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电影史，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女性文学研究
与其说这是一部中产阶级的婚恋喜剧，不如说这部电影是为一群准中产在经历中产的梦破碎后的疗伤大餐。整个疗伤过程犹如一阵缓和、芳香并且真诚的致幻剂，让那些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追梦人倍感温暖和体面。
这部电影可以从两个视角出发进行比较。
第一个是《杜拉拉升职记》那样的标准的中产阶级婚恋喜剧，第二个是电视剧《蜗居》，一个描写中产梦破碎后的社会悲剧。
选择这两个角度，是因为《失恋33天》是这两者之间的结合体——一部中产梦破碎后的婚恋喜剧。

文章太长……改天再打。

先来说前者，《杜》可以称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婚恋喜剧，是因为在电影中不管是角色设置、主人公的人生际遇、主要场景、还是输出的价值观，都带有鲜明的中产阶级指向。电影可以概括为一个有一点小能力（我没看到杜拉拉有多么有能力）在职场上步步高升，又因为一点小姿色（杜拉拉也没有多漂亮）在情场上找到乘龙快婿的女性发迹故事。
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主人公：顺，顺利得无与伦比。这种顺利的程度已经不能用有付出就有收获来比附了。这部电影还让人难以忘怀的便是那些琳琅满目的消费景观以及让人目不暇接的激情和艳遇。这是一个让所有做着中产梦的普通人都会心驰神往、艳羡不已的人生际遇。
这些人中自然包含着大量的郭海藻和黄小仙们，但这种心驰神往却只能是悬在半空中的感官愉悦，在满怀喜悦地走出电影院后便迅速落地。
观看此类电影获得的满足，与观看神话、传奇，甚至迪斯尼的童话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大部分观众已经可以自觉指认出这只是一种虚拟的满足，不会把自己的感情和遭遇投射在银幕中的人物之中。也正因为如此，《杜拉拉》不会让人觉得切中要害，又舒缓人的神经而让温暖起来。
因为这些不是神话式消费所能提供的文化功能，但是《失恋33天》却可以。

中产阶级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暧昧、混沌的词语。新世纪以来，不管是媒体还是学界都对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有所争论和建构。
我比较倾向的观点是，中产阶级在中国目前是一个数量不少但比例极小的阶层——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做着中产阶级梦的却是大多数。目前的现实是，从心怀着中产梦的准中产到成为真正中产的追梦道路已经越来越艰辛和坎坷，甚至被阻塞住了。整个社会正向流动的驱动力已经远远不够让这些追梦人去完成他们的梦想，追梦换来的可能是梦碎后的伤痕累累。
所以杜拉拉的故事只能是个传奇。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前几年火过又被叫停的电视剧《蜗居》描写的就是一群怀揣中产梦的群体在追梦的过程中疲惫、狼藉、受挫、毁灭的故事。这是一种落地而不再悬空的叙述，观众可以对号入座，看到现实的生活，而不是以远观的姿态去仰望那些华丽的消费景观。
但同时，它也只能让人觉得切中要害，但依旧不会让人觉得舒缓温暖。因为它带给人们的过于惨痛——一种无法愈合，或者说相对接近真实的惨痛。而且，这也不是一部被叫停的片子所能提供的文化功能，但是《失恋33天》却可以。

综上，《失恋33天》拥有着前者观影时的欣喜愉悦的满足感，有着后者切中要害的现实感，也就因此承载了两者都不具备的疗伤功效。用这么多笔墨来介绍《失恋33天》文本以外的话题，是想以此作为观照来指明这部电影对现下的中国，有着特定的超越之处，并且在下面的文字中会继续与这这两个文本进行观照式的解读。

值得一提的是，《蜗居》和《失恋33天》的导演都是以关注现实题材著称的导演滕华涛。同一个导演，同一群演员，同为现实题材，从《蜗居》到《失恋33天》，从郭海藻到黄小仙，从悲剧到喜剧，从暴露伤口到治愈伤口，从现行意识形态的反抗者成为守卫者，从被广电叫停到高票房，可以由此窥察出主流文化日益隐晦的书写策略和日渐强大的文化功能，以及现实题材和主流意识形态互相渗透、苟合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在《失恋33天》的观影热潮所涌现的积极口碑中，“接地气”和“疗伤”是最常出现的两个关键词。“接地气”是指影片没有落入《非诚勿扰2》和《杜拉拉升职记》那种由华丽和空洞的符号所堆砌的俗套中，而是直接地袒露现实社会中年轻人的困惑、矛盾和遭遇。
附注：接地气参见《“新中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叙述》、《开放时代》

