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蟒
玛格丽特杜拉斯
事情大约发生在一九二八年，法国殖民地的一座大城市里。
每个星期日下午，巴尔贝寄宿学校的其他姑娘都出门去。她们嘛，她们在城里都有“女笔友”。晚上，她们看电影，吃“塔式”冰淇淋，到游泳池嬉戏，乘车兜风，打网球，玩够后才返回到住处。
而我没有女笔友。我和巴尔贝小姐待在一起，度过一个星期，加上星期日。
我们去植物园。去那儿不用花什么钱，倒让巴尔贝小姐以‘渡周末”为由找我母亲要外快。
就这样我们去看蟒蛇吞食它的周日鸡。蟒蛇平日里都饿肚子，只给它吃些死肉或病鸡。然而每星期天，它便有活鸡可吃，因为人们喜欢这样。
我们还去看凯门鳄。有一条凯门鳄，大概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这些鳄鱼中某一条的叔公或者父亲，距此二十年前，它咬断了一名殖民军士兵的大腿。一直咬到大腿根部，从而
断送了这名可怜士兵的前程，这名士兵本来想用脚去挑逗凯门鳄的嘴，却不知道鳄鱼要玩就玩真的。从那以后，在凯门鳄池四周便竖起了一圈栅栏，人们现在可以非常安全地观看它们闭目养神，看它们使劲儿地在梦中想着它们旧日的罪。我们也去看长臂猿手淫，或者看红木沼的黑豹，它们在水泥地上都快干死了，它们不敢看那些虐待狂般以它们的痛 苦为乐的人类的面孔，而把目光紧盯着铁栅外繁衍了大量猿猴的亚洲江河的绿色河口。
有时我们来晚了，发现蟒蛇躺在厚厚的鸡毛羽垫中，已经昏昏欲睡。我们仍要在笼子前待上好一会儿。虽没什么可看的了，但我们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站在蟒蛇面前，陷入沉思。这场谋杀后的祥和啊。这桩完美的罪恶啊，结束在一层温热的洁白羽毛中，它们为鸡的无辜陡添了一个迷人的现实图景。这桩罪恶啊，不留污渍，没有血溅的痕迹，也没有疚责。这种灾难之后的秩序啊，罪孽之屋中的安宁。
蟒蛇盘成一团，黝黑，闪烁出比清晨山楂树叶上的露珠更纯净的光泽，令人赞叹，丰满滚圆，柔软而肌肉发达，如同一根黑色的大理石柱，突然会在千年的怠惰中翻翻身，然
后，又突然厌倦了这沉重的自豪，缓慢地起伏，周身因这蕴含的力量而发出一阵颤栗后，最终又盘蜷成一团。蟒蛇通过它那宁静惬意的消化过程，将这只鸡融入自身，恰似沙漠中滚烫的沙砾饱吸水分，恰似在神圣的平静中面包与葡萄酒转变为圣子的身体与血液。在这巨大的蛇体内沉沉的静寂之中，鸡正变成蛇。伴随着一种让你眩晕的幸福，两足动物的血肉经这长长粗细均匀的管道，被融入爬行动物的血肉中。它单凭自己的外形便令人惊讶，圆滚滚的，体外没有可见的猎食工具，然而却比鹰爪，手掌，兽爪，尖角或獠牙更善攫取，整个躯体像水一般，赤裸裸的，众多的物种中有谁是这样赤裸的？
巴尔贝小姐因为她的高龄和洁白无瑕的童贞，颇不在乎蟒蛇的一举一动。就个人而言，它给我的影响却很大。这是个让我幻梦的场景，如果我天生有更灵活、更丰富的思想，有更审慎的灵魂，有更善解人意、更高尚的心灵，这场景本可使我一直回到重新发现造物主的世界，回到发现在丑恶的暴力与善良的强力间绝对分配的世界，这两股力量是永恒的，一切事物的起源都归结于它们之间的冲突；或者，正相反，直至对惩罚罪恶的失宠进行反抗，或对奖励无辜的恩宠进行反抗。
每次回寄读学校，我都嫌太早，当我们回到学校时，总有一杯茶和一根香蕉在巴尔贝小姐的房里等着我们。我们默默地吃着喝着。然后我回楼上的房间。过一会儿，巴尔贝小姐总会叫我去她那儿，每次我都不马上答应。可她接着还会叫：
“来看看吧……，，
我铁了心不去。她便会来找我。我回到巴尔贝小姐的房里。我发现她总在同一个地方，在窗前，微笑着，穿着玫瑰色连衫衬裙，裸着肩。我在她面前站着，像我该做的那样看着她，仿佛每个星期日在她费心带我去看蟒蛇后我理应这么做。
“你看，”巴尔贝小姐用很温柔的声音说，“这，这衣服很漂亮……”

以他划船时那么专心致志，不知道突然从哪里冒出一股鲨鱼的可怕呼气，也不知道夜色为什么变得那么黑，仿佛繁星一下子都熄灭了。原来远洋轮船就在眼前，整个船体大得不可想像，妈呀，它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大，比陆地和海洋中的任何黑暗的东西都黑，它那带着鲨鱼味的三十万吨重的船身从小船旁经过。他看到了钢铁裂痕的焊缝，无数圆窗里没有一点亮光，机器没有一点喘息声，船上没有一点生气，随身携带着它自己的寂静世界、它自己那块空旷的天空、它自己的死气沉沉的空气。它自己的停止的时间和它那一片流浪的海。在那片海上漂浮着被淹死的动物的整个世界。灯塔光芒射来，这一切突然消失。一瞬间又成了透明的加勒比海，三月的黑夜，白鹈鹕的日常天空，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浮标中间，不知该怎么办，他惊奇地问自己是否真的不是醒着做梦，不光这一次，过去几次也是这样。但是他刚刚问完自己，就刮来一阵神秘的风把浮标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全吹灭了。这样，当灯塔的光芒掠过后，远洋轮船便又出现了。但它的罗盘已经失灵，大概不知道在大洋的什么位置，正在探察看不见的航道。但实际上它已偏向暗礁，直到他在惊慌失措中想到，浮标事件是使他迷失的关键所在，于是他把小船上的灯点亮，一点点红光不会引起高塔上的任何警察的注意，但是对轮船驾驶员来说却像东方的太阳，因为看到这点红光后，远洋轮船纠正了航向，进人航道的大门，得以幸运地得救。这时，轮船上的灯全亮了，锅炉重新喘气了，天上的星斗也点燃了，动物的尸体也沉到了海底。厨房里响起一阵盘子的碰撞声，散发出一股桂皮调味汁的香味。听得见月形甲板上乐队的大号声和昏暗的寝舱里远海上的恋人心脏的冬冬声。但是积压在他心中的怒火并没有因为心情激动而动摇，也没有因为奇迹的出现而后退，而是怀着比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决心说：“他们会知道我是谁的，妈的，他们会知道我是谁的！”他没有因为怕被那架巨大的机器撞着而往一边躲，而是开始在轮船前头划船前进，因为现在他们知道我是谁了。他继续引导巨轮向前走，直到他确信它听他指挥，于是他迫使它再次改变前往码头的方向，把它引出了看不见的航道，在前面带领着它，仿佛它是大海上的一只羊，把它引向灯火闪烁的沉睡的镇子。在灯塔的光束下，它是一条活生生的。完好无损的船，现在它不是无形的了，而是每隔十五秒钟就被镀上一层铝白色。远方可以分辨出教堂的十字架、简陋的村舍和幻景了。轮船仍然跟着他走，携带着船上的一切：让心脏一侧在下睡觉的部长、在食品储藏室的雪地上躺着的斗牛、医疗室里孤独的病人、蓄水池中无人照管的水，还有那位准是把礁石误认为是码头的糊涂驾驶员：因为其一，他在那个时刻拉响了震天动地的汽笛；其二，他被落下来的蒸汽阵雨浇成了落汤鸡，无辜的小船差一点沉没；其三，说时迟，那时快，已经看到岸上的大蜗牛、街上的石头、怀疑者们的家门和被可怕的轮船上的灯光照亮的整个镇子，他几乎没来得及躲避灾难的发生，他在海水的震荡中叫喊，人们看到了他。转瞬之间那个巨大的钢壳便撞在陆地上，船上的九万零五百只香槟酒杯发出一阵清晰的巨响，它们一只接一只从船头碎到船尾。等到杯子摔完，天已大亮，但那已不是三月的黎明，而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三的中午。这时他心满意足地望着那些不轻信的人们张着大嘴观赏这个世界和教堂对面另一只搁浅的世界最大的远洋轮船。它比任何东西都白，比教堂的钟楼高二十倍，比镇子长九十七倍，它的名称“halalcsillag”用铁字母铸成。船帮上还在往下流淌着死亡的海的古老而无生气的水。
