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经致用”对于封建社会的稳定及发展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从学理上讲，经生士大夫既以古代经典及圣人的教训为评判是非正误的标准，那么在“致用”的实践上就需要一个由古而今的理论转化，这种转化往往很难完全摆脱经学固有的思维方式，因而“通经致用”便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因循”与“开新”的内在矛盾，这种情况在晚清经世实学思潮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通经致用”的这种内在矛盾乃至于分裂的极端表现，莫过于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这种认识及相关实践，意味着传统儒家通经致用的“道”“器”两个层面只剩下道体( 伦理纲常) 这一个层面了，通经致用观念中“致用”的范围就缩小了许多。要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一统、夷夏之防、贵义贱利、师法家法等经学观念很难对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作出直接而恰当的回应，其附会经义、依经改制的方式割不断新理论与旧学术的脐带，缺乏提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之道的思想理论基础，舆论上也不能立于不败之地，论敌亦可以经义反驳之，还难免受到“泥古”、“食古不化”之讥。这样以来，“通经致用”的理论预设及实际效果逐渐引起人们的怀疑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从经学的发展来看，“通经”的目的过于集中地指向致用，也有损于经学自身的独立价值与求真意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说：“宋代诸儒，喜为苛议，顾相与推之，沿波不返……过于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四库馆臣看到了孙复的《春秋》学几乎是专为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及纲常扫地的衰乱形势而发，已经不是学术而变成了时评式的“苛议”文字了。不能不说，正是“通经致用”使经学很大程度上成了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某种介质、工具与附庸。凡此，都是我们评价“通经致用”时不能不予以充分注意的。
（载《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秋之卷）
另外，从经学的发展来看，“通经”的目的过于集中地指向致用，也有损于经学自身的独立价值与求真意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说：“宋代诸儒，喜为苛议，顾相与推之，沿波不返……过于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四库馆臣看到了孙复的《春秋》学几乎是专为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及纲常扫地的衰乱形势而发，已经不是学术而变成了时评式的“苛议”文字了。不能不说，正是“通经致用”使经学很大程度上成了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某种介质、工具与附庸。凡此，都是我们评价“通经致用”时不能不予以充分注意的。
（载《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秋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