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在史学研究中就产生了“疑古”学派，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论，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砍掉一半。如此，不仅众多古史籍所记载的五帝时期“不存在”了，就连夏、商历史也有很多人不承认了。这中间，一些为强权国家侵略服务的国外学者，也大造舆论，否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名噪一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有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说什么尧是香炉，舜是蜡烛台，大禹不过是一条爬虫等等。在盲目崇洋的社会风气之下，中国人对这种诋毁中华文明历史的辱祖之说，非但不能做出应有的反驳，甚至是唱而和之。直到本世纪末，依然有人坚持认为，五帝时期，乃至夏、商历史，都是“神话”，是反动的儒家特别是孔子等为统治阶级服务，才将神话改写成历史的。说：“神话的大量转化为历史，在阶级社会，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现在是理直气壮地“将一部分古代史还原为神话”的时候了。还有的学者撰文重复白鸟库吉的论调：“黄帝原本无其人，无其说”，“就是大禹有人说也不是实有其人，而是一条虫，是代表古代某一氏族的图腾，这也说得过去”……

中国人由近世工业技术落后的被动挨打而崇洋怨祖，外国列强的御用文人欲借此否定中华古老文明历史，贬斥中华文化，进而建立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控制，曾为一段永远难忘的历史事实！

历史，是一种事实的时空存在过程，且有文化遗物存在而永难磨灭。它既不以任何人的否定而消失，亦不依后世人对它的篡改、曲解、附会而变样。而考古学研究就是一切歪曲、附会、否定历史的克星，这是由其研究的唯物性质所决定的。考古学虽然亦会受研究者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而走些弯路，但这一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历史、唯物、辨证、求实本质不会被改变。正因为如此，冲破“疑古”思想的束缚，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的：先是，伴随着殷墟甲骨文字的发现和研究，学者们终于对《史记》有了新的认识，因为甲骨刻辞中的商代帝王世系与《史记》所载基本一致，这证明司马迁记述商代历史，是有真实的历史根据的。商王朝的历史，否定不了；接着，考古工作者按着《史记》等古籍所记载的夏王朝主要活动地望，进行了大量夏文化的探索与研究，结果又证明了中国古史所载的夏王朝不虚，亦同样是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现在，在学术界对夏、商、周历史有了比较一致认识的基础上，国家正式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无疑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即使如此，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实际认知，亦只恢复到了四千一百年左右，还缺“五帝时期”七代帝王、五百年左右的历史！

现在，对于五帝时期的历史，学术界的基本认识，可以说还是相当混乱的，各种各样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这中间，有一些著作的观点，是毫无依据、相互矛盾而难自圆其说、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关于轩辕黄帝的出生地，有河北说，有河南说，有山东说，有陕西说；对于黄帝的葬地桥山，又有涿 鹿桥山，陕北桥山，甘肃正宁桥山，子午岭桥山，陕西中部桥山，北京渔子山等多种说法。一个人的出生和死葬之地，只能各为一处，其余都是假的。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具有“分身术”。凡此之类，追根溯源，又与班固、皇甫谧、魏收、萧德言、王钦若等人的笔改史事、不负责任的误抄历史地名、以及秉承帝旨曲相附会，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谬说之传，害人不浅；至于“五帝时期”的社会形态，学者们的论点就更加杂乱：有称黄帝、炎帝、蚩尤、唐尧、虞舜等为“氏族”的，有称作“部落”的，有论其为“军事民主制时代”的，也有说其时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凡此之类，都是研究中国的古史，生搬硬套西方学说，以西方标准为标准， 用刘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及恩格斯的观点，图解中国古代历史、食洋不化而造成的结果；还有说黄帝、炎帝、蚩尤都是“游牧民族”的，或说他们“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尔后东迁。或说“自甘青高原东迁至黄河中下游”的。甚至，有的学者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把中国古代氏族、古代民族、历史人物、乃至朝代，都要一个不落地都东、南、西、北地“迁徙”上一番不可！这种既无史籍记载可依，又无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所证，更不懂人类原始社会发展史方面最基本常识的凭空之说，显然又与“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恶劣影响不无关系；至于根本不顾历史、历史地理的记载，不顾历史遗址的存在，以及大量出土文物之证，硬说“我对阪泉、涿鹿地望的考定，即它们均应在今豫西的巩义市境内，而不应在冀北”之类发言，则同现今到处争历史遗址的旅游景点开发有关。我们认为，既然身为史学工作者，又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就应当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以民族兴衰为己任，以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观点做研究，而不应该为某一地方的眼前旅游经济开发去曲解历史。金钱如果介入到历史研究之中，中华民族的历史便会面目全非，被解释个一塌糊涂！