（朱景冬译）
①弗朗西斯·德雷克（1504？－1596），英国航海家。
②威廉姆·丹皮尔（1652—1715），英国航海家，最可怕的海盗之一。

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
塞林格
　　译：李文俊
旅馆里住了九十七位纽约来的广告业务员，他们简直把长途电话线全给霸占了。住507号房间的那位姑娘为了通长途只好从中午一直等到快两点半。不过她倒也没闲着。她看了小开本妇女杂志上登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性是乐趣——也可能是受罪》。她洗了她的梳子和头发刷子。她把她那身米色套装裙子上的一处污渍刮掉，又把她在萨克斯(注：指“萨克斯第五大道”，这是纽约市的一家高级服装商店。)买的那件衬衫上的纽扣挪了挪位置，而且还用镊子把她一颗痣上新冒出来的两根毛拔掉。在接线生终于拨响她房间的电话时，她正坐在窗前座位上染指甲，左手上的已经快染完了。
　　她是那种姑娘，绝不会听到电话响便把手里任何东西胡乱一扔的。瞧她那副架势，仿佛是自打进入青春期起，电话就一直在响似的。
　　电话零零地响着，她继续用小刷子涂抹小手指指甲，刻意描绘着那个月牙形的边缘。接着，她把盖子放回到指甲油瓶上，站起身，把她的左手——那只湿的——在空中前后甩动。她用那只干手把烟灰缸从窗台拿到床头柜上，电话就是放在这里的。她在两张铺叠整齐的单人床中的一张上坐下，捏起话筒，此时，铃声已经响了五六遍了。
　　“喂，”她说，左手五指叉开着，伸出去，离她那身白丝绸晨衣尽可能远些，这晨衣是此刻她身上唯一穿着的东西，另外就只有一双拖鞋了——那几只戒指她都留在洗澡间里了。
　　“您要的纽约长途电话接通了，格拉斯太太，”接线生说。
　　“谢谢你，”姑娘说，一边在床头柜上给烟灰缸腾出个地方。
　　电话里传来一个妇人的声音。“穆里尔吗？是你吗？”
　　姑娘把听筒从耳边稍稍移开一些。“是的，妈妈。你好吗？”她说。
　　“你可让我担心死了。你干嘛不来电话？你没事吧？”
　　“我昨儿晚上、前天晚上都一遍遍给你拔电话来着。这儿的电话可——”
　　“你没事吧，穆里尔？”
　　姑娘把话筒从耳边再多支开去一些。“我挺好的。就是觉得热。这么多年来，佛罗里达还没有这么热过——”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我真为你担心——”
　　“妈妈，亲爱的，别冲着我叫。你的声音我听得真真儿的,”那姑娘说。“昨儿晚上我给你打了两回。一回就在刚刚——”
　　“这不，我就跟你爸爸说过没准你昨儿晚上打过电话。可是，没用，他非说——你没事吧，穆里尔？要跟我说实话呀。”
　　“我挺好的，别再问这个了，求求你了。”
　　“你们什么时候抵达的？”
　　“我也说不上来。星期三上午吧，挺早的。”
　　“谁开的车？”
　　“他呀，”姑娘说。“你别激动嘛。他开得非常棒。我都没想到。”
　　“真的是他开的？穆里尔，你要向我保——”
　　“妈妈，”姑娘打断了话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开得非常棒。一路上时速都没超过五十，我是实话实说。”
　　“他没冲着树什么的玩什么花招吧？”
　　“我说了他开得非常棒，妈妈。行了，求求你了。我跟他说了要紧挨白线，该说的都说了，他明白我的意思，也照着做了。他甚至都没打算对树看上一眼——这是明摆着的。哦，对了，老爸把车子拾掇好了吗？”
　　“还没呢。人家要四百块钱，光就——”
　　“妈妈，西摩跟爸爸说过这钱由他来出。没有理由让——”
　　“好吧，以后再说。他行为怎么样——在汽车里和别的地方？”
　　“挺好的呀，”那姑娘说。
　　“他还是没完没了地叫你那难听的——”
　　“不了。他现在又起了新的了。”
　　“是什么？”
　　“哦，这又有什么两样呢，妈妈？”
　　“穆里尔，我想知道。你爸爸——”
　　“好吧，好吧。他管我叫‘1948年度精神流浪小姐’，”姑娘说着发出了格格的笑声。
　　“这没什么好笑的，穆里尔。这根本就一点也不好笑。简直是让人作呕。实际上，是让人感到悲哀。我一想到怎么——”

　“那他到底说了什么？那医生。”
　　“哦。唉，其实也没说几句话。我的意思是我们在酒吧里呆着，喝了点酒。那里吵得要命。”
　　“是的，但你可曾——可曾告诉医生他想把奶奶的椅子怎么样吗？”
　　“没有，妈妈。我可没谈得那么细，”那姑娘说。“我可能有机会跟他再谈一次。他一整天都泡在酒吧里。”
　　“他有没有说他认为西摩有可能变得——你明白吧——反常什么的？也许会对你做出什么来！”
　　“倒没这样说，”那姑娘说。“他得掌握更多的情况呀，妈妈。他们得从你小时候的情况知道起——一切有关的情况。我方才跟你说了，我们简直没法谈话，那里吵得什么似的。”
　　“对了。你那件蓝色的外衣怎么样了？”
　　“没问题。我把里面的衬垫取了些出来。”
　　“今年的时装有什么新情况？”
　　“太可怕了。不过倒是真漂亮。满眼都是闪光装饰片——真是应有尽有，”姑娘说。
　　“你们的房间怎么样？”
　　“还行。也就是还行吧。战前我们住过的那间这次没弄到，”姑娘说。“今年来的人档次太低了。你真该瞧瞧在餐厅里坐在我们身边的是些什么人。在我们旁边那一桌的。简直像是一路挤在一辆大卡车里来的。”
　　“唉，现在哪儿哪儿都是这样。你的软底低跟便鞋怎么样？”
　　“太长了。我早就对你说那鞋太长了。”
　　“穆里尔，我就再一次问你一句——你真的没事儿吗？”
　　“是的，妈妈，”姑娘说。“都跟你说了快一百遍了。”
　　“那么你真不想回家？”
　　“不想，妈妈。”
　　“你爸爸昨天晚上说，要是你愿意一个人独自到某个地方去把事情好好掂量掂量，他非常愿意支付费用。你满可以做一次惬意的海上航行的。我们俩都认为——”
　　“不，谢谢了，”姑娘说，把叉着的腿放平了。“妈妈，这长途电话很贵——”
　　“我一想到你在整个战争中怎样一直等着那小子——我的意思是当你想到所有那些中了魔法似的年轻妻子，她们——”
　　“妈妈，”姑娘说，“咱们还是挂上电话吧。西摩不定什么时候都会进来的。”
　　“他在哪儿？”
　　“在海滩上。”
　　“在海滩上？就他自己一个人？他在海滩上表现得好吧？”
　　“妈妈，”姑娘说，“你这么说他就好像他是个乱叫乱嚷的疯子似的——”
　　“这样的话我可一个字也没说呀，穆里尔。”
　　“哼，你话里就有这个意思。我是说他光是躺在沙滩上。他连浴袍都不肯脱。”
　　“他不肯脱睡袍？为什么不肯？”
　　“我不知道。我猜他觉得自己太苍白了吧。”
　　“我的天，他正需要晒太阳呢。你就不能让他听你的？”
　　“你是知道西摩的脾气的，”姑娘说，又一次把腿交叉起来。“他说他不想让一堆傻瓜盯看他身上的图徽。”
　　“他身上没刺任何花纹呀！他在部队里作过文身啦？”
　　“没有，妈妈。没有，亲爱的，”姑娘说着又站起了身子。“听我说，没准明天我再给你去电话。”
　　“穆里尔。等一下，你先听我说。”
　　“好吧，妈妈，”姑娘说，把身体重心全移到右腿上。
　　“只要他行动，哪怕说话上有一点点古怪的迹象，马上给我打电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听见了吗？”
　　“妈妈，我又不怕西摩。”
　　“穆里尔，我要你答应我。”
　　“好吧，我一定做到就是了。再见了，妈妈，”那姑娘说，“跟爸说我爱他。”她挂上了电话。
