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乡民到财主家贷银五两，约定日息一钱，还款期一个月，到期不能还清本息，乡民以仅有的两亩地抵债，立字为据。由于乡民不认字，财主私自将日息改成三钱。纠纷产生后，双方报官。令我讶异的是，包拯与海瑞都断过类似的案
那么，他们如何处理的呢？
包拯通过审理，以契约非法为由，判财主欺诈，乡民只需归还本金。
宋代规定，民间借贷“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元丰二年诏）。如果五两银子在宋代等于五贯钱的话，日息一钱（100文制钱），月息就是三贯，已经违法，遑论日息三钱（300文制钱）？
由于契约本身违法，所以乡民无需承担罚金。
同样的案子，到了海瑞手中，判决结果却迥然不同。
海瑞严格以书面契约为依据，断财主赢，即所谓“要式主义”（《海瑞集》）。私下里,他会劝财主少收点，即“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若乡民无力还款，海青天或许还会自掏腰包帮助乡民。
明代法律规定，贷款利率不超过三分，不论借款时间长短，利息总数不得逾本金之半。本案若按日息一钱算（明代一两银子为十六钱），虽月息总数没有过本金之半，但利率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三倍还多。伪契约中的日息三钱，则属于高利贷了，严重违法。
海瑞自己也承认，（由于处置不当），“他所批准赎还的仅占全部典押借贷案件的二十分之一”。（《海瑞集》）
发现没？二人的差距在哪儿？
在断案技巧上，两人都能明察秋毫，但包拯在依法这个层面上似乎高出海瑞一大截。包拯照顾到了百姓没文化的问题，而海瑞忽略了这一点，有些粗线条。
我无意诋毁海青天，在有明一代官员中，海瑞刚正不阿的硬骨头精神，我非常敬佩，难怪老百姓赞颂他：“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但实事求是地看，海瑞在一些方面确实不如包拯。
包拯坚持原则又不失弹性，如对恩相范仲淹推行的新政，包拯既支持又不盲从，对其人事制度改革的弊端敢于抨击，建议皇帝及时纠正其中的错误。
反观海瑞，在江南执行“土地新政”的过程中，就显得有些“一刀切”，粗暴武断。尤其在对待前内阁首辅徐阶的问题上，坚持原则过火，沦为权臣高拱打击报复徐阶的马前卒和枪手。
另外，包拯为官比较务实，不与人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刚直清廉而不作秀，对与错，在他那儿泾渭分明，皇帝若错了，敢把吐沫喷皇帝脸上。既能“君子乐得其道”，又能“在其位，谋其政”。
而海瑞呢，同样是不畏强权（如骂嘉靖），两袖清风（如不买猪肉吃）等，却总给人突兀之感，罢官之后，还插手地方政务，“乐得其道”不够正。尽管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性格上的差距依然很明显。
再有，包拯在家庭生活方面注重“齐”字，能安于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本分。初入官场时，因双亲身体不好，他宁愿辞官十多年，安心在家侍奉父母，伴妻课子，一直到父母去世，守孝三年期满后又拖了两年，才重新出仕。
海瑞则不同，其私生活颇受争议。
虽然《万历野获编·补遗》里的负面记载未必真实，但正史中，他娶过三个老婆、纳过两房妾，前两个妻子被休，第三个妻子也死得蹊跷，有一个妾还自杀了。这些不和谐因素，可能跟他老母亲有关，但海瑞也有一定责任。儒家重视“修齐治平”，后院总是起火，不能算尽善尽美。
强调包拯比海瑞出色，并不是说海瑞不值得称道，而是建议现在的官员们能从二人的差距中获得一些启发才好。有比较、被争议，都不要紧，“疾风劲草节乃显”，经得起比较和争议，才是最要紧的。
为官者受时代与社会的影响，这不奇怪，但必须尽可能做到如包拯一样的完美，做一名正向影响社会的“世范”，发挥表率作用。
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若官员在某一环节上不检点，引发争议，反作用于社会，那么，你的社会责任、公职责任也就被削弱了，势必就会侵蚀政府的执政根基，为害之烈，可想而知。（赵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