上述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原因，都说明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历史研究，是很不够的，在这方面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而要搞清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五帝时期”这一关是绝对绕不过去的。特别是对于黄帝、炎帝、蚩尤，他们相互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的战争又各是什么性质？这一时期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变革？它给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历史文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都是必须要搞清楚的。不然我们就很难对这一段历史做出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认识。


由于黄帝极其重视以道立法，以法治国，一切礼仪、典章、制度的制定，一切思想言行，都是以哲学道理为指导，并以积极倡导、传播哲学思想为己任——“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唯道矣。”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根源；自从夏禹建立“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政治制度之后，他便极端仇视哲学思想的传播。但一种久已传播于民间的社会思想，又是根本不能够进行“没收”和“销毁”的。有这种教人聪明智慧的思想存在，就不利于他实行化天下之公为一家之私的“家天下”独裁统治。——这就是他炮制《洪范》，“神道设教”，愚民以治的历史背景；此后，到了商王朝，迷信鬼神的思想泛滥到极点。可是，不仅用龟甲占卜，普通百姓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利用迷信鬼神聚众作乱，历来都是对独裁政权的一种最大威胁。商末，纣辛残暴，西伯谋以兴周取而代之，为了给日后的愚民统治制造出一种简单易行的愚民工具，他就研究利用哲学经典《易》进行占卜的方法，并为日后的占卜而改造《易》经，这就是《周易》出笼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历史上，西伯只研究了利用我国古哲学经典《易》经的占卜方法，尚未完成对《易》经占卜性经文的改写就死了。周王朝建立后，其子姬旦继父之业，“干父之蛊”，最终完成了对 《易》经的改造，除在《周礼》中规定了“大卜掌三《易》”以为占卜之用外，还用行政手段在全国推广用《周易》占卜之法；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为阐发《易》道哲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人所共知。但到了宋代，朱熹却耍滑头，他自己一生都依《易》经为根据，来建立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他则一再强调《易》经的本质是卜筮……

上述历史事实，无论是从历史典籍记载方面，出土文物、文献方面，还是从《易》道研究、古文字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都有大量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是，如今的学术界多还按朱熹的调门吹，说《易》经原本就是“古代卜筮之书”。在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之下，就导致了我们对中国许多历史、历史文化问题产生错误的判断，有许多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错误说法流行。
首先，它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正确认识：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种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产生后，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的进步，是有着极大推动作用的。因为，这种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思想一旦普及并武装起一个民族，它就会变成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力量，极大地推动社会历史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国的文明发达之早，中华民族之所以勤劳、勇敢、智慧，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法、医药、交通、文学艺术等方面之所以取得了惊人的历史进步，有些科技以领先于世界一两千年的速度发展；中国之所以自古就成为礼仪之邦，以及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并不是因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种有什么优越之处，而完全是中国“四维一絷”、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产生极早，传播极广，人人学习，并以之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准则而造成的。就连后世所不敢信、不理解的五帝时期选贤任能、推位禅让政治制度，也都是同以哲学理论作为治国指导思想是有着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轩辕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从自己的亲身社会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为智，学之者见为贤，守之者见为信，乐之者见为仁，行之者见为圣人。故唯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中国哲学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的一体观，故治国讲天道、重人道，富民不忘地道，施政者以人民为根本，为出发点。故黄帝就特别强调：“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亲民而民不亡，吾爱地而地不旷……吾苟能亲民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整个五帝时代自黄帝而传位至禹，共历七代人，都是按照“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制度而进行的。中间，只有帝喾一人将帝位传于己子帝挚，其他人都未传帝位于己子。然帝挚也不是把持权位不放的人。他执政九年，自感政绩不佳，就主动禅让帝位于唐侯，为天下百姓选择了一位好帝王。而虞舜为了治洪水，杀了治水无功而酿祸的鲧，则传帝位给治水有功的鲧之子禹，他并未考虑禹即帝位后是否报杀父之仇的问题。这，就是孔子评论五帝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国语》所载“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的历史性政治思想根源所造成的历史事实。