“疗伤”这个词除了被当做观影的最大感受，也是影片宣传时的主打牌。在预告片中，主创人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这部电影能给大家一种希望，也许爱情并不完美，把相爱写成相爱过，分手不见得是件坏事，而是一个重生的开始。”
这句话基本可以提炼出影片的疗伤逻辑。
但我认为这是导演的谦虚，电影的宣传语实际可以是：“也许中产梦并不完美，把追梦写成追梦过，梦碎不见得是件坏事，它是一个重生的开始。”
影片发挥的疗伤功效早已超越了爱情，观其内容，导致受伤的又岂止于失恋？这部电影只是借助于失恋这一小窗口为观众进行了一次全身排毒。黄小仙和王小贱的形象可以看做是在大都市中打拼的年轻人缩影，他们怀揣着中产梦，有着会有的一切困惑：就业压力、工作压力、租房压力、失恋……从这个角度来说，杜拉拉、郭海藻和黄小仙其实并无差别，她们是同一个梦中的三个女人，年龄相仿，条件相似，三人在追梦的过程中都会有艰辛和失落。
但因不同的文化表述，而有着迥异的命运……三个不同的追梦结果：一个顺风顺水，一个满身苍夷，一个虽败犹荣。这个转败为荣的过程其实就是治愈伤口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地方。

如何转败为荣？这部电影实际上可以浓缩为一个救赎尊严的故事。

主人公黄小仙在电影的前三分之一可以用颜面扫地、灰头土脸来概括，但在结尾脸上飘扬着收获的喜悦、幸福而淡定的笑容。影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也是影片情节发生逆转、主人公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段落。
黄小仙在马路上拼命追赶陆然的出租车，希望可以挽回失败的爱情，最后被王小贱一巴掌扇醒，坚定了自我意识。
这时候，片子出现了一句黄小仙的自白：“世上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即使肮脏，余下的一生，我也要和这自尊心如影相伴。”
这句话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救赎尊严的过程，我认为这句自白可以当做这部电影的箴言。电视剧《蜗居》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活得特别没有尊严，他们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也不是期望不劳而获，相反，他们善良、勤奋，受过良好教育，并非该被社会淘汰的群体，但是他们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过上自己想要的、并非奢侈的生活，他们在追梦的过程中四处碰壁，心酸憋屈。郭海藻之所以会喜欢宋思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宋能带给她有尊严的体面生活，带给她的家人体面的生活。
这种体面，不等于富贵、奢华，而是尊严。
在《蜗居》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以及权力的附属品金钱能带来尊严，而普通人的艰辛奋斗渐渐与之无缘，当人们难以通过正向的社会流通渠道获取尊严，梦碎之后，没有尊严就是最大的症结，也是最大的伤口。
在《33天》的表述中要解决的就算这个问题。
该影片的定位就在于通过一种特定的文化表述使梦碎后的主人公重获尊严，治愈伤口。

影片中李可的负面形象发挥着救赎尊严的重要功能。李可是影片中唯一一个完全以负面形象出现的角色，物质庸俗、无脑愚蠢、刻薄刁蛮。电影还赋予了她一个媒介话语歧视中的典型符号——河南人。
最重要的是，她是凭借自己的美貌嫁给魏依然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靠奋斗和打拼。电影把黄小仙这个“代表广大草根女性”（黄小仙语）的代言人与李可这个类型的女性放在了对立的位置。这种对立的关系除了体现在黄与李的结怨中，还集体体现在黄小仙和魏依然的假约会之中。
这次约会可以说是影片传达的婚恋价值观和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迷思隆重上演之处。

黄小仙在拒绝了魏依然的亲吻后说：“有一种姑娘爱你的方式是把你带到新天地下面，给你一个机会为她们消费。另外一种姑娘是把你骗上来，真心实意地和你在好风景里接个吻，让你看看北京的小夜晚有多梦幻。”
在这句话中出现了一种二元对立，两种姑娘的对立；下面和上面的对立；消费和看风景的对立，并在这种对立中赋予后者充足的价值肯定。通过这种价值肯定的方式，可以获得平衡、补偿的能量。大多数女性观众在听到这句台词时，会很容易把自己和黄小仙这种真心实意陪你看小夜晚的姑娘对号入座。
所以这不仅是对黄小仙的补偿，更是对一批观影者的补偿。

但问题是，这种二元对立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回避了很多更加复杂的问题。

在这种表述中，消费和风景，物质和精神，依傍他人和自己奋斗，经济上的优势和价值上的优势，是成为二者不可兼得的对立物。并且在这种对立中提供了一个贫比富更优越，更可贵的价值幻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