　　“又看见更多玻璃(注：这里小女孩是在玩弄语言游戏。原文中“See more glass”与此篇人物名字西摩·格拉斯(Seymour Glass)谐音。)了，”西比尔·卡彭特说，她跟她母亲也住在这座旅馆里。“你见到更多玻璃了吗？”
　　“坏小妞，不许再那样说。妈妈简直要给你逼疯了。别乱动，求求你了。”

　　卡彭特太太正往西比尔双肩上抹防晒油，往下涂匀在她背上那两片细嫩的、翅膀般的肩胛骨上。西比尔摇摇晃晃地坐在一只充了气的海滩大皮球上，面对着大海。她穿着一套嫩黄色两件套的游泳衣，其中一件即使再过十年八年也未必对她有用。
　　“那其实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丝巾——你靠近了就能看清了，”坐在卡彭特太太旁边一张躺椅里的那个女人说。“我真想知道她是怎么系的。那真招人喜欢。”
　　“听起来也招人喜欢，”卡彭特太太应了一句。“西比尔，别动，淘气包。”
　　“你见到更多玻璃了吗？”西比尔说。
　　卡彭特太太叹了口气，“算了，”她说。她把防晒油瓶子的盖子拧上。“好了，你走开去玩吧，小淘气。妈咪要回旅馆去和哈贝尔太太喝杯马提尼酒。我一会儿给你带橄榄来。”
　　西比尔得到解脱，马上就奔过一段平坦的海滩，开始朝渔人亭的方向走去。她仅仅停下了一次，为的是把脚往一个海水泡透、坍塌的沙堡狠狠地踩下去，很快，她就走出了旅馆为游客划定的海滨浴场。
　　她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突然斜着朝海滩的一个松软部分冲上去。最后，在一个仰面躺着的年轻人的跟前猛地收住脚步。
　　“你打算下水吗，见到更多玻璃？”她说。
　　年轻人吃了一惊，他的右手伸上去捏住毛巾浴袍的翻领。他翻过身趴着睡，任凭一条卷起来盖住眼睛的毛巾掉落下来，接着他眯起眼睛仰望着西比尔。
　　“嘿。你好，西比尔。”
　　“你想下水吗？”
　　“我在等你呢，”年轻人说。“有什么新鲜事？”
　　“什么？”西比尔说。
　　“有什么新鲜事？今天有什么节目？”
　　“我爸爸明天要坐一架奈里飞机来，”西比尔说，一面踢着沙子。
　　“别往我脸上踢呀，宝贝儿，”年轻人说，把手按在西比尔的脚踝上。“我说，他也该来了，你爸爸。我每时每刻都在等他来。每时每刻呢。”
　　“那位女士在哪儿？”西比尔说。
　　“那位女士？”年轻人掸出些他稀疏头发里的沙子。“那可难说了，西比尔。那么多地方谁知道她在哪里。没准在美发厅。把她的头发染成貂皮颜色。要不就在她房间里，给穷苦孩子缝布娃娃。”年轻人此刻采取了平卧的姿势，他捏起两只拳头，把一只摞在另一只上，又把下巴搁在上面的那只拳头上。“问我点儿别的什么，西比尔，”他说。“你穿的游泳衣挺不错的。要说我喜欢什么，那就是一件蓝游泳衣了。”
　　西比尔盯着他看，接着又低下头看看自己鼓嘟嘟的肚皮。“这件可是黄的，”她说。“这件是黄的。”
　　“是吗？你走过来一点。”
　　西比尔往前跨了一步。
　　“你完全正确。瞧我有多傻。”
　　“那你准备下水吗？”西比尔说。
　　“我正在严肃考虑这个问题呢。我正反过来复过去地想呢，西比尔，你一定会很想知道的。”
　　西比尔捅了捅年轻人有时用来作枕头的那只橡皮气床。“这得打气了，”她说。
　　“你说得不错。它需要的气比我认为够了的多。”他移开两只拳头，让下巴落在沙子上。“西比尔，”他说，“你看上去气色不错。见到你真好。给我说说你自己的事儿。”他伸出胳膊把西比尔两只脚腕都捏在手里。“我是山羊座的，”他说。“你是什么座的？”
　　“沙伦·利普舒兹说，你让她跟你一块儿坐在钢琴凳上，”西比尔说。
　　“沙伦·利普舒兹这么说了吗？”
　　西比尔使劲儿点了点头。
　　他松开她的脚腕，收回双手，把一边儿的脸靠在他的右前臂上。“哦，”他说，“你也知道那样的事儿怎么来的，西比尔。我坐在那里弹琴。没见到你的人影。而沙伦·利普舒兹走过来挨着我坐下。我总不能把她推下去吧，是不是？”
　　“能的。”
　　“哦，不，不行的。这样的事儿我做不出来，”年轻人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是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我假设她就是你。”
　　西比尔立刻弯下腰去，开始在沙滩上挖掘起来。“咱们下水吧，”她说。
　　“好吧，”年轻人说。“我寻思我也能抽空去泡一会儿的。”
　　“下一回，得把她推开，”西比尔说。
　　“把谁推开？”
　　“沙伦·利普舒兹呀。”
　　“哦，沙伦·利普舒兹，”那年轻人说。“这名字怎么起的。里面混合着回忆与欲望。”他猛地站起身子。他朝大海看出。“西比尔，”他说，“我告诉你咱们干什么好。咱们要看看能不能逮到一条香蕉鱼(注：经查各种词典与百科辞典，均未见收有这种名称鱼的条目。看来系出自书中人物的幻想。)。”
　　“一条什么？”
　　“一条香蕉鱼呀，”他说，同时解开了他浴衣的腰带，脱掉浴衣。他的肩膀又白又窄，他那条游泳裤是宝蓝色的。他折好他的浴袍，先是竖着对折，然后横里折成三叠。他把盖眼睛的毛巾展开，铺在沙滩上，然后把叠好的浴袍放在上面。他弯下身子，捡起气床，把它挟在右胳肢窝底下。接着又伸出左手拉住西比尔的手。
　　这两个人开始朝海里走去。
　　“我猜你这么大准见过不少香蕉鱼吧，”年轻人说。
　　西比尔摇了摇她的头。
　　“你没见到过？你是住在什么地方的，那么说？”
　　“我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你必然知道。沙伦·利普舒兹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而她只有三岁半。”
　　西比尔站住脚，猛地挣开被他拉住的手。她拾起一只普普通通的海滩上的贝壳，仔仔细细地察看着。她把贝壳扔掉，“是康涅狄格州的惠利森林，”她说，恢复了她的行走，小肚皮挺出在最前面。
　　“康涅狄格州的惠利森林，”年轻人说。“这么说，你的家正好是在离康涅狄格州惠利森林不远的某个地方？”
　　西比尔看着他。“那正是我住的地方，”她不耐烦地说。“我就住在康涅狄格州惠利森林。”她跑了几步，把他甩在后面，左手吊住左脚，单腿跳了两三步。
　　“你不知道这一来事情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年轻人说。
　　西比尔放下她的脚。“你看过《小黑人萨姆博》吗？”她说。
　　“你问我这个太有意思了，”他说。“巧得很，我昨天晚上刚看完。”他伛下身去再次捏住西比尔的手。“你觉得这书怎么样？”他问小姑娘。
　　“那些老虎全绕着那棵树跑吗？”
　　“我认为它们从来没停下过。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老虎。”
　　“一共只有六只呀，”西比尔说。
　　“只有六只！”年轻人说。“你还说只有？”
　　“你喜欢蜡吗？”西比尔问道。
　　“我喜欢什么？”年轻人问。
　　“蜡。”
　　“非常喜欢。你不喜欢吗？”
　　 西比尔点点头。“你喜欢橄榄吗？”她问。
　　“橄榄——喜欢的，橄榄和蜡。我不管什么时候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它们的。”
　　“你喜欢沙伦·利普舒兹吗？”
　　“是的。是的，我喜欢，”年轻人说。“我特别喜欢的是她从不欺侮旅馆大厅里的小小狗。就拿那位加拿大太太的那只小型大头狗来说吧。你也许不会相信，但是有些小姑娘就喜欢用气球杆去戳弄它。沙伦不这么干。她从来不那么歹毒，那么不存好心。这就是我那么喜欢她的原因。”