由于黄帝极其重视以道立法，以法治国，一切礼仪、典章、制度的制定，一切思想言行，都是以哲学道理为指导，并以积极倡导、传播哲学思想为己任——“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唯道矣。”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根源；自从夏禹建立“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政治制度之后，他便极端仇视哲学思想的传播。但一种久已传播于民间的社会思想，又是根本不能够进行“没收”和“销毁”的。有这种教人聪明智慧的思想存在，就不利于他实行化天下之公为一家之私的“家天下”独裁统治。——这就是他炮制《洪范》，“神道设教”，愚民以治的历史背景；此后，到了商王朝，迷信鬼神的思想泛滥到极点。可是，不仅用龟甲占卜，普通百姓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利用迷信鬼神聚众作乱，历来都是对独裁政权的一种最大威胁。商末，纣辛残暴，西伯谋以兴周取而代之，为了给日后的愚民统治制造出一种简单易行的愚民工具，他就研究利用哲学经典《易》进行占卜的方法，并为日后的占卜而改造《易》经，这就是《周易》出笼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历史上，西伯只研究了利用我国古哲学经典《易》经的占卜方法，尚未完成对《易》经占卜性经文的改写就死了。周王朝建立后，其子姬旦继父之业，“干父之蛊”，最终完成了对 《易》经的改造，除在《周礼》中规定了“大卜掌三《易》”以为占卜之用外，还用行政手段在全国推广用《周易》占卜之法；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为阐发《易》道哲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人所共知。但到了宋代，朱熹却耍滑头，他自己一生都依《易》经为根据，来建立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他则一再强调《易》经的本质是卜筮……

上述历史事实，无论是从历史典籍记载方面，出土文物、文献方面，还是从《易》道研究、古文字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都有大量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是，如今的学术界多还按朱熹的调门吹，说《易》经原本就是“古代卜筮之书”。在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之下，就导致了我们对中国许多历史、历史文化问题产生错误的判断，有许多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错误说法流行。
首先，它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正确认识：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种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产生后，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的进步，是有着极大推动作用的。因为，这种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思想一旦普及并武装起一个民族，它就会变成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力量，极大地推动社会历史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国的文明发达之早，中华民族之所以勤劳、勇敢、智慧，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法、医药、交通、文学艺术等方面之所以取得了惊人的历史进步，有些科技以领先于世界一两千年的速度发展；中国之所以自古就成为礼仪之邦，以及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并不是因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种有什么优越之处，而完全是中国“四维一絷”、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产生极早，传播极广，人人学习，并以之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准则而造成的。就连后世所不敢信、不理解的五帝时期选贤任能、推位禅让政治制度，也都是同以哲学理论作为治国指导思想是有着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轩辕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从自己的亲身社会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为智，学之者见为贤，守之者见为信，乐之者见为仁，行之者见为圣人。故唯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中国哲学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的一体观，故治国讲天道、重人道，富民不忘地道，施政者以人民为根本，为出发点。故黄帝就特别强调：“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亲民而民不亡，吾爱地而地不旷……吾苟能亲民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整个五帝时代自黄帝而传位至禹，共历七代人，都是按照“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制度而进行的。中间，只有帝喾一人将帝位传于己子帝挚，其他人都未传帝位于己子。然帝挚也不是把持权位不放的人。他执政九年，自感政绩不佳，就主动禅让帝位于唐侯，为天下百姓选择了一位好帝王。而虞舜为了治洪水，杀了治水无功而酿祸的鲧，则传帝位给治水有功的鲧之子禹，他并未考虑禹即帝位后是否报杀父之仇的问题。这，就是孔子评论五帝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国语》所载“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的历史性政治思想根源所造成的历史事实。


