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夫之处在清兵入主中原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当君主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民族利益高于君主利益，并依此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他评价历史人物始终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而达到“借古讽今”之目的。他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是古代学者评价历史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仍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王夫之 民族观 历史人物评价 方法 《读通鉴论》 《宋论》

上书不成，王夫之悲愤交加，回归故里。及至清兵攻陷衡州后，王氏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乘西南抗清大势，与友人管嗣裘等在衡山毅然举兵，展开了武装斗争，但是这次起兵由于缺乏支援，孤军奋战，很快就失败了。虽然战败兵溃，但经过这次武装抗清的实践，他的民族斗志却更加坚定了。他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实现自己抗清爱国的主张，曾立即奔赴肇庆，到达桂王朱由榔的驻地。但是到了肇庆，却令他大失所望。因为桂王政府中的当权派也大都是守旧明末官僚，内部也像弘光、隆武两政权一样热衷于争权夺利，排斥抗战派人物，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在桂王政权内部形成了以李成栋、金堡等为首的“楚党”和以王化澄、吴贞毓、夏国祥为首的“吴党”,吴、楚二党彼此攻讦不已，都想控制桂王政权。而另一方面瞿式耜、张同敞、李定国、李来亨等誓死抗清，加之金声恒、李成栋的反正，南明迎来了又一次的抗清高潮。面对这次抗清高潮到来的大好形势，桂王政府不仅未能很好地把握，反而内部党争却愈演愈烈了。鉴于此，王氏曾经三次上疏参劾“吴党”头领王化澄等“结奸误国”7，但是由于他所参劾的人是吴党领袖，遂遭诬陷，幸得农民军将领高必正营救，幸免于难。王夫之冒死三次参劾党人，但由于“孤立无援” 8，只好“以病乞身” 9。这使他对于小朝廷的党争误国看得更加清晰，这时他也逐渐地放弃了寄希望于南明恢复中原的信心。当他得知桂王被吴三桂杀害之后，王氏怀着悲痛的心情，开始了他“屏迹幽居” 10的生活。
王夫之强烈的民族情怀，不仅表现在他前期对时局的关注、自身的一系列抗清行为等方面，还表现在他后期的隐居中。这主要通过两点表现出来：一是他变姓名为瑶人，蓄发明志。清朝统治者强迫汉人剃发，并颁布“剃发令”，规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王氏以剃发与否是保持民族气节的关键，因而强烈地反对这种民族压迫与人身侮辱，遂以变易姓名、蓄发明志。五十六岁时，他还为学生唐端笏作《惜余鬒赋》，以示其民族情怀。
第二个方面是王夫之由武装抗清转向了文墨抗清，他希望通过与历史的对话，来总结我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他通过对时局的变化、明臣降清、南明党争误国、抗清志士的英勇抵抗以及自身的抗清和遭遇等现实问题的反思，满怀民族情怀地写下了《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永历实录》、《广哀诗》等著作，但是能够反映其民族观的还要数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 11。可见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两部著作凝聚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许多感悟，而浓郁的民族情怀则是这两部著作的主旋律。
二、“严夷夏之防”视野下的历史人物评价
经历过天崩地解、民族***的人，对于民族受压迫的体悟最为深刻，自然笔锋在触及民族历史时也会感同身受，有感而发。王夫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一点。他评价历史人物虽以儒家伦理为标准，但在涉及民族利益时，儒家伦理的评价标准就不免捉襟见肘了。如他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 12他认为天子之位是不可窃的，认为这是破坏了“治统”，但又不尽然，如对于刘裕的篡东晋他就认为：“宋武兴，东灭慕容超，西灭姚泓，拓拔嗣，赫连勃勃敛迹而穴处。自刘渊称乱以来，祖狄、庾翼、恒温、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然则永嘉以降，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刘氏耳。” 1 3 “汉之后，唐之前，唯宋氏犹可为中国主也。” 14这实是对刘裕在历史上所起作用的称赞和对刘氏政权的肯定。同时篡位，但王夫之对待的态度却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刘裕抗表以伐南燕，南燕，鲜卑也。” 15如果没有刘裕的力主北伐，中国将遭受北方鲜卑族的侵袭，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将听鲜卑终污此土，而君尚得为君，臣尚得为臣乎？” 16王氏对刘裕的称赞并非言过其实，因为自东晋南渡后，许多世家大族“乐不思蜀”，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图一时享受。而刘裕却不满足于此。他不仅积极地进取中原，消灭了南燕和后秦，而且还取代晋帝建立了新朝。所以在王夫之眼中，当君主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王夫之始终??史人物的最高标准。这也是他从现实的经历中得出的一条很重要的结论。