　　西比尔不吱声了。
　　“我喜欢嚼蜡烛。”最后她说。
　　“又有谁不喜欢呢？”年轻人说，把脚泡湿了。“唷！好冷呀。”他把橡皮气床平扔到水里。“不，先等等，西比尔。咱们再走出去一点点。”
　　他们趟着水往海里走，直到水没到西比尔的腰。接着年轻人把她抱起，让她面朝下平躺在气床上。
　　“你从来也不戴游泳帽什么的吗？”他问。
　　“别撒手，”西比尔命令道。“你抓住我呀，喂。”
　　“卡彭特小姐。行了。我是懂行的，”那年轻人说。“你就只管睁大眼睛看有没有香蕉鱼好了，今天可是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呀。”

　“我没见到有鱼嘛，”西比尔说。
　　“那是很自然的。它们的习性非常特别。”他继续推着气床。水还没有没到他胸口。“它们过着一种非常悲惨的生活，”他说。“你知道它们干什么吗，西比尔？”
　　小姑娘摇了摇头。
　　“嗯，它们游到一个洞里去，那儿有许多香蕉。它们游进去时还是样子很普通的鱼。可是它们一进了洞，就馋得跟猪一样了。嘿，我就知道有那么一些香蕉鱼，它们游进一个香蕉洞，居然吃了足足有七十八根香蕉。”他推着气床和上面的乘客又往海平面前进了一英尺。“自然，它们吃得太胖了，就再也没法从洞里出来了。连挤都挤不出洞口了。”
　　“别离岸太远了，”西比尔说。“后来它们怎么样了？”
　　“后来谁怎么样了？”
　　“那些香蕉鱼呀。”
　　“哦，你是说吃了那么多香蕉出不了香蕉洞的那些鱼后来怎样吗？”
　　“是啊，”西比尔说。
　　“唉，我真不忍心告诉你，西比尔。它们死了。”
　　“为什么呢？”西比尔问。
　　“哦，它们得了香蕉热。那是一种可怕的病。”
　　“有个浪头冲过来了，”西比尔紧张地说。
　　“咱们不理它。咱们瞧不起它，”那年轻人说。“两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注：此处“瞧不起”原文为“snub”，“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原文为“snobs”,发音相近。)。”他双手捏住西比尔的两只脚腕，往下压也往前推。气床头一跷盖过了浪头。海水让西比尔的金发湿了个透，不过她的尖叫声里充满了欢乐。
　　气床重新平稳后，她用手把遮住双眼的一绺扁平的湿发撩开，报告说：“我刚才见到了一条。”“见到什么啦，我的宝贝儿？”
　　“一条香蕉鱼呀。”
　　“我的天哪，真的吗？”那年轻人说。“嘴里有香蕉吗？”
　　“有啊，”西比尔说。“六根呢。”
　　年轻人突然抓起西比尔垂在气床外缘的一只湿漉漉的脚，亲了亲弓起的脚心。
　　“嗨！”脚的主人转过身子来说。
　　“嗨什么嗨！咱们该回去了。你玩够了吗？”
　　“还没呢！”
　　“对不起了。”他说，把气床朝岸边推去一直到西比尔从上面爬下来。剩下的路他把气床抱在手里。
　　“再见，”西比尔说，毫无遗憾地朝旅馆的方向跑去。
　　年轻人穿上浴袍，把翻领捏捏紧，把他的毛巾使劲塞进了口袋。他捡起湿滑沉重的气床，挟在胳膊底下。他独自踩着沉重的步子，穿过柔软、灼热的沙滩朝旅馆走去。
　　在旅馆专门让洗海水澡的人走的地下大厅里，一个鼻子上涂了含锌软膏的女人和年轻人一起进了电梯。
　　“我看到你是在瞧我的脚，”电梯开动后他对那女的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那女的说。
　　“我说我看到你在瞧我的脚。”
　　“对不起。方才我是在看地板。”那女的说，把脸转向电梯门。
　　“要是你想看我的脚，就直说好了，”年轻人说。“别他妈的这么鬼鬼祟祟。”
　　“请让我出去，”那女的急忙对开电梯的姑娘说。
　　电梯门开了，那女的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我两只脚挺正常，没他妈的一丁点儿值得别人盯着的，”年轻人说。“五楼，劳驾。”他从浴袍口袋里掏出钥匙。
　　他在五楼走出电梯，穿过走廊，进了507号。房间里一股新小牛皮箱子和洗甲水的气味。
　　他朝在一张单人床上睡着的姑娘瞥了一眼。然后他走到一件行李前，打开它，从一叠短裤、内衣底下抽出一把7.65口径的奥特基斯自动手枪。他退出弹夹，检查了一下，又重新塞回去。他扳上击铁。接着他走过去在空着的那张单人床上坐下，看看那个姑娘，把枪对准，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的太阳穴。
完

他们不是你丈夫
雷蒙德·卡佛
厄尔·奥伯一直当推销员，但工作时有时无。不过他妻子多琳却每晚到城边一家通
宵咖啡屋当女招待。有一天晚上，厄尔正喝着酒，突然决定到咖啡屋那儿停一下，吃点
儿东西，他想看看多琳在哪儿工作，他还想看看能不能从那儿订点儿货。
他坐到柜台前，读着菜谱。
"你在这儿干什么？"多琳看见他坐那儿就问他。
她把一份订菜单递给厨子。"厄尔，你想来点儿什么？"她说，"孩子们好吗？"
"不错，"厄尔说，"我要喝杯咖啡，再来一块这种二号三明治。"
多琳写了下来。
"这儿有什么机会吗，你知道的，嗯？"他对她说，眨眨眼。
"没有。"她说，"这会儿别跟我说话。我忙着呢。"
厄尔喝着咖啡，等着三明治。两个男人，身穿制服，领带没打，领口开着，坐到他
的身边，也要了咖啡。当多琳提着咖啡壶走开之后，其中一个男人对另一个说："瞧那肉
弹，我简直无法相信。"
另一个笑了。"我见过更棒的，"他说。
"我正是这意思，"第一个说，"不过有些家伙就喜欢她们的屁股肥。"
"我可不，"另一个说。
"我也不喜欢，"第一个说，"我刚才就是这意思。"
多琳把三明治放在厄尔的面前。三明治周围，有法国油煎鱼、凉拌卷心菜、莳萝泡
菜。
"还要什么？"她说。"来杯啤酒？"
他没说什么。看她还在那儿站着，他摇摇头。
她回来时提着壶，为她倒上了咖啡，也为那两个人倒上。而后，她拿起盘子，去取
冰咖啡。她拿着长柄勺伸手到大桶里去舀冰淇淋。白裙子猛地贴住她的屁股，慢慢爬上
她的大腿，露出来粉色腰带，结实的大腿，略发灰暗，还有些茸茸的细毛，血管闭露。
那两个坐在厄尔身边的男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个抬了抬眉毛。另一个嘻嘻地
笑着，一边用勺子往冰淇淋上浇巧克力糖汁，一边直勾勾地从杯子上方盯着多琳看。当
她开始摇那只装起泡奶油的金属盒时，厄尔站了起来，留下了他的饭菜，朝大门走去。
他听见她喊他的名字，但他还是径直往前走。
他看了看孩子们，然后走到另一间卧室，脱下衣服。他掀开床罩，闭上了眼睛，并
让自己沉入思考。那种兴奋感开始在他脸上作祟，而后就下窜进他的肚子和双腿。他睁
开眼睛，脑袋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地折腾。然后他侧过身，觉得困了。
早晨，多琳送孩子们上学之后，走进卧室，拉起百叶窗。厄尔早就醒了。
"你自个儿照照镜子瞧瞧，"他说。
"什么？"她说，"你说什么？"
"照镜子瞧瞧你自己。"他说。
"让我瞧什么？"她问。不过她已经朝梳妆台上的镜子望过去，把头发从肩头撩起来
。
"好吗？"他说。
"好啊，怎么啦？"她问。
"我什么也不想说，"他说，"不过我想你最好想想节食吧。我是认真的。很严肃。我
觉得你可以减掉几磅，。别生气。"他说。
"你说什么？"她说。
"我刚才说过了。我觉得你应该减掉几磅肉。几磅，就这样，"他说。
