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坛王氏在明朝可是出过几位显要人物的世家，其中尤以王樵及其上下三代人业绩最着，关于他们从政上杰出的事迹，史书上都有特别的记载。王家这三代人的生平真是传接力似的一脉相承，他们都中了进士，都任了朝廷的要职，都以名臣退居故里，在地方上荣膺乡贤的声誉，也都在死后留下了经史方面的 著作，而最终都被供进了当地为模范人物所立的祠堂。只是传至第四代人王次回（名彦泓，次回乃其字），王家的缙绅风范才断了线。这时已是明王朝的末世，王家也开始衰落，王次回多次赶考都接连失利，所以他终其一生也没捞到什么功名和官职。崇祯十五年（1642），也就是甲申之变的前两年，王次回在家乡病逝，不多不少，活了整五十岁。I

　　关于他的死，不知从何时开始，传出了一种无稽的说法，说是他入厕时死于粪坑。此说本出自一种宣扬因果报应的劝善文字，按照其中所规定的惩罚，很多写过“诲淫”之作的文人都被安排了不得好死的结果。因为王次回生前好写香奁诗，所以就让他落了个灌一口大粪打入地狱的下场。旧时代在社会上，为了维护世道人心，这样的恐吓本是常用的教化手段，如今再也犯不上费口舌分辨如此简单的是非了。需要特别指出的只是，此类正经的社会舆论固然一直在发挥其威慑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在娴熟诗词的才子和诗词的普通读者群中，偏好香艳篇什者始终都大有人在。只不过一般人不好意思公然宣扬那样的偏好，故往往含蓄地称其为个人的“绮习”。绮者，绮丽也；习乃佛家所说的结习。不管怎么说，这绮习充其量不过一种喜爱华丽词藻的趣味而已，即使不值得去大肆宣扬，你只在私下图你自己的高兴，其实也算不上多么有伤大雅。这就是诗词中的艳体历来都使相当多的作者和受众深受感染的世情和语境，事情本来就这么简单。你说那是言情表爱也好，或把它拔高为寄托，或贬之曰郑声也好，反正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关情色的表述远不及今日这样丰富多彩，能让舞文弄墨者既显示其才情，又足以宣泄风怀的文字形式，也就只有香艳诗词这一个单调的品种。I

　　翻一翻文人学士们留下来过量的诗词集子，大量的作品中都是不乏“无题”之类的题目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那香艳文字向来就是古代诗文总体固有的组成部分，这就像电影内总会穿插些亲亲抱抱的镜头，大街上少不了开几家歌舞厅或酒吧一样。王次回的问题想必出在他香艳得过了头，也就是说，他把个人的绮习表现得过于公开，背上了以此自负之累，结果便被历史地定性为艳体诗写作的代表人物。比如，他四十五岁时曾把已往所作的艳诗二
百五十余首录为一册，在为该集所写的题诗中，竟有“清狂不让玉溪先”（《疑云集》卷二，页十）这样自我定位的诗句。而在一次考试失意后，有一联自遣的诗甚至放任地声言：“有才轻艳真为累，作计疏狂不近名。”（《疑雨集注》，卷二，页四十一）他的诗格当然远不能同李商隐相比，但比起了很多遮遮掩掩写艳诗的文人，他确实是显得“轻艳”而又“疏狂”了。因此，让那些不喜欢他写的艳诗到处传播的人看在眼里，就自然该让他以那样肮脏的方式去死了。I

　　二
　　我们现在看到的《疑雨集》，盖由王次回同里的好友于韬仲在王死后编定。于与王经常诗酒往还，据王自述，王对自己的诗往往是随作随扔，而于则勤于收藏，结果于手中保存的王诗反比王自己存下来的还要齐全。于是到了后来，于就为亡友，也为艳诗爱好者做了这件好事。那是一本很有次序的编年诗集，收录了诗人各种题材的诗作，其中不少生活纪实的片段都为我们了解诗人平生的遭遇和交游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应该说它在内容的多样性上和一般文人的诗集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只因王次回生前死后都以写艳诗著称，且《疑雨集》中的艳诗也确实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提起了这部集子，论者多倾向于着眼其中的香艳之作，而这种以偏概全的眼光一旦造成影响，形成定论，就容易使徒闻其名的读者对这样一本尚未翻阅的读物生出他们预设的有色想象。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待，《疑雨集》以手抄本问世后随即广为流传，既在一定的范围内引起了隐秘的共鸣，也让某些关心年轻人身心健康的长者敏感到它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正如《疑雨集》初刻本的序言所说：“江左少年，家藏一秩，溉其余渖，便欲名家。”或如后来注释本的序言所云：“其侔色揣称，尽态极妍，读之使人回肠伤气，獧薄子弟，为其所惑者多矣。”总的看来，《疑雨集》在清代流传的情况大致如此。I

　　降及民国初年，文言虽然已开始为白话所取代，但相当一批在时代上离得较近的旧文字依然维持着传播上的惯性和优势，比如拿明清之际的诗文来说，在当时的读者群中就一度出现过文艺小阳春的局面。特别是其中事涉香艳而词尚华美，且以女性为中心的诗文佳作，有幸得力于新式印刷的便利，一时间都被怀旧的文人大量推荐给了消费感伤的书籍市场。这些旧作被贴上“文学”的新标签，一方面填补了新文化在创作上暂时的不足，同时也以其往日的流风遗韵温煦了那个过渡年代的荒芜和暧昧。在此类多由上海的书商印行的石印本廉价书中，《疑雨集》就是被一再翻印的一种。I

　　那么《疑雨集》到底在哪些方面还依然有其引人入胜之处？与通常的艳诗相比，王次回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色？他的艳诗是否作出了新的探索或有所突破？这些话题的提出，都是有一位友人最近听说《疑雨集》如何如何后打来电话问我，我随即和他乱侃出来的。以下便是我做了些研究后想要报告给友人的主要内容。I

