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我还在五道口一家网站做实习编辑，挣得很少，但是为了能让我每天少坐几站公交，媳妇还是就近租了间一居室。
不到50平的老房子，一个月2300块，年付。虽然是北四环外，但毕竟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的学区房，再加上国企家属院的治安和物业也都不错，所以能以这个价钱租到，我和媳妇已经很开心了。
那时工作忙，常常后半夜回家。媳妇是自由职业，长期一个人在家，平时几乎见不到我。为了给她找个伴，我特意跑了趟昌平，买了只拉布拉多陪她，取了一位美国歌手的名字——迪伦。
社会上常说的那些弱势人群，在我们小区基本上都可以见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每次半夜写稿的时候，我都会把音乐放到很小的声音，以免吵到楼上神经衰弱的老人，抽烟的时候也记着躲开小孩。除此之外，在这个院子的生活几乎是很自在的。但是随着迪伦越长越大，这种轻松的氛围开始慢慢消失。每次牵着他出门，即使伦伦一声不吭，也会有许多经过的老太太说：哎呀，养这么大狗多吓人啊。然后神色匆匆地绕道而去。我一直搞不明白，这些白发苍苍，老的甚至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头老太太们，怎么就被一条有绳子牵着的狗给吓住了？
于是媳妇换了更短的绳子，我也把伦伦牵得更紧，每次出来，依然很守规矩地拾掉伦伦的粪便。到了后来，为了避免与老人们相遇，我们甚至只在半夜和清晨人少的时候才出去溜溜他。但是几次告状后，楼长和居委会大妈还是找我谈了话，并以报警相威胁，媳妇因此委屈得不行。公司不给转正，房租压力越来越大，邻居之间不好相处。于是没过多久，我们搬到了房租相对便宜不少，也不禁养大型犬的东五环外。那是在2011年。
我记得搬家那天正赶上十一前，我借了辆凯越，怕堵车，于是选择半夜十一点钟出发，但也足足开了四五十分钟才到。当时的东五环外总给我一种盘古开天地的混沌感。马路南北基本都是待拆或在建的房子；朝阳北路在修地铁；公路表面已经被大型渣土车压得坑坑洼洼，行车线永远看不清楚；施工围栏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圈地运动，今天圈了这边，明天围了那边；几个破了灯罩的紧急信号灯歪七扭八地杵在边上，混乱不堪；由于没有探头，甚至没有路灯，夜里施工的大车经常满载着一车没有覆盖物的渣土疾驰而过，挂档闯红灯时的动作，快得让人连红色尾灯都看不见。

因为是新开发的地段，很多房子还在装修，一共就三栋楼的小区里堆得全是装修材料和民工的盒饭，每天早晨八点准时被叮叮当当的电钻或大锤声吵醒，到了晚上，仅有的几栋楼里几乎没有亮灯的。伦伦似乎是因为换了新环境，越来越沉默，每天坐在窗前往外面看，因为楼下没地方，于是我就总琢磨着能有个地儿，能让他多跑跑。
后来我选择在晚上车少的时候，带他去朝阳北路上的绿化带跑跑，那比较宽，两边还有成排的灌木丛围着，虽然每次看到呼啸而过的大车，都是人心惶惶，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告诫自己：离他再近一点，再看紧他一点。
但是后来伦伦还是出事了。那是在一个狂风肆虐的晚上，气温首次到达冰点以下，黑夜以征服一切的姿态将他带离我们身边。我下楼看到伦儿的时候，媳妇已经哭得精神恍惚摊倒在地，我脱下衣服裹住伦伦，不停地招手拦车，但没有一辆车停下帮助我们，巨大的压抑感和愤怒让我浑身抖动。那天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城市感到绝望。
在朋友帮助下，我们把它埋在不远的一个郊野公园。之后的日子就是常去那里，看看伦论的新家，那有干枯的大池塘，无人管理的破烂茅草屋，以及一大片的芦苇荡和杨树林，我有时候想，伦轮终于不用再随我们东奔西跑了。
有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不去想起这件事，就和媳妇一起把自己圈在房子里，整天不出门，什么事都不做，但还是怕过每一个晚上。后来我们决定就陪着伦儿吧，于是在小区里买了套最便宜的房子，房子的窗户正对着朝阳北路，望下去，就是伦儿出事的地方，我还拆下了和伦儿一起租住房子的门牌，贴在新房子上，怕他想回来时认不得新家的门。

后来，Nani爹妈准备怀孕要孩子，Nani被送往了遥远的亚洲中部——新疆，Lucky爹每天在北京就是陪着客户应酬，要么不在，要么就是出差考察，没人可以那么长时间地去照顾Lucky，所以Lucky也早已远走海南,由爷爷奶奶收养；在屡败屡战的数次尝试后，Sugar妈一直没有钓到理想中的金龟婿，最后在房价更为便宜的燕郊买了房子，下个月就要说再见。所有的看过一圈后，几乎熟人之中，就一黑一白可以作伴，黑色的是Kevin，白色的是我们家妞妞。
最近北京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打狗月，而且号称是史上最严厉的一次，范围扩大到了五环外，我们小区也在管制范围内，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要迫离开自己的主人。有时候我看着妞妞发呆，情不自禁地就想起了迪伦，也想起那些离开妞妞的小伙伴们。
狗镇虽然还在，但是已经无狗。
只是希望所有爱过你们的人，都可以围在你们身边，化作一堵温暖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