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本文通过对寇准这一成功的政治文人综合体及其诗词创作的分析,证明寇准应具有比传统认识更高的文学地位。寇准是宋初政治文人、北宋政治文人群体中的重要人物,宋初“晚唐体”派别的盟主,宋初小令创作、开发、倡导群体的要员,“清官文学家”中的姣姣者。不论以个人还是团体流派成员的身份,寇准都有不容忽视的文学贡献与重要地位。 本文提出了“历史形象”这一尝试性新概念,用新的视角对寇准的政治事功、文学创作及综合性格进行了结合分析,不仅从新的角度充分确认了上述结论,还初步揭示出寇准文学贡献中尚未充分注意的意义和营养。
(二) 北宋初期甚至整个北宋文坛,出现了政治文人(高官文人)的群星现象,这些人士辅佐君王治国安邦,功绩卓著,又积极参与文学创作活动,集事功和文学成就于一体,这在北宋尤其特出,寇准则是其中一突出代表。这些政治文人曾位高权重,多有重大事功影响,个性与生活情趣颇具特色,在文学创作上,形成团体或流派(其文学交流常超越他们的政治派别)。这些流派或团体,或在当时就或紧密或松散地成形,或其流派性质为后来的研究所揭示。这些流派也有交叉,例如寇准与“西昆体”杨亿多有交往,同时又是“晚唐体”盟主,还是王维、韦应物的承继人,也是宋小令积极开发的示范者。他们亲身参与创作实践,加上地位与影响力,倡导、示范、推动既有文学样式的发展(诗的唐风转宋调)和文学新样式的勃兴(如宋词;本文不涉及宋代广义散文),扩大了文学的范围、内容、手法等。 两宋的重文体制、特殊的民族关系与市民社会萌芽的转型进程促进了文学发展,但也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政治文人的更大文学贡献,使他们不得不转而去发展更显赫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功,这容易使人忽视他们实际作出的文学贡献。
(三) 寇准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创作-历史事功-人品-特色个性与情趣”综合体,是“政治文人”、“清官文人”这一类型中的代表人物,是有成效、有影响的诗人和流派代表人物,并有很大的经邦济国贡献。寇准的文学贡献是综合的,贡献着继续发展的生长点,要求着再认识与再开掘。这一综合体具有人格魅力,在传统社会的局限中达到了某种全面发展,其结构化效应,因社会历史和文学的规律而发展演进,由之后的其它文艺不断塑造,成为了我所称的“历史形象”。 由于寇准文学贡献及历史形象中的固有价值与现实的契合性及其发扬,使他的文学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源于其文学贡献中伦理、认识、审美性的结合,“道-艺”、“生活-人格-真善美追求”的结合,这种系统性结构化要素具有普世与恒久的价值。 历史形象不等同于创作者及其创作本身,但又密不可分,同样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应该重视和关注历史形象并揭示其中的文学发展意义。史实的和历史形象的“两个寇准”,创作实践中与历史形象中的“双重贡献”,需要结合起来研究。与文艺作品中的角色形象不同,历史形象极紧密地关联于原型文人及其创作文本。历史形象与文艺交互推动,既提供文艺发展动力,又被文艺发展进一步塑造与充实,并有助于揭示出既有研究中尚未充分注意的深刻意义。 这种历史形象能够内生性地、长期地从多方面提供文学发展的营养或要素,具有持久的现实意义。历史形象的恒久价值是在人民性和审美性相结合的文学成就基础上,融入人格魅力、伦理、事功等积极要素,而演化出来。这种发生、生成过程并非无条件的,本文意图引起对此动力机制的关注和思考。这一新探索尚不厚实与成熟,希望得到批评指导。
(一) 本文通过对寇准这一成功的政治文人综合体及其诗词创作的分析,证明寇准应具有比传统认识更高的文学地位。寇准是宋初政治文人、北宋政治文人群体中的重要人物,宋初“晚唐体”派别的盟主,宋初小令创作、开发、倡导群体的要员,“清官文学家”中的姣姣者。不论以个人还是团体流派成员的身份,寇准都有不容忽视的文学贡献与重要地位。 本文提出了“历史形象”这一尝试性新概念,用新的视角对寇准的政治事功、文学创作及综合性格进行了结合分析,不仅从新的角度充分确认了上述结论,还初步揭示出寇准文学贡献中尚未充分注意的意义和营养。
(二) 北宋初期甚至整个北宋文坛,出现了政治文人(高官文人)的群星现象,这些人士辅佐君王治国安邦,功绩卓著,又积极参与文学创作活动,集事功和文学成就于一体,这在北宋尤其特出,寇准则是其中一突出代表。这些政治文人曾位高权重,多有重大事功影响,个性与生活情趣颇具特色,在文学创作上,形成团体或流派(其文学交流常超越他们的政治派别)。这些流派或团体,或在当时就或紧密或松散地成形,或其流派性质为后来的研究所揭示。这些流派也有交叉,例如寇准与“西昆体”杨亿多有交往,同时又是“晚唐体”盟主,还是王维、韦应物的承继人,也是宋小令积极开发的示范者。他们亲身参与创作实践,加上地位与影响力,倡导、示范、推动既有文学样式的发展(诗的唐风转宋调)和文学新样式的勃兴(如宋词;本文不涉及宋代广义散文),扩大了文学的范围、内容、手法等。 两宋的重文体制、特殊的民族关系与市民社会萌芽的转型进程促进了文学发展,但也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政治文人的更大文学贡献,使他们不得不转而去发展更显赫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功,这容易使人忽视他们实际作出的文学贡献。
(三) 寇准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创作-历史事功-人品-特色个性与情趣”综合体,是“政治文人”、“清官文人”这一类型中的代表人物,是有成效、有影响的诗人和流派代表人物,并有很大的经邦济国贡献。寇准的文学贡献是综合的,贡献着继续发展的生长点,要求着再认识与再开掘。这一综合体具有人格魅力,在传统社会的局限中达到了某种全面发展,其结构化效应,因社会历史和文学的规律而发展演进,由之后的其它文艺不断塑造,成为了我所称的“历史形象”。 由于寇准文学贡献及历史形象中的固有价值与现实的契合性及其发扬,使他的文学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源于其文学贡献中伦理、认识、审美性的结合,“道-艺”、“生活-人格-真善美追求”的结合,这种系统性结构化要素具有普世与恒久的价值。 历史形象不等同于创作者及其创作本身,但又密不可分,同样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应该重视和关注历史形象并揭示其中的文学发展意义。史实的和历史形象的“两个寇准”,创作实践中与历史形象中的“双重贡献”,需要结合起来研究。与文艺作品中的角色形象不同,历史形象极紧密地关联于原型文人及其创作文本。历史形象与文艺交互推动,既提供文艺发展动力,又被文艺发展进一步塑造与充实,并有助于揭示出既有研究中尚未充分注意的深刻意义。 这种历史形象能够内生性地、长期地从多方面提供文学发展的营养或要素,具有持久的现实意义。历史形象的恒久价值是在人民性和审美性相结合的文学成就基础上,融入人格魅力、伦理、事功等积极要素,而演化出来。这种发生、生成过程并非无条件的,本文意图引起对此动力机制的关注和思考。这一新探索尚不厚实与成熟,希望得到批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