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人著作《淮南子》有关吴越事件的记载基本上袭取了先秦诸子的资料。《道应训》说：“越王勾践与吴战而不胜，困于会稽，忿心张胆，气如涌泉，选练甲卒，赴火若灭，然而请身为臣，妻为妾，亲执戈为吴兵先马走，果禽之（吴王夫差）于干遂。故老子曰‘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亲之，故霸中国。”
　　《论衡·定贤》云：“勾践欲雪会稽之耻，拊循其民，吊死问病而民喜。自有所欲为于它而伪诱属其民，诚心不加而民亦悦。”
　　由此，后人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对勾践的定论。从吴越之争最终的结果来看，他光复了越国，打败了夫差，灭了吴国，单就这一点而言，勾践无疑是最后的胜者。因此，勾践是历来公认的大英雄。至于荀子等把越王勾践抬高到齐桓、晋文之列，如就任贤而能专这一件事看来，还说得过去，但若论容人之量，则勾践远不如齐桓、晋文。对于范蠡所说勾践“不可与之共安乐”却很少提到。
　　在论吴、越关系和对夫差、勾践的评价上，先秦诸子的著作比《吴越春秋》等东汉人的著作重要些。特别可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都没有说勾践如何行“仁政”，如何发展生产，而只是说他在权谋上比夫差高明而已（茅论p289）。
　　说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就可以灭吴，这原是伍子胥谏夫差不听后的愤慨之言。越国君臣有没有定下这样的两个十年计划，史无明文。但勾践从返国到最后灭吴，确实化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公元前四九二年返国，公元前四七三年夫差自杀，吴亡）。只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具体内容如何，《左传》、《国语》、《战国策》及先秦诸子都没有谈到。据此可以推想：勾践自耕、夫人自织的传说，在东汉时代大概还在会稽民间流传。可是正像计倪所说，这不是发展生产的有效措施，这只是一种鼓励而已。
　　《国语·越语》上：勾践返国后，颁布了一套法令以奖励生育：“命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男子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将免（分娩）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者二壶酒一豚；生三人者，公与之母（乳母）；生二人，公与之饩。……”这些奖励生育（提倡早婚也包括在内）、积蓄人力的方法，自先秦以来，就被认为是“十年生聚”的注解；事实上，所谓“十年生聚”，其主要点亦不过如此而已。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教驯（训）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声，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
　　《韩非子·内储说上》：“越王问于大夫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之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越王虑（谋）伐吴，欲人之轻死也，出见怒鼃，乃为之武。从者：‘悉敬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故也。’明年之请以头献王者岁十余人。由此观之，誉之足以杀人矣。”“越王勾践见怒鼃而式之。”

试士入水火的故事也见于《吕氏春秋·用民》。关于试怒蛙，又见《尹文子·大道上》：“越王勾践谋报吴，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轼之。比及数年，民无长幼，临敌虽汤火不避。”此处试怒蛙一条亦引见《北堂书钞》，文字略有异同。
　　然而，当我读完剧本，进一步了解了勾践复国的始末和勾践为了复国的目的赴吴为奴、忍辱负重的行为之后，自然想到了学术界对勾践的另一种评价：勾践似乎是以一种臣服的假象迷惑了夫差，最终以阴谋取胜。这种“勾践阴谋论”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这样定位勾践这个人物显然是不合适的，也与全剧的宗旨以及历史的定论相违背。