　　三
　　如上所述，科场的困顿造成了王次回一生的潦倒，这一经历使他的诗作充斥了哭穷的滥调。这也是众多的边缘文人一直持续的合唱，对此我们无需再作多余的讨论。 需要一提的是，王次回的穷愁叹尚含有一层他个人特有的不幸因素，这就是他那恩爱却不能算美满的婚姻。翻开《疑雨集》卷二，在戊辰年（1628）所作的诗篇 中，有相当的数量都为悲叹他多病的妻子而作。原来他妻子贺氏婚后十年来一直缠绵病榻，给他和家人造成了极大的拖累，在这些诗中，他描写了为给妻子治病而日 益陷入贫困的家境，也写了她的病容、苦况和拖着衰弱的身子仍坚持其妇德的种种表现，以及她病逝后留给他无限的悲怀。令人惊奇的是，一经他这位艳诗能手的处 理，甚至连服侍一个病妇的琐碎细节，都刻意套用了香艳的典故，以致从那恼人的病房情景中都升华出了凄美的意味。比如，荀奉倩的故事就是王次回喜欢反复渲染 的一个用典：这是一个很疼爱妻子的丈夫，妻子于冬日发起高烧，急于给她退烧的丈夫便赤膊到户外挨冻，然后拿自己冻冰了的光身子贴上去给妻子降温。后来，丈 夫竟因此罹疾而死。今日所谓的“体贴”，莫非即由这样的具体行动形成的一种感受？于是，按照王次回的香艳的表述，他那重病的妻子总是表现得“平生守礼多谦 畏，不受荀郎熨体寒。”（卷二，页七）而他护理病妇的态度则显示了亲身来分担对方痛苦的诗意：“愁看西子心长捧，冷透荀郎体自堪。”（卷三，四十三）因 为，按照艳诗的操作，即使是夫妇间在侍疾上的关怀，也尽量要点缀得富有惜玉怜香的情调。

　　《个人》这个题目最早见于韩偓的诗集，王次回多次沿用该题，反复地通过某一个假想的“性角色”（sexual persona）来展现调情游戏中可能陈列出来的各种情境。试读这首曾被《红楼梦》脂批引用过的七律：
　　心期旧矣合欢新，蔗尾才尝味已珍。
　　胆小易惊还易喜，眉弯宜笑更宜颦。
　　未形猜妒恩犹浅，肯露娇嗔爱始真。
　　作计恼伊尝试看，自惭终近薄情人。（卷二，页二十八）

　　“意淫的空间”这个用语是台大中文系张淑香教授首先提出的，她曾寄来她一篇讨论温庭筠艳词的长文，说是编辑嫌该文写得太后现代，所以给退了稿。但我读后却 觉得有所获益，为了说明她所谓的意淫的空间，让我先从这篇不知是否已发表的文章中引一段论述。张淑香认为温词创造了“意淫的空间，让感性直接传导想象的自 由滋漫。”因而“感官的刺激与想象的意淫，始终互为支撑。而所有诱人移人的快感，都是从这明暗交界的模糊裂隙散逸出来。不确定的暧昧的情色想象的快感，一 旦脱离了特定事物的牵绊，便有永不竭尽的潜能。”张文提出的这个“意淫的空间”也可以用来指涉王次回的艳诗，如《即事》一诗所云：“飞燕风情疑远近，惊鸿 神采乍阴阳。关心正此堪研赏，似较横陈味颇长。”（卷三，页十七）前两句用《飞燕外传》和《洛神赋》事，飞燕和洛神的游移不定都是旨在制造一种把亲近限制 在一定距离内的魅力，意淫的空间就存在于这一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间。这是调情游戏，属于情色的表演、图画和影视都一致保持的一种效果。而当艳诗把这种观看 的迷恋移之于文字书写时，一种文本的恋物癖就产生了。我们也可以称其为“词淫”，词淫可不等于淫词，这个“淫”并非强调文字的淫秽，而是指过分沉溺于文字 和文字的泛滥成灾，如古人所谓的“书淫”（太爱书）或“茶淫”（有茶瘾）。词淫者只关心编织他的绮语，试图把香艳的印记打在一切可以题咏的事物上。比如雨 后路软，有一队女郎走过去留下了三寸金莲的鞋印，也足以打动王次回的观感，以致让他写了一首咏鞋印的艳诗。再如，一个邻女上吊自杀，死前精心打扮，连上吊 的丝绳都编得工艺品一样精美。这美丽的死亡也引起了王次回极为兴奋的诗兴，于是，他的凭吊诗句便集中到对一具艳尸的描写上。他更关注这一死亡所制造的艳 趣，及其为他的词淫所提供的诗材。然而从他的诗中却看不出他对生命本身的些微注意，更不用说对死亡的严肃思考了。因此，词淫乃是颓废的极端，它的非人性在 于，它是一种把人变成物，又用华美文字代替了人及其世界的写作方式。这是中国古代美文的一个基本倾向，需要作专题讨论，此处只能趁势拈出它的线头。

　　现在，姑节录 袁树艳诗两段留给读者的想象，无需我再说什么妨碍意淫的空间了：
　　枕衾先自留虚席，衣扣迟郎解内重。
　　亲举纤纤偎颊看，分明不是梦中逢。
　　脂含垂熟樱桃颗，香解重襟豆蔻梢。
　　倚烛笑看屏背上，角巾钗索影先交。

　　作者附注：本文中王次回的家世生平参考了钟来因《王彦泓探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三期）。《疑雨集注》，据上海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

楼主你太辛苦了，我粘贴都粘贴的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