法老下葬不久，便有盗墓者闯入墓穴。
　　上图是墓室前厅的北面，可以看见通向墓室的门已封起，门旁有两尊图特卡蒙雕像，仿佛守卫，两边是一些箱子、椅子、大理石器具和一张狮头灵床。
　　中图是堆积的陪葬品，其中有女神哈托尔的牛头灵床，床下是堆放的食物。
　　下图是前厅的南面，可以看到已折卸的法老坐车，和河马头灵床。
　　这一切真是金碧辉煌，美不胜收；然而这里同样发现了入侵的痕迹。门旁有一个装着一半灰浆的容器，旁边有一盏乌黑的油灯。有一处有几块指痕，看得出是刚刚涂好的漆面留下的，门槛上放着临走时留下的花环。
　　卡特和卡纳冯看得瞠目结舌，定神以后，却又发现一件奇事：如此豪华地下殿堂里竟没有石棺和干尸！这里究竟是陵寝还是地窖？这个问题再次在他们的脑中出现。
　　仔细审视墙壁之后，他们在两尊塑像之间的墙上发现了第三个封闭的门。“这时我们的心里浮现了一幅图景：一间接一间的地下室，每一间都装满了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想到这些就兴奋得喘不上气来”，卡特后来这样写。当月27日，在卡仑德临时安装的强力电灯照耀下，他们检查了这道封起的门。他们发现靠近底部被人穿了一个洞，随后又重新封起。很明显，盗墓贼已经穿过前厅——他们把第一间墓室叫做前厅——继续向前活动过了。前面的房间或甬道里又有什么呢？门里假如有干尸，它还是完整的、未经破坏的吗？情况教人难以理解。这里不仅在具体情况上不同于以往出土的所有古墓，而且出现了一个疑问：“盗墓者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力气去穿过第三道门，而没有运走近在手边的那些宝物呢？既然过前厅，眼见大批的财宝而不为所动，他们要得到的又会是什么呢？”
　　卡特冷静地估计了这些珍宝的意义，他认识到前厅中的装设的历史和美学价值远远超过制造这些东西用去的大量的黄金。这些东西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们包含着多么丰富的考古学的资料啊！这里发现大批古代埃及的生活、文化用品和奢侈品，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值得花费整整一冬的时间去挖掘。它们极为生动有力地表现了一个时期的埃及艺术。卡特约略看了一遍，就认为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对这批文物进行认真地研究，会“给我们所有的旧观念带来改观甚至彻底革命。”
　　不一会儿就发现了新的东西。有人观察三张躺椅中的一张的下面，发现了一个小洞，就招呼别人去看。人们拉着电灯爬过去，从洞里望见一间小房间，也可以称为侧室，它比前厅小，但摆满了各种用品和装饰品。盗墓贼们看来并没有像在前厅那样彻底搜查这个房间。当年劫掠这座陵墓的盗贼“干得像地震一样彻底”，把整个房间搞得乱七八槽。可以看出他们从侧室里拿出许多东西，然而在前厅乱丢，砸坏了一些东西。然而实际上他们偷走的东西很少，破开第二道门以后许多东西已经到手，却没有带走。他们或许对自己干的事也感到出乎意料吧？
　　通往墓室的门被封死。
　　卡特与助手正小心包裹一座雕像，以防受损。
　　侧室的发现使人们清醒起来了。在这以前，他们在极度兴奋中进行观察，结果造成对全局的混乱感。这时他们开始较为冷静地思考了，并知道第三道密封门之后可能存有更为珍贵的东西。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了自己面临着繁重的科研任务，这项任务需要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大批的人力。即使不算尚待发现的，现已发现的文物，也不是一个冬季能够处理完毕的。
○不同领域的合作
　　卡特和卡纳冯决定把挖出的陵墓填起。卡特清楚地意识到，决不能立即着手运走前厅和侧室的全部文物。姑且不论需要准确地记录所有物品的原来位置——这是为了确定年代和其它辨认方面的参考资料。

　　图特卡蒙的黄金面罩独依照法老生前的容貌打造，从表情中可以看出年轻国王的勃勃生气中略带些许愁意，这不禁勾起人们几多猜测与幽思。
　　棺上的另一件东西给卡特等人的感触比那金像更为深刻。卡特叙述：“……然而最感人的恐怕是那富有朴素的人情味的小花环。”那花环放在前额上几个像征符号的周围。“这是国王死后那年轻的皇后献给亡夫的……尽管这里一片金光闪闪，举目是皇家豪华，但什么也没有这几朵拓萎的花美丽。花虽朽萎，却还能辨出颜色。这些花告诉我们，3300年不过象是从昨天到明天这样短暂的一瞬。这些花使我们感到了大自然，感到埃及古代文化和我们的现代文化是一回事。”卡特写到他在1925年冬再次进入陵寝打开石棺时，对于这些花的表述流露出同样的感情：“这时我对这座陵寝已很熟悉，但这决不能消除它的神秘气氛；我总感到墓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聚集不散。考古学家从事开拓时尽管浸沉在具体工作中，但可以清楚地感到过去和现在的统一。”这是卡特的真实感受。科学家并不否认精神的力量，这是值得赞扬的。
　　开启石棺的详细过程不及备述。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工作，而工作场地又极为狭窄。操作时必须始终小心谨慎，保证不出岔错，吊车、滑轮出毛病，支撑木中途断裂，都会给那些珍宝造成严重的损坏。棺材是三层套棺，第二层的盖上是那位年轻的法老的金像，他身穿礼服，周身是奥赛里斯式的华丽装饰。打开第三层套棺时并没有发现更多的新东西，但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工人们觉得这些套棺重得出奇，使人难于理解。这座墓里的希奇现象层出不穷，这时人们又发现了一件。
　　摄影师伯尔顿拍过照片，卡特取掉花环和裹布，才弄明白棺材沉重的原因。第三层棺材长6英尺l.75英寸，厚0.15至0.21英寸，整个是纯金造成的。仅这一口棺材就所费巨资。
　　这又是意想不到的，但正在人们高兴时，却又遇了令人担心的问题。第二层套棺的半饰花纹上已经发现粘着一种黏稠的东西；现在看出，原来在二、三层套棺之间灌注过一种液体，现在已经淤结。黏浆中发现一条黄金和陶釉做的项链，清洗倒不十分困难；然而这时研究者们担心的是，这样大量的油类会对干尸造成哪些损害。工人们揭开最后一层裹布，取下珠饰花纹的披肩。这些东西样子像是完好的，但却随手变成碎片。它们被护尸的油脂彻底腐蚀了。
　　卢卡斯立刻对这种物质进行分析。这是安葬使用的一种液态或半液态的浸料，其主要成份是某种油脂和松香。加热时发出木焦油的气味，但是否有木焦油尚不能立即确定。人们又一次紧张起来：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
○特卡蒙法老的再生
　　人们松下几个黄金榫头，然后手提金握柄移开最后一层套棺的棺盖，露出了木乃伊。做了6年的准备工作，终于揭示了图特卡蒙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