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者之兵”和以人谋取胜的战争观
诸葛亮吸取孟子王者之兵的学说，并借鉴历史及当代经验，认为战争的性质和人的努力给予胜败以重大影响，弱者拥有正义和人谋的优势可以战胜强者。首先，正义的“王者之兵”由于有“道”有“德”，是无敌的，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他说：“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从前的项羽，由于不是依靠有“德”而兴起，尽管处于华夏，拥有帝王般的权势，最终还是身死东城，败于陔下，“皆以不义，陵上虐下故也”，并成为后世永远的戒鉴。相反，从前光武帝刘秀起事，仅凭数千弱卒，却能在昆阳郊野摧垮王莽40多万军队，这是因为拥有道义，讨伐邪恶，胜负就“不在众寡”。《军诫》说：“万人必死，横行天下”，只要具有必死的坚定信念，一定的实力，“据正道而临有罪”，弱者最终定能取得胜利。他谴责董卓和曹魏的战争是“造难”和“阶祸”。指出由于“天下之人思慕汉室”，兴复汉室的战争必将获得广泛的支持。他对刘备说，你率兵北定中原时，“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又说自己进行的北伐，具有充分的正义性，是“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因天顺民”。这些，实质上都是主张用道义优势弥补实力不足。
其次，他总结当代以弱胜强的经验，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天命），抑亦人谋（人的努力）也。”诸葛亮主政后，蜀、魏力量对比悬殊，客观条件十分严峻，留给他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只剩下主观努力，在战争和治军的谋划上，制订并实施卓有远见的谋略。他为此身体力行，全身心投入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企图借鉴曹操的方法战胜曹操。
刘备集团的斗争，处在以弱小力量同强大的曹魏作战的条件下，始终面临着能否生存和能否取胜的问题。诸葛亮的战争观，指出了取胜的依据，为刘备集团以弱胜强提供了理论指导。

诸葛亮军事思想（下）
一、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思想
诸葛亮根据上述正义可胜、人谋可胜的战争观，形成了他转弱为强的战争指导思想。诸葛亮认为：
1、刘备集团进行的战争，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战争。刘备集团应当从寄寓荆州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过渡到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进行战争，“亲贤人，远小人”，依靠“志虑忠纯”的“贞良死节之臣”，争取魏国内部拥汉势力和敌境百姓“箪食壶浆”的支持，去赢得战争。
2、刘备集团只有夺取、建立、经营自己的根据地，才有条件转向直接同曹魏作战。刘备寄寓在荆州时，兵微将寡，而曹操力量极为强盛。刘备主要任务虽然是消灭曹操，但是现阶段的任务是避开曹操，壮大实力，转弱为强，向曹操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夺取根据地。荆、益正是这样的地区。它们对刘备崛起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军事地理上，荆州北据汉水、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益州险塞隔绝；经济上，荆州利尽南海，益州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土；历史上，汉高帝利用益州成就统一中国的大业；从可行性上看，荆、益之主刘表、刘璋庸碌暗弱，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必不能长久守住二州。因此荆、益作为根据地，不仅较为理想，也是刘备夺取时力所能及的。诸葛亮在隆中谈话时预测，天下将由于刘备夺取荆、益实现三分，未来将是曹操、孙权、刘备三家争天下的斗争。刘备夺取荆、益根据地后，应该向大力经营方向转变，固守险要，积极整军备战、建立和巩固政权结合起来，使根据地成为兴复汉室的战略基地，使自己转弱为强，为直接进攻曹魏的战争奠定较好的物质基础。
