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加州。今天早上，一个纽约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在《纽约时报》上登了一个征集临终遗言的广告，然后她小心地问我是否有这样的需要，如有，她可以代劳记录和邮寄。我不知道你是谁，可你这样做真是够残忍啊！因为你活生生地把一个人不愿意面对的死神提前拉到了面前。你知道吗？不论一个人病得多重，离死亡已有多近，他也不愿真的相信自己会走，因为我们只熟悉活着时的一切，能看见的生活，而死亡毕竟是件多么陌生的事！但我又必须承认，把最后的话留下来对我又是一种多么致命的需要！我现在已经不能写，趁现在还能勉强发声，就把留下的话在电话里口述给了我在纽约的朋友L，请她誊写，然后代为转寄给你吧。

我一生在台湾教过很多学生，他们当中很多都来了美国，我得病后他们能来的都来看过我了，他们的确都让我感动，提醒我，在我不太长的生命里有过他们的身影和关爱。不过，所有这些人都属于一个正式的社会的和朋友关系的层面，由于面子和种种其他原因，我一生中最私密的事，是不可能告诉他们的。只有纽约的朋友L我才可以放心地托付。我与她虽然只是在加州的那所女校里偶然相遇，并且她还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大陆人，按理我们之间该有很多政治和文化的偏见和隔阂才对，即使不是仇恨，可是她却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让我知道，她是一个能够让我把生活里最隐秘的事放心分享的人。人真是太奇怪了！刚来美国时我只是泛泛地相信上帝，后来生活走入绝境时开始相信西藏密宗。而遇到这个大陆来的L，应该是上帝和佛祖的共同安排才对，让我能将自己一生里除了作为公众人物之外发生的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有一个寄托之处。除了她，我真想不出还有第二个更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看来，一些貌似偶然的事，其实早已埋伏了日后的必然。下面的口述，我的朋友L无比耐心地用了三个晚上在电话里陪着我完成了这个最后的心愿。完成之后，我的病情加重，她飞来加州看我，并答应陪我走完最后一小段不长的路。

我出生在台湾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在一家报馆做编辑，母亲结婚后就做了家庭主妇，五年内他们生了我和弟弟。我很小时就对音乐有一种反常的痴迷和感觉，似乎那里才是更值得进去探索的世界，充满了不可言说的秘密。父亲送我去学钢琴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就是钢琴。我不需要任何人督促我练琴，我与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与别的孩子不同，我坐上琴凳就不想再下来，直到我父母硬把我抱下来。我5岁时得了全台湾幼儿钢琴大赛的冠军，后来在所有幼儿和青少年组的钢琴大赛中都名列前茅，不是冠军就是亚军。每次得奖后，我都看到父母的极度喜悦，似乎他们卑微的社会地位瞬间得到了提升。我看到他们在接待亲朋好友来祝贺的时候，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骄傲。他们总是对小弟说，你要向姐姐学，为我们这个家争光。中学还没毕业，我就考上了法国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拿到了部分奖学金。为了完成整个学业，我父母决定全家移居法国，靠打工帮我读完大学。他们卖掉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似乎不考虑是否再回来了。看着父亲忙着这一切时脸上的决绝表情，我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夜里我独自暗想，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可是在父母和弟弟面前，我永远是一个懂事、听话和看似乐观的女儿和姐姐。后来我的一生都习惯了扮演这个不能改变的角色。

我们到了法国后租了一个便宜的地方住下，父母马上开始在附近的中餐馆和洗衣房找工做。我每天去上学，进出典雅的贵族式校园环境，坐在精致华美的教室里听课、练琴，而我的父母却在外面做辛苦低微的体力工，强烈的反差让我心理上感到难以承受的压力，我只有拼命地学习，忘我地练琴，不敢有半点松懈和欢乐。我的父亲一见到我总会严肃地告诫我要努力再努力。看着由于劳累使他们日渐苍老的容貌和过早冒出的白发，我总有想哭的冲动。如果是在台湾，他们并不需要这样辛苦。压力太大时，我开始了抽烟。在法国，十几岁的女孩子抽烟很寻常，但由于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很严，这事我自然瞒了他们。