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早的不认识，对中国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和本质性特点的少知，不仅严重地影响到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华文明发展史，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古老传统文化，而且还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民族新文化的建设，给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现代迷信活动造成可乘之机，直接损害社会文明建设。举例而言：依《周礼》之载，按周以来用《易》经占卜这段历史存在的事实，给《易》经定上一个“古代卜筮之书”的性质，倒也省事。但这并不能否定《易》经中所蕴涵的丰富、系统、深刻的哲学理论，也挡不住全世界对它的研究。对占卜书为什么会结出哲学之果这种不符合因果关系的荒唐说法，不能够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就再说上一句：它“是一座神秘的殿堂”也可以交差。这种情况，对于鼓吹歪理邪说者，鼓吹吉凶天定的占卜者，是感到最为高兴的事。因为，由此而撰写用《周易》可以预测吉凶祸福、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书可以出版；由此算命者可以在大街、小巷、旅游景点堂而皇之地摆上本《周易》骗钱；提倡歪理邪说者，可以用吹得神乎其神的所谓“神秘文化”，伪装成五花八门的“科学理论”以迷惑人心；而坚持无神论者，对这种迷信活动的反击，却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我们既说《周易》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又说它是“占卜书”，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三、关于文明的界定问题。

现在，世界上对于“文明”一词的使用，极其宽泛。如：古代文明，中世纪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家庭文明等等。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中、各种情形下的“文明”一词使用，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涵义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科学界定。在中国，“文明”一词的产生和使用，大约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欧洲的肇始则是在十八世纪中叶，距今只不过二百多年。中西文化学上对于“文明”一词的使用，亦存在着重要差别。这样，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究竟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尺度去界定历史文明的起点呢？对此，就有必要稍加讨论。

“文明”在中国古代原是一个哲学用语，始见 于 《易》经中的频繁使用。如“文明以正”、“文明以说”、“刚健文明”、“天下文明”等。何义谓“文”？综合古籍文义，刚柔交错，阴阳互依，天地相交，通其变化，知其必然，谓之 “文”。如《易·系辞》言：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易》总天、地、人、时，论道理而求其德。故有“天文”、“人文”、“鸟兽之文”的分称。若用现代通俗用语所表述，即懂得客观自然规律并依其行事谓之“文”。故，“文”义属于形而上的抽象范畴。因之，造其字用会意之法：画一人形，胸部添加一个心字，以示知“文”义需要用心思考。“ ”，商人以刀刻于甲骨之上为了省事 ，其“心”字 常 省刻为 “ ”、“ ”、“ ”等形。甲骨学家们也同史学家们一样，既不知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于古文字之前的这一历史事实，自然也就不会在他们的古文字研究中从中国古典哲学方面去作考虑。因此，大凡中国古典哲学名词专用字，或与哲学相关的古文字，都在考释中有程度不同的错误。如甲骨学家释“文”字曰：“像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文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金文学者则依古“文”字中有“心”字，曾误释为“宁”字 。如此 ，读古文《尚书》，就发生过读“文考”为“宁考”，“文王”为“宁王”的事。“文”字的使用，虽在其长期的历史使用过程中，多有字义引申，但其义都与中国古典哲学有关。如《逸周书·谥法解》说：“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 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明”字之造，以日加月而成字，表意十分明确：日月丽天谓之“明”。如此，以“文”与“明”相联成“文明”一词，其涵义就是：依客观自然规律为指导而制定典章、法律、礼仪教化人民，造成一种祥和有序的社会生活秩序，即为“文明”。所以，《易·贲》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正（今通行本《周易》用“止”，不通。应作“正”），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依中国古代的定义，人类的历史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起点，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建立起了国家制度；
第二，有法律制度；
第三，有礼仪规范；
第四，有教育机构；
第五，有完备的文字产生和使用。

没有这五个必备条件，就不可能在一个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社会规范，进行管理和教化，以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使这个社会的人类生活达到文明有序。轩辕黄帝战蚩尤，败炎帝，四方征战，一统中华大地，肇建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整理文字，制定法律、礼仪等典章制度，分派百官治理各地，发展生产，进行天文、历法、医药、音乐等各方面的学术研究，正是中国传统认识上文明历史时代的开端。 

