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常说：新闻记者是世界的眼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牛棚杂忆》是他颇为用心写的一本书，书里散发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睿智、冷静和良知。季羡林后来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位学生回忆了文革时他们一起下放劳动的经历：1969年秋天，季羡林先生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一起往麦子地里挑粪。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羡林先生，顶着凛冽的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着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先生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谁都无法幸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先生却在用英语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文革期间，季羡林先是蹲牛棚，后来，做北大女生宿舍的守门人———在传达室当门房。他除收发信件报纸外，就在那里搞起了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偷偷地在家里把多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原文，每次抄一点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在翻译这篇长得惊人的巨著过程中，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心血。他说严复翻译文章，“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而自己则是“一脚(指韵脚)之找，失神落魄”。到文革结束，他才翻译完了前三篇。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方言的《弥勒会见记》的译释，都是在他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年已八旬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季羡林就是这么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人。他曾经写道：“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从小学到初中，我都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季羡林说自己没有很高的天赋，自嘲从小胸无大志，从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是这种性格，造就了他日后踏踏实实做人做学问的态度。I

古文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每个闪亮的头衔都能让普通人穷一生之力而难望其项背，而季羡林先生集这些头衔于一身，却谦虚地表示，这一切皆来源于勤奋。在他的得意门生唐师曾眼里：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色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茄”手表之外，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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