　　因此我们推翻了这种对勾践狭隘的判定，确立了勾践的人物定位：先扬再抑、前起后伏的发展变化。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部分是监国太子到赴吴为奴。此时的勾践棱角鲜明、桀骜不驯。在吴国逼服、越朝内乱的各种尖锐矛盾面前勾践信心十足，态度强硬。第一次与吴国开战（槜李之战）侥幸取得的胜利，更强化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紧随而至的第二次战役（椒山之战）的失败迫使越国覆亡，勾践入吴为奴。人物由此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过程。初为奴隶时勾践精神不屈、坚定不阿。此后在与夫差的心力抗争之中，勾践逐渐领悟到这种争斗只是个人精神的角逐，于大局无补，对越国无益，于是选择了臣服。自此勾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他逐渐懂得了因势利导，随事态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做法。他开始顺应时务的发展，等待时机逐渐成熟，逐步创造复国的机会。起初，勾践复国的机会在旁人来看完全是微乎其微的，可他却将这些机会一点点积攒，隐忍三年，释放归越，而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强越为复国创造时机，最终大败吴国，取得了灭吴的终极目的。勾践是在磨练中成就了大智慧，因此勾践身上具备取得最终胜利的性格。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勾践也是有局限性的。灭吴成功使勾践成为最后的大英雄，史料所记的在勾践实现夙愿之后众臣的离散正表明了勾践失败的一面。大智者范蠡深知越王勾践长颈鸟喙之为人，在其成功灭吴之后，范蠡审时度势，激流勇退，弃官从商，避开了政治漩涡。在离去前他告诫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以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共安乐”。体现了他对勾践的人格局限清醒的认识。但是像文仲、石买、苦成等曾与勾践生死与共、为越国立下汉马功劳的大臣，最后都难逃噩运，均被勾践赐死，甚至勾践夫人雅鱼也离勾践而去。
　　我们设想，某天，勾践在灭吴大胜而归，回到越王大殿之后，兴奋之中无意脱口喊出苦成的名字时，空灵的回声才使他意识到身边已不再有曾经伴随他一生的下属了。空荡荡的大殿提醒他，文仲已在昨天被他赐死。他环顾四周，阔大空荡的越王大殿内凝固了勾践孤单的身影。这是想象中的勾践最后的结局。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此为本剧的结局，因为这不应该是英雄剧的结局。
　　“正是为了对勾践这个人物有更深层的表述，勾践的复国与最后的称霸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是转眼一瞬，之后春秋五霸的局面很快就消失遗尽，战国时期很快就到来了（茅论p275）。”

2、夫差：一事失误毁一世英名
　　历史上对夫差的评价有多种观点。先秦诸子大都是将他作为勾践的对立面而结论的，有的把伍子胥不被夫差信任作为吴国灭亡的原因。
　　荀子把夫差贬为暗君，即昏君。《臣道篇》之《君子篇》说：“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宥坐篇》却以孔子阨于陈蔡之间答子路问，据子胥被杀来说明“知者”未必见用，“谏者”未必见用，而归结于“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韩非子也评价：“夫差智太宰噽而愚子胥，故灭于越。”可见基本上对夫差都是否定的态度。
　　吴国与越国的情况不同在于吴国内部的混乱，伍子胥与伯噽的矛盾一直伴随夫差为王的时期。夫差属于一事失误毁一世英名的小英雄，虽然他在很多事上体现出他的仁义之心和英雄气概。当然，俗话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夫差最终被勾践所灭，他的一世英名即因此而最终被抹杀，不能以大英雄而入史册。茅盾在分析吴越之争的历史人物时说：“荀子书中常常提到夫差、子胥，他对子胥的评价，只是‘下忠’，而他数夫差之罪也不过不用子胥而已。但是，责夫差不听子胥的忠谏，而以一‘暗’字作结论，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
　　就吴越相争而言，夫差不听伍子胥“先灭越国而后北上争霸”之言，也许可以说是失算，但这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灭越绝后顾之忧，与存越示诸候（小国）以信义，两者得失，固未易一言而定。夫差如要争霸中原则灭越，虽能绝后顾之忧，但将使鲁、卫、宋等小国疑惧，对于他孤立齐国的外交政策是不利的。
