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当把阿尔贝特•史怀哲的《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译成中文时，在中文版的《译者的话》中，我写道：“作为西方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辉代表，史怀哲体现了古希腊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和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完美结合。史怀哲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享有声望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家，同时又是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医学博士。然而，史怀哲给人印象最深之处并不是他的多才多艺，而是他对人类苦难的无比同情和极其热忱的献身精神。

值得欣慰的是，《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出版后，受到了我国广大读者的喜爱。现在，几乎15年过去了，我的感受不仅仍然如此；而且，由于最近翻译了《对生命的敬畏 —— 阿尔贝特•史怀哲自述》（为便于中国读者了解其主题，改用此书名。此书原名为《阿尔贝特•史怀哲读本》），这一感受变得更强烈了。据此，以下我想依据《对生命的敬畏 —— 阿尔贝特•史怀哲自述》中的材料，围绕其人格特征谈些感受，供此书的读者参考。

为此，他不喝肉汤，去教堂不愿穿大衣，不愿戴时髦的水兵帽，平时只穿木鞋。总之，史怀哲不愿意自己与其他乡村男孩显得两样，尽管为此吃了不少苦头。由此可以看出，史怀哲的道德敏感性、他的爱心很早就表现了出来。

当然，青少年时代，史怀哲的爱心首先表现在“为在世界上所看到的痛苦而难过”上。各种动物遭受到的折磨，使他难受。不为动物祈祷，使他迷惑不解。为了避免伤害小鸟，宁可被同学们嘲笑。为打了狗而内疚，为骑累了马而不安，甚至有了阻挡别人钓鱼的勇气，等等。用他自己的话说：“思想不应该杀害和折磨生命的命令，是我青少年时代的大事。”

“正是从这种震撼心灵并经常感到惭愧的经历中，我逐渐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条件下，我们才可以给其他生命带来死亡和痛苦。”由此可见，史怀哲成年后提出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是与其自幼就具有的道德敏感性和爱心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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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怀哲家庭的生活状况来看，既不富裕，更谈不上显贵，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甚至还比较拮据，但父母家庭生活的氛围是和谐的、富于文化教养和道德情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史怀哲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艺术才能逐渐显现。这种洒满阳光的生活，又引起了史怀哲的深思：“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多么的幸运，这种想法渐渐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我日益明白，我没有内在的权利，把我幸运的青少年时代、我的健康和我的才能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我们大家都必须承担起世界上痛苦的重负。”这就是史怀哲所说的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中的第二件大事：关于个人幸福权利的思考。第一件大事即从小就“为充满在周围世界中的痛苦而难受”。作为思考的结果，史怀哲决定：“30岁以前献身于布道、学术和音乐生活。然后，……就要作为一个人走直接服务的道路。”不是尽力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是反思自己是否有权利心安理得地享受已有的幸福。显然，只有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才会这么思考问题。

史怀哲决定放弃自己在欧洲的宗教、学术和艺术方面的锦绣前程，从30岁开始学医，然后到赤道非洲为黑人义务救死扶伤。在我们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出自其诚挚爱心的崇高行为，是一种自我牺牲的道德壮举。但史怀哲的自视并没有那么高，而只是质朴地认为：由于必须为青少年时代的幸运做些事情，他的这一选择导致“除了外在的幸福之外，我现在还获得了内在幸福。”从而，当遭到亲友的误解和责难时，当有人要求他提供关于志愿行为的建议时，史怀哲就不仅坚持认为自己的计划是一种合理的冒险，而且强调它并非出于不稳定的情绪，而是基于成熟的考虑：“那些有幸能够从事自由的个人服务的人，应该把这种幸运接受下来，并由此变得谦恭。他们必须想到别的也愿意并有能力这去做的人，但没有被允许去做。”这里没有丝毫道德上的优越感，而只有充分的义务意识。在当代社会志愿者行为已经普遍化的条件下，了解一下史怀哲这位“老志愿者”对自己行为的理解，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阐述其“在赤道非洲纯粹为人类服务的计画”和动机时，史怀哲还深刻地批判了当时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国家在海外并不是备受赞誉的文化国家，而是强盗国家。……我不想列举”基督教“民族在海外所做的一切：他们如何在法律的藉口下掠夺土著的土地，他们如何使土著成为奴隶，他们如何唆使人类渣滓侵凌土著，特别是我们用烈性酒和所有别的东西系统地毁灭了土著，这是什麽样的暴行啊！为了激起土著的反抗，我们德意志帝国在西南非洲干了些什麽？我们现在又在干什麽？在歼灭了他们之后：我们大笔一挥就夺走了其土地，而他们则一无所有。……我们必须赎罪，为我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所有暴行赎罪，也为我们没有在报纸上看到的、被原始丛林的黑暗和沉默掩盖了的、更糟糕的所有暴行赎罪。” 这些论述表明，史怀哲的爱心行为不仅是其个人道德完善的体现，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批判意义。1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回顾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是不能忘记史怀哲的这些批判的。

