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皆知，关汉卿曾自称是“铜豌豆”，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这话出自他的赠女演员珠帘秀的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其隔尾曲道：“子弟每是个茅草岗、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踏踏得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其尾曲道：“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的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棉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鬼神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期间才不向烟花路上儿走。”
这段文字多年被选入高中教材，作为知识卡片，附在课文《窦娥冤》之后。那“铜豌豆”一词是宋元时期青楼妓院的老鸨用来比喻老风月男人的，是烟花柳巷之中对老狎客的称呼。于是有人很不明白，这么一篇吹嘘狎妓鼓吹浪荡的作品，实在与崇高无关，为什么还会年年被选入语文教材，使学生误学呢？

关汉卿究竟是“伟大的元代戏曲战士”（田汉语），还是“彻底的风流浪子”（刘大杰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说起。宋末元初，蒙古族入主中原，对汉文化和汉儒极端仇视和排斥，取消科举制达七八十年之久，并将知识分子打入四等十级中的最低层，当时就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大量关汉卿这样的中原文人失去了读书考试而优则仕的晋升机会，他们满腹的文学才华高远的志向抱负被社会搁置弃用。于是上流社会不屑的勾栏瓦舍就成了他们演绎杂剧才气和寻找自身成就感的最好场所。同时，从另一方面看，宋代后期，城市有了很大的繁荣。元代使中国广阔领土实现了大统一，国内外交通非常发达，北京、杭州、泉州都是世界性商业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经济逐渐发展，居民迅速增加，广大市民对文娱生活要求日益迫切。在两宋大城市里终于出现了综合性的大型游乐场所——瓦舍。接着，在瓦舍内又出现了专门演某种伎艺的勾栏（剧场）。瓦舍伎艺的出现在中国文艺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在此之前，虽有零星商业性文艺班社在城市流动演出，但总的看，中唐以前的文艺演出多是由宫廷和贵族供养的艺人为他们取乐而进行的，一部分民间庙会节庆日演出，一般也由地方筹资或用公益收入开支，不是经常性的商业经营。只有瓦舍伎艺才是经常性商业经营，瓦舍艺人靠勾栏卖艺谋生，他们不再是宫廷和贵族私有，而是广大市民用出钱观赏的方式集体供养的演员。瓦舍艺人在经济上摆脱了皇室和贵族的依赖，思想上也出现了摆脱他们控制的趋势。

元代勾栏比两宋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它是元杂剧演出的主要基地。勾栏剧场的兴旺要求一支戏剧创作队伍提供足够数量的脚本，关汉卿等杂剧作家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们的创作不是为了自吟肺腑，而是为向市民演出写脚本，提笔运思之际就在考虑市民观众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宋元时期市民成分很驳杂，但以商人和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市民毕竟已不同于封建阶级的社会力量，在市民社会里毕竟正在孕育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且确实有些新的因素在滋生。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杂剧正是以这样的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基础，在市民的娱乐场所瓦舍勾栏里成长起来的。

……
元代书会才人，既侧身于勾栏瓦舍之间躬践排场，也就同时混迹于行院青楼之中结偶倡优。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他们的生活少不了烟花风月的因素。据《录鬼簿》记载，王实甫是“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智谋。”康进之是“偕朋携友莺花市”。高秀文是“花营锦阵统干戈，谢管（馆）秦楼列舞歌。”白仁甫是“拈花摘叶风诗性，得青楼、薄幸名。”刘唐卿是“莺花队，罗绮丛，倚翠偎红。”如此等等。因此，了解了宋金元时期书会才人的生活环境，我们就不应再按照现代道德观、按照“无产阶级戏曲战士”的理想形象去描绘关汉卿。同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关汉卿在他“不伏老”套曲中对自己生活和思想性格所作的表白。
我们对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所自述的生活情状，既不必有意为贤者讳，也不要把它夸大为主流和本质。关汉卿作此套曲绝不是什么“吹嘘狎妓鼓吹浪荡”，烟花风月对于当时的书会才人只是一种生活“常态”，没有谁不让他这么去生活，他这么去生活既没有阻力也不用冒险，他最多是说自己不年轻了，可这也用不着煞有介事气冲牛斗赌咒发誓地发表宣言，更用不着对珠帘秀——一个非常了解他的艺伎，一个令他同情与他相好多年的女人去说这么些话。关汉卿在中年以后作此“不伏（服）老”套曲，其曲意韵深沉，语势狂放，活脱脱蹦出个放荡不羁、不甘屈辱、我行我素的“浪子”形象。曲中有两个自述：一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踏踏得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一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显然是在隐喻。他在隐什么？他在喻什么？虽说当时书会才人不再依附于皇宫贵族，但统治者仍颁有“乱制词曲、恶言犯上”者处死刑的明令。关汉卿作品又多是揭露封建统治黑暗腐败，同情下层妇女苦难，表现她们反抗并揭示她们崇高精神境界的内容，因此他是在承受着压力，冒着风险的情况下搞创作。该曲表面说一些追欢狎妓的过头话，实际是严肃地将“编杂剧，撰词曲”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并表露出誓不伏（服）老的坚定决心。当然，不服老，人还是渐渐老了，因此他说自己是翎毛已青苍的老野鸡。一丝哀意很快又随情感的冲动而烟消云散，这一切不过是些“窝弓冷箭蜡枪头”，诗人并“不曾落人后”。虽说是“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接下来借对“铜豌豆”的描写，用五串形容植物之豆的衬词来修饰“铜豌豆”，赋予它坚韧不屈、与世抗争的特性，从而体现了自己为世不容的焦躁和不屈，喷射出一种与传统规范相撞击的愤怒与不满。这就是套曲的所隐所喻。关于这一点，田汉在他创作的话剧《关汉卿》中有最深切的理解。话剧以关汉卿创作和演出《窦娥冤》的前后遭遇为主要线索，集中表现了关汉卿同情热爱下层人民，以杂剧为武器，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在受到威胁和迫害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实现理想的崇高精神。同时也表现了朱帘秀（即珠帘秀）等演员（艺伎）“用演剧为武器，用生命来斗争”的崇高品格。

关汉卿一生不仅创作了六十多个剧本，还有大量的散曲作品。他创作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已知的二百四十余位元代剧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创作不仅扩大了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领域，而且缩短了文学艺术与人民的距离，他将元杂剧推向了一个更为璀璨的巅峰。关汉卿就是这样个“铜豌豆”——一个桀骜不顺的“浪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剧作家。
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窦娥冤》和《南吕一枝花·不伏老》要选入高中语文课本了，并且还应该明白，它们确实与“崇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