　　《左传》：“吴打算与鲁、卫、宋三个小国结盟以孤立齐国，鲁、卫、宋惧吴之强，不敢不来会，但三国都怕承担义务，也不敢得罪齐国，所以都设法推托，不与吴盟，但他们三国反倒借此机会私下订结了互助对吴的盟约。当时吴国大概不知道三国私盟之事，但对于鲁、卫、宋等小国的观望态度应是早已了然的，所以伯嚭的存越以示信义而使小国安心的政策，不但不是完全没有理由而且在当时看来是相当明智的。这个插曲，也足以说明吴国当时的处境利于存越而取信于小国，然后能北向争霸。
　　先秦诸子也有看透了此点的，如《墨子·非攻中》、《韩非子·喻老》以及《战国策·韩策》之《或谓韩王》章的“攻心、攻形”的说法，都不把伯嚭见用、伍员见疑作为吴夫差覆亡的决定因素。
　　关键问题在于夫差如要争霸中原就应当从发展经济（吴国的经济在那时比齐、鲁、晋等国落后）充实国力入手，而不应该从事于军事冒险。否则，虽先灭越，吴国最后仍然会失败——不亡于越，将亡于楚，正如后来越虽并吞吴国，仍然为楚所灭一样。这一点，无论伍子胥或伯嚭，都没有看到；范蠡、文种却是看到了，故有灭吴七策（或九策）如《史记》及《吴越春秋》所记。
　　恒宽《盐铁论·非鞅第七》：“伍员相阖闾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杀之。大夫种辅翼越王，为之深谋，卒擒强吴，据有东夷，终赐属镂而死。”这里已把越勾践、吴夫差放在同一水平上。也就是说，夫差和勾践同样是胜而骄、骄而背恩德的人。
　　茅盾先生还指出：“就先秦诸子的议论看来，好像夫差是个愚而自用的人（但先秦诸子只攻击他任用伯噽这一点，并没举出其他具体的暴戾昏庸的事实）；但是，也有历史事实可以证明他不是愚而自用的人：
　　一：槜李战败，阖闾因伤而死，夫差新立，颇亦发愤图强，使人立寝门，在夫差出入时必呼曰：夫差，尔忘杀父之仇乎？以自警惕。这个方法，勾践自吴返国后也曾效法过。
　　二：黄池之会，吴与晋争为盟主，相持不下，而夫差得谍报，勾践引兵袭吴都，太子友战败被俘。夫差立即杀谍报者七人，封锁了这个于己不利的消息。
　　《左传》记夫差杀谍报七人，而无夫差整饬军容、对晋加压力这番措施。这样的应变之才，似非昏庸者所能。
　　《晏子春秋》所描写的吴夫差也不是昏庸之流，亦未见残暴。
　　《左传》哀公二十年记载，夫差当时的处境与心情描写得十分生动；从这时的夫差的言行看来，他不是个昏庸的人。
　　夫差被围一年后，请与越议和，勾践不许。《左传》、《国语》都记此事。

《史记》无夫差请和事，只说“越败吴，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主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次！’遂自刭死。”
　　《晏子春秋·外篇》中载，夫差对晏婴的顾盼招徕之意，说明夫差时时打算把有本领的人收罗在自己身边。再从夫差在黄池之会的从容应付、度过危机的事实来看，夫差还不失为精明能干的人，因而他之任用伯噽，和其他昏庸之主的偏信佞臣，不可一概而论。伯噽也不是易牙、竖貂一类，虽然他贪污大概是真的。
　　因此在本剧中，我不愿把夫差塑造成一个昏庸暴君，虽然他最终是一个失败者，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应是一个胜者、一个强者、一个知情重义的君王。
　　越国以弱胜强，这是《卧薪尝胆》故事的一个主要线索，是故事的核心所在。强就是指夫差控制下的吴国，若无强吴又如何体现得出勾践复国的艰辛呢。另外，夫差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物。初登场时他还不是太子，有着特别狂傲的气质。但为王以后，他成了一个讲礼仪、重道义的王者，凡事按照纲礼去做。在对待越国以及对待勾践的问题上，不灭越国不杀勾践是有其个人原因的。首先，正是夫差的知情重义制约了他的行为而被勾践臣服的假象所蒙蔽，最终养虎为患；其次，勾践心理上的一再抗衡得到了夫差的赏识，加之夫差过度的自信，使他得意于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在这种反复折磨直到对手最后心服口服的过程中寻找乐趣。在夫差看来，杀一个人容易，但杀一个人的心则不易，他一定要让勾践真正的臣服。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夫差这一决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而非纯粹的义气。
　　夫差又有很大的野心，欲与当时较强盛的晋齐等国争霸中原。在这个问题上，夫差也是要利用外交政治来争取鲁国等小国的支持。当时晋国与齐国国力强大，经常欺负周边的小国。鲁国与齐国有矛盾，于是就来求吴国帮助他们攻打齐国。还有几个小国也都因此希望得到吴国的帮助。吴国就利用这些矛盾，找机会来攻击齐国和晋国。因此为得到这些小国的信任就不能够灭越，这是吴国的外交战略。