3、经过转弱为强，应当适时转向北定中原，对魏国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实现刘备遗愿和自己终生奋斗目标。按照《隆中对》设想，转变基本条件是跨有荆、益，此外，还需要东吴的外援，等待出现曹操集团拥汉势力发动“天下有变”的时机。但是事情发展不如预筹理想：荆州被东吴袭占，江陵、夷陵战败，国家元气大损，天下有变并为出现。在此形势下，蜀国仍然据有益州，《隆中对》设想的北伐条件大体具备，但没有、也许永远不可能全部具备，在将来魏国克服天下残破的局面以后，魏强蜀弱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大，时间不利于蜀国，如果不采取进攻行动，很可能像刘表那样坐而待亡，自己身后，蜀国无人能够蹈涉中原，抗衡大国，因此，在不如原设想的条件下，也应该实行战略转变，并以励精图治、积极备战弥补国力不足。北伐应从魏强蜀弱总形势出发，在局部地区造成蜀强魏弱优势，依靠精锐的蜀兵，以使在整体上创造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奇迹。北伐中，进要龙昂虎视，囊括四海，退也要威胁敌境，震荡宇内，以“平取”、“十全必克而无虞”和边打边总结为原则，以依次夺取陇右、关中、洛阳为目标，以汉中、武都阴平、陇右逐次定为前进基地，逐步推进，最终还于旧都。
4、军事斗争应当辅以外交斗争。通过形成有利的外交关系，获得“犄角之援”的重大战略利益：第一，在对魏作战中，通过争取东吴出兵，迫使曹魏两线作战。估计在北伐魏国时，孙权最积极的反应，是出兵占领魏地，分裂魏国；低度的反应，是掠夺魏国人口，拓展边境，向国内显示武力。要积极争取吴国“以同盟之义，命将北伐，共靖中原，同匡汉室”。第二，即使孙权不出兵配合，东吴也分散了魏国兵势，使魏军“河南之众不得尽西”。第三，削减蜀吴边境驻军，使“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即使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联吴带来的战略利益也够大的了，因此必须千方百计保持这一联盟。
保持联盟的困难是处理同东吴的矛盾。联盟内部存在矛盾，东吴有可能利用刘备到京，扣留、加害他；对此应保持警惕，并避免矛盾激化。不能因为有矛盾就放弃联盟。在对吴关系上，蜀国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以东吴为友，共同抗曹，或者以东吴为敌。走后一条路，只有兼并东吴，才谈得上进兵中原，而短期内东吴是不能平定的。结果顿兵相持，坐而待老，使魏国得计，这决不是上策。既然如此，必须控制同东吴的矛盾，给予其优厚条件，必要时作出重大让步。在联盟破裂后，以承认东吴袭占荆州的既成事实，换取联盟的恢复。宁愿暂时损害蜀国的汉统地位，也要对孙权称敌给予承认，以维护并巩固这一联盟。这是对蜀国最有利的计策，是大局和长远利益的所在。应当顺应形势变化，通权达变，不能像匹夫那样仅仅为了泄愤。
诸葛亮转弱为强的战争指导思想，首先演了一出喜剧，指刘备集团迅速崛起西南，三分天下。其所以成功，是由于坚持避实击虚、以退为进的原则，坚持在向曹操发起战略进攻前，先要有一个避开曹操、壮大自己的阶段，从根本上缓解了刘备目标和实力间悬殊的矛盾，也是由于抓住了曹、刘间还有大片中间地带可占领这一机遇。他的北定中原思想，接着遭到悲壮失败，演了一出悲剧。这是因为，刘备集团对于东吴对荆州势在必得，对于孙、刘这一战略利益冲突的尖锐性，估计不足，未能防止孙、刘交兵和交兵时遭到重大损失，北伐虽然连年动众，终因强弱悬殊，未能有成。同时魏国建立后，拥汉势力消失，北伐只能力取，无法借势，诸葛亮所能作的，只有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而已，这是在隆中时始料不及的。

二、谨慎用兵和攻心为上的战略战术思想
诸葛亮战略战术思想视情况不同，具有不同特色。在敌强己弱条件下，如北伐魏国时，其特色是用兵十分谨慎。首先，他不肯冒险。他以兴复汉室为总目标，采取攻势战略，这些是很大胆的。但在具体战略战术上，他深知现有14万蜀军是全部希望所寄，在攻击数倍于己的大国时，不得不稳扎稳打，尽可能减少风险。所以魏延出奇兵直取长安的计划尽管诱人，他也宁愿“安从坦道，十全必克”。事实上，由于街亭之败，连“十全必克”也没有兑现，足见不肯冒险是出自对敌我对比和能作到事情的清醒认识。