我在法国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当年举办的国际肖邦钢琴大赛，这是世界上钢琴界最重要的大赛，父亲眼睛里那种只能赢不能输的令人发抖的无声期盼，使我紧张得只能靠拼命抽烟来镇定自己。不过，我在真正比赛时，一切都是另一番情景了。我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父母的存在；我感到我就是那个漂离自己祖国的波兰人，他内心的悲苦和怅惘之情让我产生了极为真实和强烈的共鸣，那些熟悉的旋律好像就是为我量身而写的。参赛前的紧张一扫而空，是肖邦的灵魂拯救了我。我获奖后，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父亲脸上突然出现的奇怪而扭曲的表情，像哭又像笑，最后发出的声音竟然是一种近似哭嚎的声音，吓得我全身冒出了冷汗。过了一会儿爸爸才掉下了眼泪，正常地呜呜哭起来。妈妈则用她那双已经变得粗糙泛红的双手不停地擦眼泪，什么话也没说，或是说不出来吧。

只有我在法国刚开始读中学的弟弟自然地表达了他的感情。他高兴而兴奋地和我紧紧拥抱，说：“姐姐，你太棒了，我爱你！”在向我祝贺的所有人里，当然有莱昂。莱昂与我同校，是学大提琴的，高我两个年级，大我三岁。他温文尔雅、帅气、有礼，尤其是他的微笑极具感染力。我们是在校园里的一个共同喜爱的角落认识的，我们不约而同地经常在那里出现。刚来学校不久，由于压力太大，我特别喜欢去那个安静又美丽的角落寻找片刻的平静，而他去那里竟然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莱昂的幽默和热情让我紧张的心情得到很大的放松。莱昂的父亲是巴黎郊区种植葡萄的农民，很支持儿子对学习音乐的选择，因此他很少有学习的压力，只有对爱好的甘愿付出，这让我非常羡慕。我们开始交往后，经常一起沿塞纳河骑自行车去郊游，有时也去他家。有一次我带小弟一起去他家玩，他的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大家都很开心。莱昂的父母是很浪漫和热情的人，他们当着我们的面跳舞和亲吻，让人感到特别放松。他们还为我们做了拿手的烤鹅，味道好得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看得出，小弟很喜欢莱昂。他听从了我的叮嘱，没有把我和莱昂交往的事情告诉爸妈。我们都知道，爸妈为了让我在巴黎读书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他们一定不会同意我在读书期间因为交男朋友而浪费宝贵的学习时间。

终于，我以优异的成绩从法国国立高等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了。为了报答爸妈的辛苦付出，我自然开始拼命地找工作。可是，一个中国人在法国找工作是很不易的，我忙了半年却没有什么结果。最后我不得不决定回台湾的大学去任教，因为已经收到了好几所学校的邀请，这样我至少可以马上工作挣到钱，待遇也不错。而爸妈为了弟弟的学业，决定继续留在法国。在我离开法国之前的那个生日，莱昂忽然带着一大把玫瑰来到我家，当着我爸妈的面向我求婚。我也第一次告诉了爸妈，我和莱昂已经认识了很久，互相很了解了。莱昂当即表示，他会一生爱我，并为此愿意和我一起去台湾生活。他说他可以在那边教法文和大提琴，只要能和我在一起。他还说他的父母已经同意了他的选择，因为他父亲当初就是为了和他母亲相爱而从比利时的城市来到法国乡村的。我父母当时感到非常意外，半天没有说什么，然后就是尴尬的沉默。莱昂难过地离去之后，爸妈才对我说，他们是不可能同意我和这个法国小伙子结婚的。爸爸很严肃地对我说，法国人虽然很浪漫，会送花和说甜言蜜语，但这些都太不实际，不是过日子必须有的。他们还说一看莱昂就不是会过日子的人。我从小一直是父母的孝顺女儿，又是老大，从未顶撞过父母一次，所以我能有的唯一表示就是沉默。爸爸接着又说，我现在是台湾的著名钢琴家了，这都是他和妈妈为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成为可能的，所以我的婚姻必须由他们为我考虑和决定。