　　夫差的一事失误就是指没有足够注意勾践，让越国在其身后悄悄地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吴国的劲敌。直到与齐晋会盟黄池、称霸大功即将告成、突然吴遭越袭、太子友守城被杀之时，夫差方觉被釜底抽薪。在这件事上伍子胥是始终如一的坚持己见，一再要求夫差杀勾践灭越国，铲除后顾之忧而后再争霸中原。但是夫差始终没有听他的谏言，并将其赐死。伍子胥见自己气数已近，在自杀前嘱托将自己的头颅挂在城门上，要让他的眼睛看着越国攻占吴国的情景。很多年以后，事实果真被子胥冥言说中：越国攻占了吴国都城，夫差被俘押往囚地时自同一座城门经过，并于其下自尽。
　　在另一件事情上史书也记载了夫差与伍子胥之间的分歧。《吕氏春秋·长攻》云：越国大饥，王（勾践）恐，召范蠡而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饥，此越之福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王年少，智寡才经，好须臾之名，不思后患。王若重币卑辞，以请籴于吴，则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吴，而王何患焉。”
　　伍子胥（向吴王夫差）进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接土邻境，道易人通，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今将输之粟，与之食，是长吾雠而养吾仇也。财匮而民怨，悔无及也。不若勿与面攻之，固其数术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吴王曰：“不然。吾闻之：义兵不攻服，仁者食饥饿。今服而攻之，非义兵也；饥而不食，非仁体也。不仁不义，虽得十越，吾不为也。’遂与之食。不出三年而吴亦饥，使人请食于越，越王弗与，乃攻之，夫差为禽。”
==============================================================阐述上篇完，空了来继续贴。

薇蓝wlan: 春秋精神，令我想起卧薪发布会上，明叔说，这个剧吸引我的不是故事，不是人物，而是一种精神。而侯导所说的“本剧中都应该是这样坚持自我信念的人物”，也让我想起杀死自己亲外甥的扶同、勾践上大料期间饿死的越臣们、勾践故意不归国时自尽摔死的越臣、甚至刺杀勾践的诸稽郢
薇蓝wlan: 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一种执著、纯粹。有自己的信念。
那个贴标题错了个字囧= = 删除了，你的留言我移动过来了哈。 @薇蓝wlan

窝路过

我也路过，捧个翼姐的场。内容好深沉厚重。。。

西汉儒者如扬雄，《法言·重黎》第十：“或问子胥、种、蠡孰贤？曰：胥也，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籍馆，（鞭尸事不见于《左传》、《国语》、首见于《史记》，但扬雄亦既言之，可见此说流传颇广，《吕氏春秋·首时》篇谓鞭荆王之坟三百，《史记·楚世家》及《季布传》均云鞭墓，独《伍子胥列传》与《吴世家》谓鞭尸，史公亦常自相矛盾如此。）皆不由德；谋越谏齐不式（用），不能去，卒眼之。种、蠡不强谏而山栖，俾其君诎社稷之灵而童仆，又终弊吴，贤皆不足邵（美）也。至蠡策种而遁，肥（善）矣哉！”
　　司马迁为伍子胥立专传，可是《伍子胥列传》也只叙述伍子胥怎样替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谋杀王僚、夺取王位，以及报私仇伐楚（然而最后还是败走）等等，——这是伍子胥被阖闾信任时期所坐下的“大事”。后来，就是屡谏夫差不听，终于被赐死的悲剧下场。其中看不到伍子胥怎样的富国强兵的谋略。司马迁评价伍子胥的话也相当有分寸，它慨叹“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只赞许伍子胥能“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可见司马迁眼中的伍子胥并不是可与管仲并列的有本领的人。
　　把伍子胥描写成一个生有远见、死有余威的英雄人物，始于《吴越春秋》。同属越人而且时代相近的王充就曾表示怀疑；《论衡·书虚篇》载“传书曰：‘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于江，实也。
　　越人谢承却说得更妙：“吴郡王闳渡钱塘江，遭风，船欲覆，闳拔剑砛水骂伍子胥，水息得济。”谢承《后汉书》，王充驳斥了那些传说之无稽，同时讥讽伍子胥只是一味愤愤作涛，不辨敌我，贻祸平民；伍子胥死而有知，其憎恨的对象应当是吴王夫差，而不是越国的人民，为甚么要兴风作浪，使越国人民世世代代受害呢？