"过去你可没说过什么，"她说。她把睡袍撩到屁股上，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腹部。
"过去我没觉得这是个问题，"他说。他斟酌着字句。
睡袍仍堆在多琳的腰上，她又转向镜子，仔细地看着她的肩膀。她用一只手捧起半
边屁股，又放下。
厄尔合上了眼睛。"可能是我太蠢了，"他说。
"我想我能减一点。不过很难。"她说。
"你说得对，是不容易。"他说，"不过我会帮助你。"
"可能你是对的，"她说。她把睡衣放下来，望着他，而后，她又把睡衣脱了下来。
他们谈节食，谈蛋白质节食法、蔬菜节食法、葡萄果酱节食法。不过他们发现他们
没钱买蛋白质节食法所需要的牛排。多琳说那些蔬菜没有一样是她喜欢的。而且，由于
她并不怎么喜欢那种葡萄果酱，所以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这种节食法。
"好了，忘了这事吧，"他说。

"不，你是对的，"她说，"我会采取些措施的。"
"运动怎么样？"他说。
"在那儿，所有需要做的运动我都做了。"她说。
"那就别吃东西了，"厄尔说，"好在就几天。"
"好吧，"她说，"我试试吧。我试几天。你说服我了。"
"我是名助手，"厄尔说。
他查了查他们活期存款上的余额，然后开车到减价商店，买了一架浴室秤。在女店
员记录销售额时，他看了看她。
回到家，他让多琳脱光衣服站到秤上。他看见那些血管时，皱了皱眉头。他以手指
为长度量着她的大腿。
"你在干什么？"她问。
"没什么。"他说。
他看看秤，在一张纸上写下了那个数字。
"就好啦，"厄尔说，"就好。"
第二天下午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跑外谈的事。雇主是个大块头，他一瘸一拐地带厄尔
到库房去看那些竖立的设备。他问厄尔能不能经常出差。
"当然能，"厄尔说。
那人点点头。
厄尔笑了。
他打开房门之前，就听见电视的声音。他从起居室穿过，孩子们连头都没抬。多琳
在厨房里，穿着工作服，正在吃搅拌蛋和腊肉。
"你干什么呢？"厄尔说。
她继续嚼着食物，两腮鼓着。不过她马上又把所有东西都吐到抹嘴布里。
"我忍不住了，"她说。
"大胖子，"厄尔说，"吃吧，继续吃吧！继续吃啊！"他走进卧室，关上房门，躺在
床罩上。他仍能听见电视声。他把手垫在头下，凝视着天花板。
她打开门。
"我再试一次吧，"多琳说。
"好吧，"他说。
第三天早晨，她把他叫进浴室。"看看，"她说。
他念出秤上的数字。然后拉开抽屉，拿出那张纸，他又念了一遍秤，她笑了。
"减了四分之三磅，"她说。
"有进步，"他说，拍了拍她的屁股。
他读过分类广告，就去州职业介绍所。每隔三天或四天，他就开车到什么地方和人
见面，晚上回来数他拿的小费。他把一元硬币放到桌上，然后把五分镍币，一角硬币和
两角五分硬币一元一元地码起来。每天早晨，他都要她过过秤。
两周内，她的体重就少了三磅半。
"我吃得很少，"她说，"我一整天都饿着自己，上班时才吃一点点。凑成一顿。"
但一周以后，她竟一下子少了五磅。再一周后，九磅半。她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宽
松了。她只好去租了身套装。
"上班时，人们老议论一些事，"她说。
"哪种事？"厄尔说。
"一件事是，我的脸色太苍白了，"她说，"我都不像我了。他们担心我体重掉得太多
了。"
"掉肉又有什么不好？"他说，"你不必理睬他们。让他们别管别人的事。他们又不是
你丈夫。你不是非和他们生活不可。"
"可我非得和他们一块儿干活不可，"多琳说。
"这没错，"厄尔说，"但他们不是你丈夫。"
每天早晨，他都跟着她走进浴室，等她站到秤上去。他跪着，手里拿根铅笔、一张
纸。纸上写满了日期、星期几、数字。他读完秤，就对照纸片看看，既不点头也不噘嘴
。
多琳现在呆在床上的时间多了。孩子们去上学以后，她就又躺倒床上睡觉，下午上
班之前还要午睡。厄尔帮她照顾家务，看看电视，让她睡。所有采购的事他都包了，还
不时出去与人面谈。
有一天晚上，他打发孩子们睡了觉，关了电视，决定出去喝几杯。酒吧那时已经打
烊了，他就开车去了咖啡店。
他坐在柜台前，等人来服务。她看见了他，说："孩子弄妥了？"
厄尔点点头。
他抓紧时间点菜。她在柜台后面转来转去，他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最后他
要了份乳酪包。她把点菜单递给厨子，又去招呼别的顾客。
另一名女招待提着咖啡壶过来，给厄尔的杯子倒满。
"你的朋友叫什么?"他问，朝自己的老婆点头指了指。
"她叫多琳，"女招待说。
"她跟我上次来这儿看着好像不一样了，"他说。
"我不知道，"女招待说。
他吃着乳酪包，喝着咖啡。不断有人在柜台前坐下，又有人离去。大部分柜前的客
人都是多琳招呼的，其他女招待偶尔也过来开菜单。厄尔看着他老婆，非常留心地听着
。他因为要去洗手间，不得已离开了座位两次。每次他都怀疑他会不会漏掉了什么事没
听见。第二次回来，他发现他的杯子不见了，位子也被一个人占了。他从柜台的头上端
了只垫凳，放在一位穿条纹衬衣、年龄稍长的人身边。
"你要什么？"多琳又见到厄尔时问道。"你还不该回家啊？"
"给我来杯咖啡，"他说。
厄尔旁边的人正在读报。他抬了抬头，看多琳给厄尔倒了杯咖啡。多琳走开时，他瞥了
她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看报。
厄尔咂着咖啡，等那男人开口。他斜着眼睛瞟着他。那人吃完以后，把盘子推到一边。
他点上一支烟，把报纸在眼前对折起来，继续看。
多琳走过来，撤走了脏盘子，又给那人添了咖啡。
"你觉得那东西怎么样？"多琳走到柜台那边时，厄尔下巴点着她问那男人。"你不觉得
她有点儿特殊吗？"
那人抬起头。他先看多琳，又看厄尔，然后就低头看他的报纸。
"嘿，你觉得怎么样？"厄尔说，"我问你呢。看着好还是不好？告诉我。"
那人把报纸翻得哗啦哗啦响。
多琳又朝柜台走过来，厄尔拍拍那人的肩说道，"我告你点儿事。听着。看看她的屁股
。现在你瞧这个。我能来一杯巧克力圣代吗？"厄尔朝多琳叫道。
她在他面前站定，呼出一口气。而后她转身取下一直盘子和冰淇淋勺。她靠到冰柜边，
弯身下去，把勺伸进冰淇淋里。厄尔看了看那男人，多琳的裙子爬上她的大腿时，他朝
他眨眨眼。不过那人正在和另一位女招待眉目传情。然后，他就把报纸夹在胳膊下，伸
手去掏兜。
那另一位女招待径直朝多琳走过来。"这演员是谁？"
"哪个？"多琳四处张望着问，手里还端着冰淇淋盘。
"他呀，"那女招待说，用下巴指指厄尔。"这自作聪明的家伙究竟是谁？"
厄尔的脸上挂上了他最绝妙的微笑。那笑容持续了很久，直到他觉得脸都快变形了才收
敛起来。
但那位女招待非要探究他，多琳慢慢摇了摇头。那男人在他杯子边放了些零钱，然后站
起身，不过他也等着想听听回答。他们都瞧着厄尔。
"他是个推销员。他是我丈夫。"多琳终于说道，耸耸肩。她随后把没盛完的巧克力圣代
推到他面前，转身给他结算去了。
END

　她说这话倒不是卖弄聪明，而是想弄清事实或是弄清百分比什么的。我回答说，我们美国人也有除了茶别的什么都不喝的。我问她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坐一会儿。
　　“谢谢你，”她说。“也许我只能坐一小会儿。”
　　我站起身替她拉出一把椅子，我对面的那把，她在椅子前面四分之一处坐下，脊背挺得直直的，很自然也很优美。我走回到——几乎是急匆匆赶回去的——我的椅子那里，一心想接上让我打断了的谈话。但是我坐下后，却又想不起该说什么了。我又笑了笑，仍然极力不让我的煤黑色的填补物露出来。我说这样的坏天气出来真够糟糕的。
