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发生是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一九四一),而汪政权终于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一九四三)宣言叁战.明知日本最后的必将失败,而仍然作出此项一时令人难以索解的决定,汪政权是否真的想与日本"同生共死"?要说明汪政权所以叁战的原因.应该从日本与汪政权在一九四○牢十一月四日签订的"中日基本条约"说起.

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前所签立的遗嘱.谁都知道是由汪氏执笔起草的.在这短短数十字的遗嘱中.反覆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汪氏所手签的"中日基本条约"就是一个澈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汪氏自己又岂有不知之理?更安有不痛心疾首之理?该项"条约"自一九三九年底在上海与日本开始交涉起,至一九四○年冬签字为止,中间也经过了年馀的与日方交涉,而直接负折冲之责的周佛海,也已力竭声嘶.当一九四○年初,日方把草案在上海提交汪方,还没有开始讨论前,陶希圣高宗武因奉命叁加之便,持有原稿,即挟之赴港,全文并且在报纸公布,曾引起全世界舆论的一致指摘,连日方也为之手足无措,佛海当时告诉日方的首席代表影佐说:日本要求得世人的谅解,只有以事实来证明所宣布草案的内容为不确.佛海的激将法却并不曾生效,日方始终并不曾作多大让步,虽有若干点曾经略为改善,但综观全部的内容,依然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对于"中日基本条约",反对得最厉害的是陈公博.公博本反对汪氏组"府",更反对这一个条约的内容.当汪政权与日本交涉时,汪氏本欲叫公博叁加,而公博坚持不肯,他说:"草案的交涉,最多只是文字上的修改,实质上日本是不会让步的,我叁加了不会有好处,反而使我以后不能再表示反对.

."迨"条约"签订以后,一次,那时日本驻在南京的大使阿部信行(也就是代表日本签字的特使),问公博这个"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公博答覆得很妙、很干脆,他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两国的根本大计.照这个条约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而基本条约的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不了好影响,也再不会发生恶影响."

阿部又问公博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一般印象已经坏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本不谅解中的一个证明而已."(谈话系引陈公博于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在苏州高等法院的当庭答辩辞.)

其他汪政权的重要人物对"条约"的观感,大致也与公博相同,他们也无日不在处心积虑地希望废止.因为叁战以后,势必另订一个同盟条约,所以叁战就是为了废止"基本条约"的一个手段.果然汪政权于叁战之后,于三十二年底与日换订了个"同盟条约",内容虽仍然不会达到理想的境域,但终于取消了"基本条约"时代的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了所谓东北驻兵与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归还中国,所剩下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

因叁战而废除了"基本条约",确然对汪政权有利,但叁战以后,也给汪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当时的日本人时常以半真半假的态度,向汪政权中人说:"重庆是武装抗日;而你们则是和平抗日."日人当时似乎有个感觉,有了一个汪政权,非但不足为助,而且给予以更多的掣肘.关于汪政权叁战以后,与日方的斗争,这里举出两件较大的例子:
一、日本在中国广大的战场上,拖住了日军三四百万人,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本尤感到兵力不敷分配,曰经屡次逼迫汪政权,欲以朝鲜人台湾人视中国人,抽壮丁以为日本作战.关于日人希望把"和平军"的抽调.汪氏以确保地方治安为辞,予以拒绝;要徵集壮丁,训练叁战,汪氏又以去就力争,不予置理.这几乎成为当时沦陷区尽人皆知的事实.汪政权名义上是叁战,事实上始终未派过一兵一卒,实际去叁加战争.这是所谓同盟国间的一个奇谈,也是一个奇迹!
二、日本的目的是以战养战,以中国资源的丰富,日本原欲竭泽而渔,而汪政权则以阻挠迟延为手段.于是日人索性对米粮、面粉、纱布等成立统制会,由日人把持,以削减汪政府的权力.上海日军管理物资运送的一个小小"第七出张所",其权力且高过于汪政权的"实业部".日人主要的物资对象是三项:甲、米粮.日本因为不能予取予求,于是自己划定了"军米区",向农民直接强迫收买.而汪政权则以必须先配给民间足够的粮食为抵抗,甚至枪毙了舞弊的江苏与南京粮食管理局长后大椿与胡政.乙、纱布.汪政权坚持先从日本厂商开始,对华商方面的收购,买价不以"中储券"而以现金条交付.全部金条,均由日机载运而来.且直至胜利,纱布堆存在上海仓库,未曾被日方运走一匹.丙、徵集废铜废铁.汪政权暗示各地军警,不予合作,除若干大厦中之暖汽管外,民间家宅的铁门铁窗,全未拆除.当时处身于沦陷区的人,可以证明我的说法,我决无意于为一个失败了的政权,于事后再为无聊的文饰.在如此情形之下,试问汪政权是否成为一个和平抗日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