其次，行动多疑求稳。第一次北伐时，由于是他首进攻魏国，在处理陇右三郡响应蜀军时，反应慎重。当时人袁准评论道，诸葛亮鉴于“蜀兵轻锐，良将少”，“未知中国强弱”，所以初次出兵时行动缓慢，屯营重重迭迭。虽然诸葛亮勇而能斗，但还是心怀疑虑而试着进兵，在三郡响应时，“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失此机”，足见他之谨慎。
再次，通过夺取主动权，减少损失。在作战指导上，他精心挑选魏军无备或东下的良机出兵，通过转换每次的攻击方向，夺取战场主动权。战场有利就打，战场失利或粮尽就退兵回国，不陷入被动。在进攻中以阵地战和野战相结合。其阵地战的任务是夺取陈仓等要点，或保卫渭滨等屯田重地；其野战的任务是打破魏军固守不战，诱其来攻，以便消灭魏军于被动中，他交替使用这两种作战形式。在进攻陈仓城受搓后，就转变为以野战为主。他精心组织每一次的退却，在山地伏击追兵，以保障退兵安全。
诸葛亮谨慎用兵思想，保证北伐即使失利，也没有出现关羽在江陵和刘备在夷陵那样的覆灭性的失败。但是缺点与优点是同在的，由于谨慎，用兵不够大胆，出奇制胜更少，虽无大败，也无大胜，以致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在这个意义上，陈寿评他“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己强敌弱的条件下，如南征时，其战略战术思想特色是主张攻心为上。南征中，他采纳马谡建议，发布教令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从南征实践看，诸葛亮攻心为上思想包含如下认识：
首先，攻心比攻城更重要。把精神上瓦解敌人摆在首位，是诸葛亮战略上的需要。因为南中一些大族、渠首恃其地险路远不服，今天蜀国平定叛乱，明天他们又反，蜀国正准备倾国北伐，他们知道国势内虚，再次反叛将更快。为了保障南征后全力投入北伐，和当地不留兵，不留粮，使南中成为北伐的可靠后方，诸葛亮对于南中，不仅需要军事征服，更需要使其大姓、渠首政治上心服；因此在南征中，攻心不能不是最高的作战原则。诸葛亮主张采用攻心，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中国最早的一些兵书，就有攻心的论述。如《军志》：“先人有夺人之心”，《孙子·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孙膑：“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辞，必将以实利回其心，所谓攻其心也。”诸葛亮心战为上思想，是上述“夺心”、“攻心”思想的直接继承。
其次，心战和兵战相互配合。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双管齐下，以兵战为心战创造条件。诸葛亮在南征前试图招抚叛乱势力，但仅凭善意争取无效。南征中，俘获高定妻子儿女后，企图利用高定走投无路的困境，对其招降；不料高定纠集残部，决心死战。诸葛亮惊讶“邈蛮心异”，攻心又不成。直到以得胜之师有能力消灭孟获叛军时，攻心才获得成功。
再次，明确传达己方善意，才能收到“服其心”的目的。诸葛亮在完全可以消灭孟获时，出人意料地对其七纵，向叛乱势力显示他的绝对优势，和愿与合作的真诚愿望，从而取得孟获“南人不复反矣”的允诺。诸葛亮把攻心提到战略高度，实践中运用攻心作战获得重大成果，验证了攻心理论的正确和威力。这使得他的攻心思想脍炙人口，影响超过前人。
诸葛亮军事思想的实质，是以弱胜强。其战争观、建军思想、战争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思想，无不围绕着这一要求而展开。诸葛亮军事思想，基本上成为刘备集团军事上的指导思想，并在三分天下和治军上取得巨大成功，对后世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又由于他在北伐上连遭挫折，也引起后人深入探讨的兴趣。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其影响都比较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