　　“是的，是够糟的，”我的客人说，声音一个个字清清楚楚，显然不是个爱闲聊碎嘴子的人。她把手指平放在桌子边缘上，像个做降神术的人似的，但是，几乎紧接着，又把双手拳了拢来——她的指甲是给啃嗑掉的，一直咬到肉根处，她戴了一只手表，是军用的那种，看上去几乎像是飞机驾驶员的精密计时器了。表面对于她纤细的手腕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看我们的唱诗排练了，”她平平淡淡地说。“我方才瞧见你了。”
　　我说我确实去了，而且从合唱中听出了她的声音，我说我认为她有一副非常好的嗓子。
　　她点点头。“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一名职业歌唱家的。”
　　“真的？是唱歌剧吗？”
　　“我的天，不是的。我要在广播电台上唱爵士，挣大堆大堆的钱。然后，到三十岁，我就退休并且住到俄亥俄的一个牧场上去。”她用手掌摁了摁湿漉漉头发的顶端。“俄亥俄你熟吗？”她说。
　　我说我有几次坐火车经过这个州，但是不真正熟悉。我问她要不要吃一片肉桂吐司。
　　“不了，谢谢你，”她说。“我食量真跟一只小鸟的差不多。”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告诉她俄亥俄有不少荒凉的野地。
　　“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跟我说过。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女教师这时使劲给她做手势，叫她回到自己桌子去——意思是别再打扰别人了。我的客人却若无其事地把她的椅子挪动了一两英寸，让自己的脊背完全阻隔了从自己桌子那边可能再传过来的任何联络信息。“你是在山上那所秘密情报学校受训的吧，是不是？”她冷冷地问道。
　　我跟旁人一样懂得要保密，便告诉她我因为身体不好才来德文郡的。
　　“真的呀，”她说，“我可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娃娃，你懂吗？”
　　我说她当然不是的，这错不了。有片刻工夫，我径自喝茶。我逐渐有点感到自己的坐姿不太好，便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一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好像还是比较聪明的，”我的客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告诉她，如果细细琢磨，说出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妄自尊大小瞧别人，我相信这样做与她的人品不大相称。
　　她脸红了——这又是在自动提醒我有点不注意社交礼仪了。“嗯。我见到的大多数美国人行为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永远彼此打打闹闹，还出口伤人，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干了什么吗？”
　　我摇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扔进我姨妈的窗子。幸好那窗子是开着的。你觉得这件事做得很聪明吗？”
　　那当然是不特别聪明，不过我没有这么说。我说在世界各地，许多大兵都远离家乡，只有极少数才在生活中获得比较多的补偿。我说我想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都是会理解的。
　　“也许是吧，”我的客人说，没有什么信心。她再次把手举到湿头发那儿，摸到几绺软疲疲的金发，想让它们盖住自己露出的耳轮。“我头发湿透了，”她说。“我难看死了。”她对我看了一眼。“干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打卷的。”
　　“我看得出来。看得出你头发是打卷的。”
　　“不是真的卷成一个个卷儿，而是挺有波浪形的，”她说。“你结婚了吗？”
　　我说我结婚了。
　　她点点头。“你深深爱着你的妻子吗？是不是我太关心别人的私人问题了？”

　查尔斯把他那双大眼睛睁着，表示他已经听到姐姐的威胁了，但除此之外也不显得特别在乎。他又闭上眼睛，继续把半边脸枕在椅座上。
　　我发表意见说，也许他应该把这一手——指做鬼脸发怪叫什么的——留到他能正式使用封号时表演。那是说，如果他也能有封号的话。
　　埃斯米瞪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有点像医生在诊断病人。“你的幽默感成色差点儿，对不对？”她说——带着点思念之情。“父亲总说我完全没有幽默感。他说我还不具备条件应付生活的挑战，因为我缺乏幽默感。”
　　我看着她，点燃了一根烟然后说，我认为，遇到要紧关头时，有没有幽默感并不起什么作用。
　　“父亲说是有用的。”
　　她这样说是出于对亲人的信赖，并非真的和我意见相左，于是我就赶紧扭转话题。我点点头说，她父亲也许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而我则是一时一地地看（这到底什么意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
　　“查尔斯极其想念父亲，”埃斯米沉默片刻之后说道。“父亲是一个极其可爱的人。他的相貌又是特别俊美。倒不是说一个人的长相有多么重要，不过他确实是俊美。以他这么一个难以逾越的[3] 宽厚平和的人来说，他的目光是极具穿透力的。”
　　我点点头。我说我猜想她父亲词汇量一定异常丰富。
　　“哦，是的，相当丰富，”埃斯米说。“他以前是一位档案收藏家——业余玩玩的，当然是。”
　　正说到这里，我感到上臂那儿挨了一下挺烦人的拍击，几乎能说是挨了一拳了，是查尔斯那个方向打来的，我朝他转过去，他现在坐的姿势还算正常，只是一个膝头窝在身子下面。“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什么话了？”他尖叫着问。“这是个谜语！”
　　我对着天花板沉思地把眼球转来转去，并且大声地把谜语重复了一遍。接着我作出被难倒的表情，说我认输了。
　　“墙角见！”他用最大音量嚷出了谜底。
　　对这场戏最感得意的正是查尔斯自己。他简直是乐不可支。结果是埃斯米不得不走过来捶他的背，就像对待咳嗽不止的病人那样。“行了，别闹了，”她说。她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不论见到谁都要把同一个谜语说一遍，每回都要疯上一遍。他一笑就跟犯病似的。好了，快停下来，行不行。”
　　“不过，倒是我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谜语之一，”我说，一边望着查尔斯，他正一点点一点点地平静下来。听到我的夸奖之后，他身子在椅子上往下缩了多半截，还用桌布的一角蒙住自己的脸，一直蒙到眼睛下面。接着他用露出来的两只眼睛看着我，那里面充满了慢慢消退下去的兴奋表情以及一种得意神色，因为他掌握一两个最精彩不过的谜语。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入伍之前是做什么事的？”埃斯米问我。