史怀哲在非洲为黑人救死扶伤的志愿行为，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的；不是轻松的，而是艰难的。正是在漫长的、极为艰辛的行医过程中，史怀哲的爱心从一种从小就具有的伦理情感，发展成为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韧不拔的道德行为，使自己成为20世纪西方行动人道主义的象征。50年之久，在筹措资金和物资时，在面对灾难性的疾病时，在与黑人打交道时，在建设和管理医院时，在遭遇饥荒和战争时，史怀哲碰到了多少困难啊！直至90岁的高龄，史怀哲从未停息过。正如他本人所说：“在这里坚持自己纯粹的、人道的人格，并由此坚持作为文化承担者的能力，是非常难的。”没有坚强内心信念的人，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更谈不上要坚持50年之久了。而在此，诚挚的爱心就成为史怀哲的精神力量：“在远方行医，如果我把这看作我的人生使命的话，那么我就履行了耶稣及其宗教的命令。同时，我也就依据于基本的思想和观念。那些应该在黑人那里做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不应该是一种”善功“，而是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

二、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以上从自幼就具有的道德敏感性，为世界上的痛苦而难过，反思个人幸福生活的权利，意识到能够从事自由的个人服务的幸运，对“基督教”民族在殖民地所犯罪恶的批判，几十年在远方行医的信念等方面，初步概括了史怀哲人格的第一个基本特征：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可以说，仅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行动，他的言论，他的思想，就足以使我们感叹和深思。但是，充满爱心，即使是他人格构成中的最重要因素，毕竟还只是史怀哲伟大人格的一个特征。除此之外，史怀哲还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思想深刻的人。因此，为了充分理解其人格的全部特征，我们在把握史怀哲的“充满爱心”之后，还要了解其全面发展和思想深刻的特点。

就史怀哲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而言，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他在少年时代并不是一个”神童“，甚至谈不上是一个”好学生“。只是在音乐方面，由于父亲在学前就给他上课，因此较早学会了即兴演奏。在文理中学和大学时代，由于有幸得到管风琴大师欧根 • 明希和夏尔• 马里耶维多尔的指导和提携，并积极参与了当时正在复兴巴赫的活动，史怀哲逐步成长为一个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专家。同时，由于继承了外祖父席林格尔对管风琴制造的热忱，史怀哲还”为真正的管风琴“而斗争，其撰写的《德国和法国和管风琴制作艺术和管风琴艺术》，成为国际音协相关章程的基础。

“”你不知道，音乐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多大的益处‘，每当叔祖母催我去弹钢琴时，她总是这么说。当然，她不可能知道，音乐将帮助我筹集到建立丛林诊所的资金。” 实际上，后来的经历表明，史怀哲的音乐才能不仅为其事业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在非洲可怕的单调生活中，音乐才能能为其人道行为的精神慰藉：“午饭后和下午在诊所继续工作之间的休息时间，我把它献给音乐，礼拜天下午同样如此。由此我也感受到了远离世俗的工作对我的赐予。因为，与先前相比，我在这里学会了更质朴和更内在地把握许多巴赫的管风琴作品。为了能够在非洲坚持下去，人们必须要有精神的劳作。值得注意的是，有教养的人比没有教养的人更能够承受在丛林中的生活。因为前者的身心得到了恢复，而后者则没有。”

此外，从史怀哲童年时对写圣诞信件的害怕，文理中学初期由于耽于幻想而被要求退学的情况来看，他和一般的乡村少年实在没有什么两样。幸运的是，由于叔祖父母的严厉管教，特别是老师维曼博士的影响，史怀哲觉醒了，从此成为一个好学生。从大学时代起，深刻和严谨的义务意识已经成为史怀哲的自觉行为。除了从事艺术活动等之外，在全盛时期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受到杰出的教授的指导，他以过人的精力同时学习神学和哲学，深入地思考《新约》福音书中的重要问题，探讨康德的宗教哲学思想，于1899年和1900年先后获得了哲学博士和神学博士的学位。

从史怀哲的学术才能来看，可以说他首先具有广博的人文学科知识。除了对巴赫的研究之外，史怀哲对《新约》福音书的研究，被人称为“找到了末世论解释的金钥匙”，在基督新教的耶稣研究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使徒保罗的神秘主义》确立了其作为神学家的专业声望，至今仍然是德国新教神学系的基础用书。史怀哲的哲学研究也是广泛和深刻的。除了对康德宗教哲学的研究之外，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哲学和伦理学史，对印度和中国的哲学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写下了大量专著，并由此为创立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奠定了深广的理论基础。要知道，史怀哲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大量论著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这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但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史怀哲虽然在人文科学领域内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文学者。他还是一个医学博士，是一个在非洲丛林行医半个世纪的医术全面、经验丰富的医生。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史怀哲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