　　《左传》、《国语》、《史记》乃至先秦诸子都没有记载伍子胥曾经从当时的列国形势、吴国本身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等等出发，分析吴国不可北向与齐、晋争霸，而自视眼光短浅地说勾践有复仇之志，不先灭越，吴必覆亡，这当然不能对抗伯嚭的“存越以收诸侯之心”的主张，当然不能说服吴夫差。存越与灭越各有利弊，而在当时吴夫差的争霸中原（矛头先对着齐国）的方针指导之下，存越以争取一些小国的归附，实为得计；假定吴先灭越（在当时吴的兵力是可以一举灭越的），而后北向争霸，从当时吴国的实力（经济的与军事的）以及战线之长、后勤工作十分困难等等条件看来，最后还是要失败；那时收渔翁之利者虽不是世仇的越，但将是世仇的楚国。越勾践灭吴以后，称为当时四强之一。但当越国最强盛时已不得不把旧属吴国的江淮之地让给楚国，其后不数世，还不是连越国本部也被楚国并吞了。
　　先秦诸子虽然以伍子胥比管仲，但伍子胥何能望管仲于万一？伍子胥只是一心要借吴国的兵力自己报私仇，不惜因此残害吴、楚两国的人民！攻楚虽胜，伍子胥的私仇是报了，可是吴国亦受很大损失，以致攻城虽克却不能据而有之。
I

在当时的吴国统治集团看来，攻打楚国直至于郢，只是为伍子胥报私仇而已，吴阖闾并没有得到实惠。伍子胥对于攻楚是力竭主张的，但在胜楚报私仇之后，他好像什么都不感兴趣了；他既没有为吴国的长治久安制定什么百年大计，也没有为吴国的争取与国、扩大影响，出过什么主意。这样的一个伍子胥在夫差看来，岂不是只忠于他自己而不忠于我夫差么？所以，夫差之疏子胥而亲伯嚭，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伯嚭给夫差出了许多主意，都是迎合了夫差的北向争霸的野心的。这些主意，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不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但因大前提（争霸中原）错了，所以这些主意也都变成“失算”了；可是，在政治上与伯嚭完全对立的伍子胥也没有指出大前提（北向争霸）的错误，更没有向夫差建议：如果欲北向争霸中原，必须首先创造一些什么条件，而欲创造这些条件，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虽然忠诚，但见识短浅，非社稷之臣。”从这一点上来看，伍子胥是一个牢记个人私仇的目光短浅之人。从伍子胥的前史来看，他因为杀父之仇能够把楚平王从坟墓里挖出，鞭尸三百，这确实是非常狠毒的举动，这在历史上是流传千古、震撼人心的著名故事。
　　伍子胥在吴国独揽大权，前后二十年（从阖闾即位到夫差战败越国，勾践入臣），可就是没有做出管仲在齐国所做的百分之一的贡献。这样一个伍子胥，似乎不能使吴夫差十分看重，又安能言听计从呢？
　　伍子胥认定越国是吴之后患，无论夫差怎么想，他一定要先把勾践除掉。他认为灭掉越国才是吴国的出路，才能实现吴国称霸中原的最终愿望。但他前后如一、个人化的灭越之请始终没有得到夫差的支持，直到被赐死，他仍在坚持己见，最终为信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伍子胥是“从道不从君”的典型代表，他所认定的信念若与其君王观点不一致，他可以弃君而从己道。这与春秋之前对天子的神话膜拜和其后封建社会常见的臣子愚忠是大不相同的。“从道不从君”者是烈性而执著的，重生命意义的。他们认为人要坚持真理、死得其所，在信念和理想面前死不足惜。他们的生命随时可以为自我认定的真理而奉献，而不是一味地忠顺。
　　这种珍惜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更看重人生信念、珍重真理的英雄气质正是我极力推崇的春秋精神，是那个时代的共性，全剧中几乎每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这种精神，比如大义灭亲并以死明志的越国忠臣扶同。I

扶同，史书记载是辅佐勾践的越臣。《韩非子·说疑》与《史记》皆作“逢同”，而《吴越春秋》作“扶同”。但《左传》绝少记载逢同的事迹，《国语》亦然。
　　《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第七》：“越王勾践五年五月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汤系于夏合，伊尹不离其侧，文王囚于石室，太公不弃其国；兴衰在天，存亡系于人。” 这是把扶同看的极高的。
　　据以上所引，似乎扶同（逢同）在越国地位很高，越王召集群臣商量大计，总是他第一个发言。《伐吴外传》又载勾践灭吴后，范蠡扁舟入五湖，自是计倪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皋如之徒，日益疏远，不亲于朝。扶同的事迹，交待直到最后。然而统观前后，《吴越春秋》记载扶同（逢同）只有三次答问，别无其他事迹，大概是赵晔从《韩非子》和《史记》那段话得了“启发”，凭空捏造，给他一个很高的地位。当时越国大概有这么一个老臣，但作用不大，韩非子的话可能有夸张。