　　我说我还没有工作过，我从大学毕业只有一年，不过我总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专业作家。
　　她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发表过吗？”她问。
　　这是一个别人老爱问而我总觉得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从不一二三那样具体回答。我开始解释，美国的编辑如何只是一伙——
　　“我父亲文笔很漂亮，”埃斯米打断我的话。“我保存了一些他的书信，将来给后代人看。”
　　我说这主意听着觉得不错。我的眼光恰好又落在她那个表盘极大、像是读秒器的手表上。我问她，这表是不是原来属于她父亲的。
　　她低下头，很庄重地看了看自己手腕那儿。“是的，原来是他的，”她说。“是他在查尔斯和我疏散前不久给我的。”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双手从桌面移开，又说，“当然，纯粹是为了作个纪念。”她转移了话题。“如果你什么时候能专门给我写一篇小说，我会感到十分荣幸的。我可是个贪婪的读者呢。”
　　我告诉她，如果写得出我一定会写的。我说，不过说来惭愧，我绝不是一个多产作家。
　　“并不需要特别多产的嘛！只要写一篇不孩子气不那么傻的就行。”她想了一想。“我偏爱写凄苦的小说。”

　我说忘记是决不可能。我告诉她我以前从来没有专为任何人写过一篇小说，但是这样做的时机似乎恰好来到了。
　　她点点头。“要写得极其污秽凄苦，极其动人呀，”她建议道。“你对人世间的凄苦污秽多少有点了解吧？”
　　我说我不敢说了解得很透彻，不过好久以来，我已经越来越熟知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了，我会尽力做的合乎她的要求的。我们握了握手。
　　“我们没有能在不那么严肃的环境下相识，这不是挺遗憾的吗？”
　　我说是的，我说的确是的。
　　“再见，”埃斯米说。“我希望经历了战争后你身心都健康如初。”
　　我向她表示感谢，还说了几句别的什么，接着便看着她离开茶室。她走得很慢，像是在思索着什么，一边还摸摸发梢，看看干了没有。
　　下面便是故事中污秽凄苦，或者说感人的部分了。场景变了。人物也发生了变化。我仍然在故事里，不过从现在起，为了某种我无权公开的原因，我已把自己伪装得很巧妙，连最最聪明的读者也难以辨认出来。
　　胜利日[5] 几个星期之后，晚上十点半左右，地点是在巴伐利亚州的高弗尔特。参谋军士Ｘ正呆在一座老百姓住宅二楼他的房间里，早在停战之前，他就和另外九个美国军人驻扎在这里了。他坐在一张乱得没法看的小写字桌前的一把木折叠椅里，面前摊开着一本软纸封面海外版[6] 的小说，这书他读得很费劲。问题在他这方面，而不在小说本身。虽然军中特别服务部门每月送来的新书总是让住楼下的人抢着先挑，但是剩下倒像是他恰好想看的那些。可是他并不是经历了战争仍然身心健康如初的年轻人，因此一个多小时以来他都把几段文字读了三遍了，此刻他正逐个句子地重新读。他突然合上书，连读到哪里都没有作记号。他用一只手那眼睛遮了一阵，以挡住桌子上方那只没罩子的灯泡射出来的刺目、让人难受的亮光。
　　他从桌上的一包烟里取出一根，点燃了它，点的时候手指老是不断地轻轻碰撞。他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不知其味地吸着烟，几个星期以来他总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用舌头稍稍一顶他的牙龈就会渗血，可他又忍不住试着去顶；这是他在做的一个小游戏，有时候一做就是几个小时。有一会儿他坐着边抽烟边做这样的试验。可是突然，很熟悉的一种感觉像往常一样毫无预示就来到了，他只觉得他心里没着没落，悠悠晃晃的，就像头顶行李架上的一件行李没有系紧一样。他赶紧采取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做的补救措施：用双手紧紧按住两边的太阳穴。他紧按了有好一会儿。他需要理发了，头发很脏。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住了两个星期医院，洗过三四次头发，可是乘吉普车回高弗尔特，路很长，尘土飞扬，头发又脏了。到医院去接他的Ｚ下士还是按战时规矩把挡风玻璃全摇了下来，他才不管停战还是没停战呢。开赴德国的新兵有成千上万之多。只有把玻璃摇下来以战时的方式开车，才能显出自己跟他们可不一样，他绝不是什么刚来欧洲战区没见过一点世面的新兵蛋子。
　　Ｘ松开太阳穴后，开始朝写字桌面瞪看，那儿乱作一团，摊放着至少二十来封没打开的信和至少五六个未拆的邮包，全是寄给他的。他的手越过这堆东西拿起一本靠墙立着的书。那是戈培尔的一本大作，书名是“Die Zeit Ohne Beispiel”[7]。这是属于几星期前还住在这里的这家人家那个三十八岁还没结婚的女儿的。她原是纳粹党的一名下级官员，但是官阶又稍稍高了点儿，正好划进军队条令规定理应逮捕的范围之内。逮捕她的正是Ｘ自己。此刻，从他出医院回来的那天起，他第三次翻开老小姐的这本书并且读出写在扉页上的简短题词。是用钢笔写的德文，字很小，规矩的都有点拘谨了，写的是：“亲爱的上帝，生活是地狱。”没头没脑，别的什么也看不出来。在房间令人窒息的死寂里，书页上这孤单单的一句像是具有无可辩驳，甚至是经典性控诉的意味。Ｘ对着扉页瞪看了好几分钟，苦苦地抗拒着巨大的吸引力，不让自己为之所动。接着，怀着几个星期以来他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过的热情，他拿起一个铅笔头，在题词下面用英语写道：“父辈们师长们，我在考虑‘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不能去爱而受苦，这就是地狱。”他正要在这句话后面加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可是看到方才自己所写的字几乎完全辨认不清，吓得全身一阵寒颤。他合上了书。

　他急急地从桌子上拿起另一样东西，是他哥哥从奥尔巴尼[8] 发来的一封信。早在他住院之前这信就已经在他桌上放着了。他拆开信封，尽管决心不大还是想一口气把信读完，但是也仅仅是读了第一页的上半段。读到这几个字后他停了下来：“现在这场该死的战争结束了，你在那边也许有很多空闲时间，可否给孩子们捎写刺刀和卐字章来……”他把信撕掉，又低头看看字纸篓里的碎片。他发现自己没注意到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他能看到有个人的脚站在某处的一块草坪上。
　　他把两只胳膊放在桌上，把头枕在上面。他从头到脚都疼，所有的痛区似乎都是相互依存的。他倒很像是一棵圣诞树，上面电线都连在一起，只要有一只灯泡出了毛病，其他的也全都不亮。
