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格
诸葛瑾（公元174-241年），字子瑜，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虽说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出身，但到了诸葛瑾父亲诸葛珪这一代已经是明显没落了。尽管如此，诸葛瑾还是演习了后汉时期很多年轻学子的传统，“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约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母亲章氏去世，诸葛瑾“居丧至孝”，并且“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以上两处均见《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但不久诸葛瑾的父亲诸葛珪也病故，一家人顿时失去了依靠。不得已，诸葛瑾一家只好投奔叔父诸葛玄。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诸葛玄被任命为豫章太守，诸葛亮及弟弟一起随同叔父前往，而诸葛瑾却没有随行。现代的一些专家、学者大概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这时的诸葛瑾同继母一起去了江东避难。这种观点目前在史学界比较普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诸葛瑾离开的时间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持这种观点的有田余庆的《秦汉魏晋史探微》、王永平的《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陈文德的《诸葛亮大传》等。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时的诸葛瑾同继母一起留在家乡琅邪，直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才避祸江东并得到孙权赏识，成为孙吴集团的一员。余明侠的《诸葛亮评传》、袁仲仁《诸葛亮文选译》、黎东方《细说三国》等。从《三国志•诸葛瑾传》中就可以找到一个答案：（孙）权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测。群下多为之言，权怒益甚，与相反复，惟瑾默然，权曰：“子瑜何独不言？”瑾避席曰：“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厉，陈答万一，至令模孤负恩惠，自陷罪戾。臣谢过不暇，诚不敢有言。” 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诸葛瑾离开琅琊之时，当地的形势是“本州倾覆，生类殄尽”。琅琊隶属徐州，这种情况在曹操两次东征陶谦时最为明显。《三国志•陶谦传》中提到：“兴平元年，（曹操）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后汉书•陶谦传》中更是指出：“凡杀男女 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当时整个徐州是曹、陶争夺的战场，而且战事已经波及到诸葛一家的故乡---琅琊；而到了建安五年，初了曹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败刘备之外，并无什么大仗发生，而且也没有出现诸葛瑾所描述的“本州倾覆，生类殄尽”的惨状（关于这两个时期徐州的情况，拙作《煮酒品三国》一书中有相关介绍，有兴趣请参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而第二种说法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诸葛瑾到达江东的生活，史料中没有记载，但从诸葛瑾自己所说的“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等情况看，似乎是比较清苦的。王永平在其《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一书中说：孙权“闻之怆然”，表示“特为君赦之”。由此可见瑾早年渡江后的艰苦境况。可见直到孙权执政之前，诸葛瑾没有得到江东地方官员的任用，以致他在生活上十分困难。王永平在此段论述中还特别进行了一个补充，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关于诸葛瑾的实际生活状况没有具体记载，但参考其友人淮阴步骘、广陵卫旌初至江东，依附会稽豪杰焦征羌，“求食其地”，屡遭羞辱的情况，不难想象诸葛瑾的生活状况（《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至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略显牵强。理由见《三国志•张昭传子承附传》：（张）承字仲嗣，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畯相友善。张昭是孙策的首席谋臣，诸葛瑾与其子关系不错，即使是生活困难，理所当然会得到资助。而且，尽管步骘和卫旌屡遭羞辱，也未必同诸葛瑾有关，这两者之中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不过，不管诸葛瑾的生活状况如何，没有得到孙策的任用，生活没有着落，对于还要带上一个继母的诸葛瑾来说，肯定是不如意的。更何况当时的诸葛瑾已经是“并著声名，为当时英俊”（见《三国志•步骘传》注引《吴书》），两个字概括诸葛瑾此时的心情：郁闷！这种状况直到孙策死后才得以改观。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由于孙权姊婿弘咨的推荐，诸葛瑾才正式成为孙权帐下的一员，从而迈上仕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