现代学者们谈历史所使用的“文明”一词，其概念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大多是参照西方学者们的说法。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的产生受地理条件制约，有相当的地域性，它比国家的范围要大，比全世界要小。因此列举出二十一种地域文明，又举出六个古代文明产生的母体。现在学者们所言的希腊、巴比伦（或称作苏美尔）、埃及、玛雅、印度、中国古代文明，即接受和沿用他的观点。在文明的分期上，亦不一致。有按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发展过程分期的，如：畜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也有依社会制度分期的，如：原始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还有从人类生产工具的制造和发展作为分期标准的：将新石器时代前期，称之为古代文明，时间为公元前一万五千年至公元前的八千年。将新石器时代划作中世纪文明，时间为公元前八千年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将公元前三千五百年至公元一千七百五十年这一段历史，称作近代文明；而大多数西方学者，是将文明分作四个时期。即：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公元五百年称为“古代文明”，从公元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称为“中世纪文明”，从公元一千五百年到一千九百年称为“近代文明”，公元一千九百年以后为“当代文明”。

由此可见，对文明一词的涵义，中国古代同近代西方学者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原因就在于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史的总趋势上虽然一致，但具体到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域，由于地理、气候、物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等到许多复杂的原因所致，文明产生、发展、进步的形式、内容，就会有许多差别。文明产生的时间，也客观上会有早晚之分。文明的发展进程，也会呈现出相对快慢之别。再加上古今认识的不一致，中西方学者研究观点、研究方法，以及认识上的差别，目前尚难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文明界定标准。这种情况，在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探讨上，就客观地存在着一个表述、界定的困难。

本书在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探讨、表述之中，基本上是依中国的传统认识为依据，坚持以国家、法律、礼仪、教育制度的建立，文字的产生和普遍使用，作为主要标志。同时，对于中国古典哲学——《易》道的产生、发展、嬗变对历史、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亦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加以研究和论述。因为，这是中国文明发达之早，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重要历史原因，是中国历史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域历史的重要特点。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是要努力做到就中国的历史发展实际之中求其是，二是尽力避免生搬硬套某些本本，不与各种学术观点同是非。即使是名家大著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对的就参考，就引证。不对的，我们也要明白地指出，并说明我们的观点和理由。更要尽可能地避免泛泛而论，人云亦云，尽可能从中华文明的实际发生、发展史上，总结出有益于我们这个民族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和高于一切的研究总则。

曲辰老师:您好!我很佩服您孜孜以求、永不懈怠的治学精神，也同意您的观点。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祝福您健康�

谢谢您的问候！我不知道这里有我的帖子，我是要搜索一个问题才来了这里，迟复近一个月，很对不起您�

不说长短，就这样上网诅咒人的人，其舌头必烂！

22楼是曲辰，哈哈。

中国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 
 
 
时代： 新石器时代（ 距今6000年） 
地点： 湖南澧县车溪乡南岳村 
发掘单位：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 
入选时间： 1992年和1997年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境内，距澧县县城西北约10公里，东经110°40′，北纬29°42′。占地面积18.7公顷，1991年-2001年由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主持，先后11次对其考古发掘（其中1998-2001年与日本考古专家共同发掘），共揭露面积近7000余平方米，出土文物16000余件。 
 
 
 城头山遗址已有6000多年历史，它是长江流域城邑文化遗存保留得最系统、最具代表性的遗址，具备我国早期城址中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布局；也是目前所知延用时间最长、地层（文化）关系最清晰的城址。权威专家考证说，这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被誉为“中国第一古城”，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遗址区内有世界迄今所发现的历史最早（6300-6500年前）、保存最好的水稻田遗址。
 城头山和以城头山为代表的澧阳平原史前文化遗址群的大量系统的考古发现，不仅对史前聚落的发展、筑造城历史和技术、长江流域文明因素的形成、世界稻作农业的兴起和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大的价值，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长江文明的源流、城市文明的发端、农业文明的演化，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证明了长江流域古文化发展的高度与素称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流域相比毫不逊色，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城头山曾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2002年，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