回到台湾后我很快就开始了工作。多所一流大学的音乐系聘我去任教、当系主任，待遇也都相当优渥。此外，我在业余时间也招收学生，收费自然也不低。那时，我与另外几个留洋回来的音乐人被称为台湾音乐界的三大才子。来找我教钢琴的人很多，多是家长陪着自己的孩子来的。这些孩子有的具有一定的音乐天赋，更多的却是父母的一厢情愿和为了自己早年失落的自我实现。而这些孩子是我最不喜欢教的，因为他们学起来总是心不在焉。那时的我和莱昂分手后，心情原本就不好，所以教起这些对音乐没有感悟的孩子来，忍不住就会大发无名火。有时，下课的时间还没到，我心情不好就径自提前走了。家长们从不敢当着我的面有意见，下次还是会恭敬地把孩子送来。他们都是慕我的名而来，大概都在说服自己接受艺术家的情绪化表现吧。后来，我喜怒无常的表现大概传到了我在巴黎的父母那里，因为他们的来信里提到了让我要严格自律，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把法国人的自由散漫之风带回祖国和工作中去。

回到台湾后，莱昂经常给我打电话安慰我，关心我在台湾的生活，可是他声音里的失望我完全可以感觉到。他也来台湾看过我一次，只一次。那一次，我几乎又想放弃一切与他回法国去，忘记生活里的一切。当莱昂了解到我是不可能违背父母的心意时，他眼里流露出的失望如同一把刀扎碎了我的心。我恨自己，可是结果还是必须向父母妥协。回台后我生日那天，莱昂从法国定制了一盒红玫瑰，用航空快递发送给我。其实，他完全可以在台湾订购，但他从来不那样做，似乎那是不一样的两件事。几年后，我们的联系随时间的流逝减少了，但是每年我过生日，无论我是在台湾的七年当中还是后来去了美国并结了婚，他都会无一例外地在我生日的当天或提前一天用航空速递给我一盒象征永恒爱情的红玫瑰。我们分手后的20 多年里，他竟从未遗忘过一次。

我回到台湾的第二年，大概是怕我和莱昂藕断丝连吧，我父亲迫不及待地托在台湾的熟人为我介绍了一个台湾的知名商人黄先生。说是介绍，我又怎么可能拒绝呢？黄先生一开始对我很感兴趣，锲而不舍地追求我，每天在我教书的校门外面等我一起去喝咖啡或去吃饭。我知道父母一生为了我不容易，希望我能嫁给一个有钱人，后半生就可以生活无忧了。而且他们也认为，依我在台湾的声望，完全有资格与有钱有地位的人攀亲。他们前半生为了培养我，吃了太多的苦，穷怕了，因此我不嫁有钱人是说不过去的。我知道，感情于我已经是奢侈的事了。想到此，想到今后的生活，想到莱昂，我开始拼命抽烟。和这个黄先生在一起，感情自然谈不上，但他至少还不让人讨厌。和莱昂分手后，我就不再奢望能有与他相同的恋爱经历了。既然父母竭力促成，我又没有什么拿得出去的理由反对，心如死灰的我也就无所谓了。为了对得起父母，我在认识黄先生三年后和他结婚了。

莱昂知道后祝福了我。我用蹩脚的法文写信给他：从今以后，我活着与没有活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我也不在乎了。你赶快找个好姑娘结婚吧，我们今生有缘无分，我身不由己，但我下辈子一定会去找你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再离开你！

