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做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在当今世界里，“民粹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名词，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民粹主义已经和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并列为欧洲左派的巨大威胁。民粹主义的复兴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

有人认为，民粹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狭义的曾经在俄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现象，不能把它泛化。其实就其内涵和外延来说，并不是俄国独有的景观，而是一种与现代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转型过程密切相连的大众化运动。因为在上层主导的追赶战略中，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这样一来原来的束缚—保护功能被打破，罩在个人头上的传统法规消失，独立无助的人群又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改革的抵触和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的追念之情。

民粹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精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既腐化又堕落，因此宁愿要人民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这套制度，所以民粹主要的特质就是对政府的怨怼。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对于这些民粹主义究竟有哪些共同的特点仍未有确切的定论。

俄国民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或曰农民民主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是发生在俄国19世纪40至50年代至上世纪头20年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其本质属性，是一种“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观念体现）”，或曰农民民主主义，在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同盟者。俄国民粹主义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是由其创始人赫尔岑建立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所奠基，通过另一创始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发展，并为不同时期各主要派别的思想家所充实而建立起来的。
其主要思想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农民和贫苦劳动者），并把“人民”理想化。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将人民理想化这一点上最具共同性。巴枯宁说：俄罗斯的农民“就其天性而言是个社会主义者”；特卡乔夫则断言，就其本能和传统看，人民是共产主义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民粹派对“人民”崇尚、信仰的程度，到了极端理想化的地步。
2．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民粹派关于农村公社（或称农民村社）的这种思想观念，也是同他们对“人民”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经济形式中，前瞻、展望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从过往古老村社的传统中探寻社会主义的前景，把它视为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这里，很鲜明地透露出了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3．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特征，是民粹主义社会政治纲领的核心。它不仅仅是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土壤这一观念出发的。当然，这一观念是民粹主义这一理论主张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除此之外，民粹主义这一特征还有另一重要的思想根源，这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民粹主义这一“直接过渡”的思想，也是其“超阶段”的革命急进主义和轻视民主革命、漠视民主主义价值的最深思想根源。
4．对一般文化抱着鄙薄态度，倾向于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评价文化，以道德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观点对待科学和文化。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是被人民养活而获得文化的，人民为他们获得文化而付出了血汗和苦难；这样，掌握文化的这些少数人就被压上了沉重的罪孽感。所以在民粹派看来，仿佛文化本身也粘连上了剥削和罪孽。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甚至敌视态度。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

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做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不少学者之所以把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看作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治运动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独立自主。它也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
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堕变成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民粹主义研究者弗郎西斯?威福特这样说过：“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民粹主义当做是一种个人而非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因此，象瓦加斯和贾尼奥?夸德洛斯这样的领袖在政治上的急速转变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民粹主义不是什么而只是某些追逐权力的领袖的机会主义与几乎无限的操纵群众的能力的结合。…民粹主义意味着对群众的操纵，但这种操纵从来不是绝对的”。

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不仅体现在其定义上，也体现在其作用上。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