　　又据《越绝书·请籴内传》：勾践灭吴，夫差自杀后，勾践杀太宰噽、逢同与其妻子。这是吴国也有个逢同。《请籴内传》又载：这个逢同曾经帮同太宰噽谮杀伍子胥。而《越绝书》在另一处（《德序外传》）说：吴王将杀子胥，使冯同征（侦）之云云，疑此一冯同即伯噽的朋友逢同，可是前者说逢同为伯噽定计谮子胥，后者又说吴王将杀子胥而使冯同侦之，前后矛盾。这也是作伪者常有的漏洞。
无论史料如何，本剧中的扶同也是一个典型的“从道不从君”的人物。他所坚守的“道”就是不畏列强、不甘欺辱地抵抗吴国，要用强力来维护越国的名誉与生存，不能卑躬屈膝的臣服于吴。他是完全站在勾践这一面的坚定的主战派，甚至为此做出了大义灭亲谋杀自己外甥的举动。扶同的行为非常悲壮，是非常极端而可爱的人物。
追溯前史，扶同与棠丽从小失去双亲相依为命。作为兄长，有一种长兄为父的感觉。因此他对棠丽与允常之子，即外甥稽会感情笃深。在亲情之上，扶同的这种为救越国而大义灭亲之举就格外凸现出其残酷性。剧本中关于扶同与棠丽之子稽会之间的亲情描述还不够充分，拍摄中定要加强亲情的铺垫，后面的杀甥情节才能更凛冽，更悲壮，才更能体现扶同“从道不从君”的行侠大义。I

文仲是楚国人。“姓文、名种、字子禽；荆平王时，为宛令，之三户之里，范蠡从犬窦，蹲而吠之。从吏恐文种惭，令人引衣而障之。文种曰：‘无障也。吾闻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圣人之气，行而求之，来至于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谓我是人也。’乃下车拜。蠡不为礼。”
　　也算巧合，当时吴越两国的决策人物都是楚人。所不同的是：伍子胥和伯噽属于楚国有地位的贵族成员，因受楚王排挤，亡命到吴国；而范蠡和文种却是在楚国不得志（范蠡）或只作个小官（文种），自愿到越国来的。
　　《吴越春秋》中记，文种是勾践入臣于吴及其后复仇灭吴的主要决策人。
　　《史记》中勾践灭吴后赐文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于是文种即自杀。照此看来，似乎主要决策也出于文种。按《吴越春秋》亦谓文种献破吴九术；人同是一人，而术有七、九之别。
　　又《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说勾践返国五年尚未专任文种，直到计倪推荐，方问文种何策破吴，这也与先秦诸书所载矛盾，而且不合情理。
　　以上各端，都证明了《吴越春秋》、《越绝书》两书所载有关文种、范蠡的事情，前后自相矛盾，不合情理，故不能视为可信的资料。
　　据《国语》、《左传》及先秦诸子，则勾践手下的决策人乃是范蠡、文种。但在栖于会稽以前，勾践尚未认识范蠡、文种是有真本领的人，还不大听他们的话，直到困于会稽，始悔而召文种问如何应付当前的危机，专任种、蠡，自此始。所以司马迁说：“勾践困彼，乃用种、蠡。”但是，文种、范蠡二人谁的作用更大？“史无阙文”，这笔帐就难以算了。
　　有人把范蠡作为“军师”样的人物，专管治兵，而把文种在作为“相国”（《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已直称范蠡为相国，其实，“相国”的官职，当时还没有），专管内政，也办外交。这样地让两人分工，其根据大概是《史记》：“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拓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然观《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大夫种三篇》，同称为权谋家，则范蠡、文种二人所学与所用大致相同。
　　据此而论，文种是勾践手下的主要决策人。他不图私利，心甘情愿地为认定的贤君明主忠诚为臣，使得勾践在吴国为奴期间将整个越国托付给他，这说明他是一个值得勾践信赖的忠臣。
　　然而，在文种身上所体现出的不仅是忠君精神，在勾践两次与吴国开战前夕，文种都认定越国必败，坚决反战，并在进谏勾践无效后做出极端之举：在自家门前设立灵场，组织母乳百姓在出征路上三哭，力阻勾践与吴国死战而激怒了勾践。文种的种种行为之间充分反映出“从道不从君”的信念至上的执拗性格。
　　《史记·越世家》称越既灭吴，范蠡去越，遗书讽文种速退，种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石买同样具有简单而执著的信念，那就是一心保护越国的民之有存，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所崇尚的道德准则。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一根筋。石买的所作所为虽然与扶同的出发点一致，但其观点、策略、做法却完全不同。他认为只有答应吴国的各种条件才能够挽救越国，主张不战而隐忍。