我再也无法专心教书和上钢琴课；我变得易怒，无端地恐惧，甚至会为了小事而歇斯底里。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没有太多犹豫就去医院做了堕胎手术，事先没有告诉我先生。但他很快就知道了。他和他的家人一直想要儿子，因为他是独子。那一次他把我打得最重，似乎要打死我，我高声喊叫，并威胁说要报警他才住手。随后我离开了那个位于台北的大宅，住到了朋友家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工作，因为身体和精神的原因，我不敢告诉在法国的父母，怕他们伤心。但还是有人告诉他们了，也许是我先生或他的家人吧。总之，我父亲为此专门回了一趟台湾，我们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我告诉他我要离婚，他却说这事让我想都不要想，为人妻后要先学会忍耐，还说他也打过我母亲，但现在他们还不是很好地生活在一起吗？我听了他的话无比悲哀，一字一句地告诉他说，如果不让我离婚的话我很可能会自杀。爸爸的脸色立刻变了。他闭上了一会儿眼睛，睁开后终于勉强地点了一下头。我又告诉他，离婚后我很想去美国继续学习，修个钢琴硕士。父亲当时没说什么，是直到临回法国之前才同意的。他在台湾那些日子又忙了些什么我不太清楚。

我的先生开始根本不同意离婚，认为丢了他家的脸。可是由于我的坚持，他最后还是不得已同意了。我一拿到离婚书就飞去了加州。到了加州，我联系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女校，该校的音乐系非常好。由于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我便和一个定居加州多年，我在台湾的一个中学同学一起到各地去旅游。由于我回台湾后开过多次钢琴巡回演奏会，加上几年教授钢琴课的积蓄，除去寄给父母的钱，我还存下了一些，可以供自己读完硕士。我终于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感到特别开心。从那时拍的照片看，那是我的心情和气色都是最好的时期，有一张照片是在纳帕谷（Napa
Vally）的葡萄庄园品葡萄酒时照的，我做了个鬼脸，样子很是滑稽可笑。一天，父亲从法国打来电话说，他有一个定居旧金山多年的老朋友俞老伯要见我，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很快我和俞老伯联系好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吃午饭。和俞老伯同去的还有一个叫威廉的体态微胖的中年男人。俞老伯介绍说，威廉在美国出生，他的父母是他的朋友，也是台湾人，还说威廉是个律师，在旧金山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立刻猜到了这次饭局的目的，但是由于那个叫威廉的人普通话说得不好，甚至有点好笑，我对他既没有什么好感也没有太多反感，总之，对他没有任何感觉。

不久，威廉开始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我很犹豫，因为我并不喜欢他，也因为第一次婚姻的阴影还在，因此本能地不想这么快就再次进入另一个关系。我多次找借口婉拒了威廉的邀请。没想到，我的拒绝似乎刺激了他男性追逐猎物的欲望，他一次次地送花给我，并在我生日那天（大概是从我父亲那里知道的）给我举办了一个很大的派对。那次先是威廉自己打电话给我，紧接着是俞老伯，都让我一定要去，我实在不好推却，就和俞老伯一起去了。来宾都是威廉的同事和朋友，还有不少美国人。我刚一出现，他们所有人就向我欢呼、吹口哨，大喊生日快乐，似乎我和威廉已经是很熟的关系了。正当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威廉当着所有人向我走来，一只手很随意地放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手递给了我一束黄色的玫瑰。大家再次欢呼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已经掉进了一个套子，无法出来了。吃完了巨大的蛋糕，威廉请来的乐队和歌手开始表演节目，大家开始喝酒，交谈。俞老伯刚一提出要先回去时，我立刻也跟着他出来了。威廉先送俞老伯回家，然后送我回家。那时，我已经在那所女校附近租了一处公寓住下。威廉一路上问了我开学的时间和要学的课程，然后告诉我说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女校，在加州和全美的名声都不错。临告别时，他说我缺什么可以告诉他。我谢了他，说自己什么都不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