门连敲都没敲就给砰地推开了。Ｘ抬起头，转过去，看到Ｚ下士站在门口。Ｚ下士跟Ｘ合开一辆吉普车，从Ｄ日登陆以后，他们共同一口气参加了五次战役。他住在一楼，每逢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或是自己有什么烦心事想发泄时，他总上楼来找Ｘ。他是个高大魁伟、很上相的年轻人，今年二十四岁。战争期间，一家全国性的杂志曾在许尔特根森林给他拍过照；他摆好姿势，一副求之不得的模样，一手提着一只感恩节火鸡。“在写信呀？”他问Ｘ。“天哪，这儿怎么阴森森的。”他总喜欢他进入的房间顶灯开得亮堂堂的。
　　Ｘ在座位上转过身子，请他进来，还让他小心点别踩着狗。
　　“别踩着什么？”
　　“阿尔文。它就在你脚边，克莱。把那盏鬼灯帮我打开，行不？”
　　克莱找到开关，按亮了顶灯，然后走过这狭窄的用人房模样的小屋，在床边坐下，面对着房间主人。他那刚梳过的砖红色头发上还滴着水，为了弄顺自己的头发他每回都要用上不少水。跟往常一样，他那件黄绿色衬衫右面口袋里鼓鼓地塞着一把梳子，是带自来水笔卡子的那种。左边口袋上方，他别着步兵战斗部队徽章（严格说，他没有戴的资格），别着欧洲战区勋标，上面有五颗铜星，表示参加过五次战役（他没有换成一颗银星，这相当于五颗铜的），还别着“珍珠港前即已服役”勋标。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我的好基督嗳。”其实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部队里全这么说。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磕出一根，把那包烟放回去，重新扣上兜盖。他一边抽烟，一边心不在焉地打量着房间。最后，他的目光落到那只收音机上。“嗨，”他说。“过几分钟就要广播那台精彩节目了。有鲍勃·霍普[9] ，好多大明星都参加演出呢。”
　　Ｘ拆开一包新的烟，说他自己刚刚关掉收音机。
　　克莱情绪一点儿没受到打击，他看着Ｘ在费劲地点烟。“耶稣呀，”他说，起劲得像个热情的观众，“你看看你那双不争气的手。小子哎，你是不是在打摆子。你自个知道的吧？”
　　Ｘ总算把烟点着了，他点点头，还说克莱眼睛真尖，再小的事儿也瞒不过他。
　　“不跟你开玩笑，嗨。我在医院见到你时差点儿没晕过去。你跟一具尸体也差不离。你掉了多少肉？几十磅？你可清楚？”
　　“我不清楚。我不在的时候你收到的邮件正常吗？有洛雷塔的消息吗？”
　　洛雷塔是克莱的女朋友。他们准备一等条件许可就马上结婚。她来信很勤，那可是个乐园，里面孳生着许许多多三重惊叹号和意思不甚精确的叙述描写。战争的全过程中，克莱给Ｘ大声念了洛雷塔所有的来信，不管它们写得多么亲热——事实上，越亲热克莱就越是来劲儿。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读完后总要求Ｘ帮他谋划或是敷衍成一封复信，要不就是帮他往里面嵌进去几个怪唬人的法语或德语词儿。
　　“有的，我昨天刚收到一封她的信。在我房间里呢，呆会儿我拿来给你看，”克莱没精打采地说。他在床边坐直身子，屏住呼吸，打了个长长的响嗝。他像是对这个成就比较满意，就又放松了下来。“她那操蛋哥哥因为坐骨有毛病要从海军退伍了，”他说。“他倒有坐骨可以倚仗呀，这狗杂种。”他再次坐直想打第二个嗝，可是这次成绩差点儿。他脸上出现了一些警觉的神情。“对了，趁我没忘赶快说。咱们明天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要开车去汉堡还是哪儿，给整个支队领艾森豪威尔式外套。”

　Ｘ满怀敌意地看着他，说自己可不想要什么艾森豪威尔式外套。
　　克莱显得大为惊讶，几乎有点受到伤害似的。“哦，这种外套很不错的！看上去很帅。你怎么回事儿？”
　　“不为什么。干吗让咱们五点钟起床？谢天谢地，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不清楚——咱们得赶回来吃午饭吧。他们又领来一些新表格要我们午饭前填好……我问过布林为什么不能今天晚上填——那些鬼表格他都领来了就在他桌子上放着呢。可是他不想现在就拆包，这狗娘养的。”
　　两人默默无言地对者着，都在生布林的闷气。
　　克莱突然盯着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更大的——兴趣。“嗨，”他说。“你还不知道你那半边该死的脸抽搐得很厉害吗？”
　　Ｘ说他知道得很清楚，一边伸手上去捂住痉挛的部位。
　　克莱瞪看了他一会儿，接着说，口气很轻松，仿佛他有什么大好消息要传递似的，“我写了封信给洛雷塔，说你精神崩溃了。”
　　“哦，是吗？”
　　“是的，她对所有这类事感兴趣得要命。她正在专门念心理学呢，”他直挺挺地在床上躺了下来，连鞋也不脱。“你知道她说什么来着？她说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战争这些事就精神崩溃的。她说你说不定是属于不稳定型的，你这倒霉的一生就是这样的。”
　　Ｘ把双手捂在眼前——床上面的灯光像是真要把他刺瞎了——回答说，洛雷塔能把事情看得这么透，这真叫人高兴。
　　克莱斜瞥了他一眼。“听着，你这杂种，”他说，“她对心理学上的问题看得可要比你透得多。”
　　“能劳驾把你那双臭脚从我床上移开吗？”Ｘ问。
　　克莱把他的脚举起“甭教导我该把脚往哪儿放”那样长的几秒钟，然后扭了下身子，坐了起来。“反正我是要下楼去了。他们在沃克房间里开着收音机呢。”可是他仍然不从床上下来。“嗨。我方才正跟楼下那个叫伯恩斯坦的新兵蛋子说呢。记得那回我跟你开车去瓦隆涅[10]吗？咱们挨了他妈的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炮轰，还有咱们趴在那个洞里，那只该死的猫跳到吉普车的顶蓬上，我开枪打它的事？记得么？”
　　“记得——别再开始唠叨猫的事了，克莱，真是烦透了。我不想听这事。”
　　“我不是要说这事儿，我光是说我把这事在信里告诉了洛雷塔。她跟心理学课全班学生讨论了这件事。在班上和班下。连那该死的教授和许多别的人也都参加了。”
　　“那很好。不过我不想听它了，克莱。”
　　“不，你知道洛雷塔说为什么我那么来劲儿给那猫一枪吗？她说我是暂时性精神失常。不开玩笑。是因为炮轰什么的引起的。”
　　Ｘ将手指插进他的脏头发，往后梳理了一下，然后再次用手挡住灯光。“你没有精神失常。你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你打死了那只小猫咪，任何一个人在这情况下都会毫不迟疑那样做的。”
　　克莱用猜疑的目光看着他。“你他妈的说些什么呀？”
　　“那猫是个间谍，你必须对准它使劲开枪。那是个披着件廉价皮毛的德国侏儒。因此绝对谈不上有野蛮、残忍、卑鄙，甚至是——”
　　“他娘的！”克莱说，嘴唇绷得紧紧的。“你说话就不能正经点吗？”
　　Ｘ突然一阵恶心，他在椅子上猛地转过身子，抓过字纸篓——总算还来得及。
　　等他直起腰，把脸对着客人时，他发现克莱很困窘地站在从床通向门的半路上。Ｘ本想说几句道歉的话，但又改变主意，伸手去拿烟了。
　　“咱们下楼去听电台里的霍普表演吧，我说，”克莱说，他虽然想躲远点但仍然力图表现得友好一些。“会让你舒服些的。真的。”
　　“你先去吧，克莱……我要看看我收集的邮票。”
　　“是吗？你还集邮？我怎么不知道——”
　　“我只是说着玩儿的。”
　　克莱慢慢地朝门口走了两步。“我也许呆会儿要开车去艾赫斯塔德，”他说。“他们那儿有个舞会。没准会一直跳到半夜两点。要去吗？”
　　“不了，谢谢……我可以在房间里练舞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