他坚持认定勾践的主张定会毁掉越国，故而才有坚决反战、废黜勾践监国太子、与勾践为敌的忤逆之举，而在先王允常的一再试探之下，丝毫没有表现出自立为王的私欲。这些都足以表明石买“从道不从君”、“不谋私利而行大义”的无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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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蠡：大智慧者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智大慧之士。本为楚、宛、三户人，佯狂倜傥负俗。他背楚事越，甘愿认勾践为君，为越国民生社稷做了很多好事，其原因可能因为勾践的个人魅力。但这种抽象的概念不同于文字容易表现。所以必须给范蠡找到一个到越国来称臣的理由、一个没有二心而为勾践谋事的理由。
　　因此我们将范蠡定位成一个极具孝心之人，为了母亲对他的嘱托而赴越出仕。范蠡要实现母亲的愿望，也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他入越的理由。范蠡自视清高——当然这是公认，甚至连伍子胥都很看重范蠡的才华——可他就是不被楚国（家乡）所重用。所以为赌气，为证明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他从母命入越国为官。也正是在吴越两国矛盾的关键时刻，在勾践的麾下没有得力助手的时候，范蠡脱颖而出。由于才华得到了勾践的赏识，范蠡就助勾践为谋，甚至为常人所不能为，在危难中陪伴勾践入吴为奴，最终光复越国。
　　从《国语·越语》看来，范蠡是勾践入臣于吴及其后复仇灭吴的主要决策人。《越语》载勾践问计于范蠡共五次。
　　但说范蠡是大智大慧之人不只因其治国之谋，更因为他率性、清醒的处世态度。越复国成功以后他清楚地认定并告诫文仲，勾践“可以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共安乐”，劝说文仲和他一起离开越国。但是文仲没有意识到，还在不断地向勾践直谏，最终惹恼勾践将其赐死。范蠡则是一走了之，成为江湖游士。《史记》记载，范蠡后经商成为一方富豪，也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大商人。《货殖列传》谓“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范蠡这种自由舒展于入世出世之间的能力不能不被称之为大智慧，是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所羡慕追求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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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伯噽：行忠信与贪小利的混合体
　　定公四年，楚杀郤宛，伯氏之族（郤党）亡命在外，伯州犁之孙噽为吴太宰。故曰：伯噽是楚国有势力的家族成员，不见容于本国而亡命至吴国。
　　先秦诸子在赞扬伍子胥的时候，一定把伯嚭作为对立面，而且把吴国灭亡的责任放在伯嚭身上。《墨子·所染》把太宰嚭、王孙雒和另外几个陷其君于死亡的历史人物列为一类。夫差和伯嚭当然都犯了极大的错误，而伯嚭还有贪小便宜的大缺点，但是，他们与伍子胥的分歧（灭越或存越）其实都不是吴国覆亡的根本原因。
　　吴国内部的混乱体现在夫差、伍子胥、伯嚭这个固定的三角关系中。伍子胥与伯嚭的矛盾是明确对立并且伴随夫差为王时期的始终。在这两个臣子之间，伯嚭是主战派，主张扩张中原而放弃监控越国；伍子胥正好相反，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同，即主张先灭除近邻越国的隐患再争霸中原。从整个吴越之争的结局来看，伯嚭很容易被解读成两面派、误国者，一个完全的反派形象，同时剧本也明确了对伯嚭的人物定位。但为保证全剧统一的气质，从每个人物身上都多多少少地体现出一种“不图小利而行大义的春秋之风”，其中亦包括伯噽。
　　伯噽当然是有私心和杂念之人，与伍子胥相国之位的争夺是其行为的出发点之一，并由此介于吴越之争而左右逢源。但他与伍子胥的矛盾也是建立在政见不同的基础之上。前面提到伯噽的“存越以示信义而使小国安心”的政策，不但不是伯噽为了私欲（争得吴国相国之位）而采取的阴谋手段，而是出于为夫差欲成称霸大业而考虑的，并且在当时看来是相当明智的。相反夫差因没有听从伍子胥的主张而最终失败，也不能证明伍子胥的见解就是正确的。伍子胥并没有从当时的列国形势、吴国本身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等方面出发来分析吴国不可北上与齐晋争霸，而只是目光短浅地说勾践有复仇之志，不先灭越吴必覆亡。这当然不能对抗伯噽“存越以收买诸侯之心” 的主张而说服夫差。只是伯噽和伍子胥各自所强调的本来就是事物的两个方面，而两人却都将它们对立起来。