最后，王夫之对于一些史家的记载，也能从民族观角度进行审查，从而对史家做出评价。他在隐居期间“读十三经，廿一史及张（载）、朱（熹）遗书，玩索研究” 38，因此他对于史书特别谙熟，评价人物也能纵贯古今，在古代史书中，他惟独对于《史记》怀有特殊的偏见。他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 39众所周知，司马迁一直被认为是古之良史能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勇于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的弊端，而他的《史记》一直被认奉为“实录”，是中国史学上稀有的光辉的历史著作。王夫之之所以对其如此评价，追本求源，还要从他的民族观入手，去寻找他评价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主要是从三点展开的。第一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连连称赞，认为他对匈奴作战有勇有谋，致使匈奴闻名而畏。而王夫之却认为李广是“好名市惠以动人” 40，“以笑貌相得，以惠相感” 41，而所有这些，王夫之认为作为一名将军是不足“与天争存亡，与人争胜败” 42的。紧接着他举出了武帝派卫青出击匈奴，而没有重用李广的事例，他说：“卫青之命出东道避单于之锋，非青之私也，阴受武帝之戒而虑其败也。方其出塞，武帝欲无用（李广），而固请以行，士大夫之口啧啧焉，武帝亦聊以谢之而姑勿任之，其知广深矣。不然，有良将而不用，赵黜廉颇而亡，燕疑乐毅而偾，而武帝何以收绝幕之功？忌偏裨而掣之，除余一违李左车而丧赵，武侯以沮魏延而无功，而卫青何以奏颜之捷？则置广于不用之地，如以掣匈奴，将将之善术，非士大夫流俗之所测，固以。东出而迷道，广之为将，概可知矣。” 43从上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一方面认为李广之为将，“东出而迷道”，不符合一个将军的要求，另一方面他说武帝“知广深矣”，也是对武帝善于用人的肯定，王氏之所以这样论述而不同于司马迁，是??李广却无功而返，王氏以为任用这样的将领来对抗强悍的匈奴，很有可能会使汉之社稷、生灵受害。他：“广死之日，宁使天下为之流涕，而弗使天下为汉之社稷、百万之生灵痛苦焉” 44。所以，王氏对李广的评价还是从民族大义出发，因为清军的入主中原，使他时刻难忘明亡社稷、生灵所遭受的迫害。
第二个方面是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的辩护。司马迁在写《史记》的第七年，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是李广之孙，司马迁曾与李陵共事过，虽交往不深，却很佩服李陵的为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匈奴战于浚稽山，最后兵败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认为李陵绝不会向匈奴投降，有可能是作为权宜之计的诈降。他在《报任安书》中记述了李陵出击匈奴，粮尽而援绝，不得已而投降了匈奴，但其内心却依然是想乘机为汉立功的。因此，他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辩护。但王氏却不同于司马迁的看法，他向来对通敌投降的汉奸深恶痛绝，对称，他向司马迁发出了质问：“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其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 45这显然是对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诘问。因为明末大汉奸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吴三桂等人，没有一个不与李陵性质相同，都是投降之后，委以重任，然后将兵帮助清军进攻各地，并最终建立清政权。所以王夫之痛恨历史上的汉奸，实有所指。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王氏所说：“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 46就能够看出他依然是从民族大义的角度，从自身是一名明末遗老的角度来评价司马迁和《史记》的。
第三，从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夫之对司马迁记载的不满。王氏说：“史（《史记》）讥其（汉武帝）费以亿计，不可胜数，然则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为贤哉？” 47汉武帝劳民伤财的言语，王夫之却另具只眼，认为：“武帝之劳民甚矣，而其救饥民也为得。……国虽虚，民以生，边害以纾，可不谓术之两利而无伤者乎！” 48这里王夫之认为汉武帝把边害的问题解决了，也就是说征服了匈奴，因此还是应当肯定的，这依然是从民族的利益出发来评价汉武帝的。所以王夫之又一次说：“司马迁之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 49同样，他认为宋濂“修蒙古之史，隐其恶，扬其美”50，以元为正统，是为“蒙古掩其腥秽” 51，因此就乱了夷夏之大防，这样的史家作出的史书是不足为后世称道的，所以王夫之说：“（宋）濂之罪，延于终古矣。” 52
与对司马迁、宋濂的评价相反，王夫之对史家崔浩的评价却特别高。他认为崔浩仕于北魏而作魏史，能“存直笔于天壤” 53，敢于把拓拔氏的“不可为君师之实” 54和乘机侵扰中原的情况都如实直书，从而使后世的汉人能“鉴而知惧” 55，以便早日做好防御的准备。王氏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史家应该达到的目的。
从王夫之对史家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司马迁、宋濂和崔浩的评价都是从其强烈的民族感情出发而作出的论断。

综上所述，王夫之从民族观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为了读史而读史，每有所论，多有所指，是在评论历史，也是在评论现实，言在此而意却在彼。他能把古与今、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做到：“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 56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其所论不乏真知灼见，当然也难失之偏颇。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他当时又偏居一隅，故其评论古人，不免带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化因素。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位学者不是在一个层面上修复自己，而是在不断地求索与进步！他说：“编中于大美大恶，昭然耳目，前有定论者，皆略而不赘。” 57由此可见，他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要成一家之法，言人所未言，语语皆自心中出，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