　　因此即使我们树伍子胥也不能将伯噽作为其对立面来否定，他的才智以及对吴王夫差的忠心都是不能被抹杀的。（茅论p307-308）
　　有关伯嚭的下落：《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都说夫差自杀后，勾践杀伯嚭；《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中有这样一段：“越王攻吴王，吴王谢而告服，越王欲许之。范蠡、大夫仲曰：‘不可。昔天以越与吴，吴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祸也，以吴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许也。’太宰嚭遣大夫种书曰：‘狡兔尽则狼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大夫何不释吴而患越乎？’大夫种受书读之，太息而叹曰：‘杀之，越与吴同命。’”这里没有明言伯嚭的下落。《左传》记载，灭吴之后，伯嚭又在越国做官；但《左传》错简讹夺亦多有之，他书既说勾践杀伯嚭，《左传》孤证，未可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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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作手法
1、加强故事性
　　历史剧当然是艺术创作而不是历史研究，因此我们要在尊重大历史的前提下强调故事性。即宏观上尊重历史素材，在局部遵循艺术创作规律来编织故事，力求故事性强。
　　茅盾先生曾说：“两千四百多年前吴越战争的史料本来不多，专书专篇寥寥可数，至多一星期可以看完。如果还想省事，翻翻《东周列国志》有关吴越战争的那几回，则半天就看完了”。所以说，我们要尊重的吴越战争的历史素材不像唐宋明清那样浩瀚无边，是有可能做到尊重历史的。我们要特别尊重《史记》、《左传》、《国语》这三部史书中所记载的相同内容，这些可能是最接近历史原形的素材。
　　在此次翻阅历史资料之前，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只知道“卧薪尝胆”典故和勾践灭吴的故事，但大多不清楚吴越之争的具体背景以及勾践“卧薪尝胆”的来龙去脉。历史研究方面，也并不十分详尽。这就给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我们可以将那些权威的历史记载当作一粒粒珍珠，用我们的想象将它们紧密地联系起来，事件相互构成缘由，人物之间构成矛盾，编织成一串美妙的项链。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所作的合理想象和创造发挥，都是为把戏拍得更好看，故事更精彩，人物更鲜活，吸引和打动更多观众。比如，可能历史并无勾践和夫差见面的详细记载，但为增加故事的跌宕起伏，增强观众所期待的矛盾冲突，在剧中我们设计了他们多次的当面交锋。
2、遵循电视剧规律
　　什么是电视剧的创作规律和模式？电视剧与电影在创作上有何区别？这是很多人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似乎尚无定论。我在创作中得出以下心得并要遵循：
　　A.表述的时间顺序: 电视剧的观赏模式决定了电视剧不能像电影那样随意倒叙、插叙，不适合将时间线打碎，自由组合。
　　B.避免间隔过长的呼应：前呼后应是电影创作中常见而重要的手段，某个道具、细节、人物的出现，常常为了后面的呼应而产生作用。这是因为一部影片的长度以及全黑的观赏环境足以保证观众记忆的有效性，前后呼应的效果完全可以实现。但在长篇电视剧中，如果前呼后应的间隔过长，铺垫随着观众记忆的失效而失去意义，呼应效应自然消失。
　　C、平均式叙事：电视剧是以集为单位的，每一集的故事要有完整的起承转合。最好在一集当中设置主要事件和情节，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结尾留出下集事件的悬念。因此在每一集或每一段落中，叙事方式应该是平均的。
　　D、重复重要信息：电视剧的观赏模式决定了观众的观看状态，加上屏幕尺寸、影像清晰度和音响效果的限制，观众的精力容易分散，剧中许多信息容易被观众忽视或遗漏。因此，重要信息应该多次重复，反复交待，不必太节约时间，过于强调节奏。
　　E、最后一集大结局：最后一集要解决以前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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