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烟台百年建筑－－亚洲近代第一所保龄球场所在地 芝罘俱乐部

话说芝罘俱乐部② 几番扩建样貌变

图3：中间呈方形的建筑就是芝罘俱乐部，其右边的两栋建筑就是滨海饭店，在其房顶上还可看到名称。
芝罘俱乐部1906年初次扩建后的样子，目前的资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通过一张当时的明信片，还是可以看到大致的样子(图3，见于哲夫、王景文编《烟台旧影》，香港凌天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9页)。从这张明信片下端的文字可知，这是由当时的烟台沙泰公司(H.Sietas &Co.)印制的。
根据《图说烟台1935-1936》一书的记载，沙泰公司是一家德资公司，在1894年就创办了一份英文报纸《芝罘快邮》(ChefooExpress)，这是山东第一份英文周报。从外观来看，这张明信片上的芝罘俱乐部和图2中的样子基本是一样的，但在其建筑的外立面多出了一个近似于房间的部分。此外，在芝罘俱乐部的前面还多出了一排平房，从位置来判断，应该是后面芝罘俱乐部的附属设施。这应该就是芝罘俱乐部1906年扩建后的样子。

图4：烟台山下雪景，中间的建筑为芝罘俱乐部。
在《烟台旧影》第22页所收录的另一张沙泰公司印制的关于烟台冬季风光的明信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芝罘俱乐部的身影(图4)。这张明信片所反映的芝罘俱乐部外观和图3是完全一样的。可惜这两张明信片都不是实寄片，没有明确时间记录。

图5：1906年从烟台寄往法国的明信片

图5所示明信片的背面
但在《烟台旧影》第102页中还收录了一张同样由沙泰公司印制的明信片(图5)，其风格与图3和图4是基本相同的，所以极有可能这几张明信片是一套或一个系列，时间极可能是同时。这张明信片是一张实寄片，邮戳日期是1906年。

图6：1907年从烟台寄出的美国客邮明信片

图7：1906年从烟台寄出的明信片
此外在《烟台旧影》第105页和135页所收录的明信片资料中，还有两张沙泰公司印制的明信片，实寄时间分别是1907年(图6)和1906年(图7)。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图3和图4中所反映的芝罘俱乐部，应该就是1906年芝罘俱乐部第一次扩建之后的样子。

图8：芝罘俱乐部，紧邻旁边的红色屋顶建筑就是滨海饭店。
从记载来看，芝罘俱乐部的第二次扩建发生在1913年，扩建后的芝罘俱乐部面貌，我们从《烟台旧影》第26页中的另一张明信片中也可以有所了解(图8)。这张明信片上注明是芝罘俱乐部(ChefooClub)，是一张实寄封，邮寄票戳就为1913年。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芝罘俱乐部是一座呈四方形、蓝色屋顶的建筑。相比较于图2和图3，这时的芝罘俱乐部体量明显增大，最突出的变化，是其正立面由拱形的窗口(或者是外廊的门洞)成为方形的立柱，明显有一个更为宽敞的外廊。此外，在图3中看到的芝罘俱乐部建筑前的一长排平房也不见了，显得芝罘俱乐部的外观更加整齐。特别是图8和图2角度基本一致，更能看出这些细微差别。

图9：海滨饭店，其两栋建筑屋顶上还明显写有饭店名称。
又根据《图说烟台1935-1936》一书的记载，“在1913年，芝罘俱乐部与毗邻的海滨饭店合并，为了满足饭店的观海要求，芝罘俱乐部再次得到扩建。”可见1913年芝罘俱乐部的扩建，非常重要的是将紧邻的海滨饭店并入。
海滨饭店是一家德国人开办的饭店，在烟台也有很久的历史(图9)，在图2、图3中就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在图2、图3中，可以看到海滨饭店是由两栋两层的建筑组成，最明显的，是在这两栋建筑的屋顶上，都特别写着“BEACH HOTELCO.”(海滨饭店的英文名称)的字样，这的确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做广告的方法，这说明在图2、图3时期，海滨饭店和芝罘俱乐部是分别存在的。

图10：这张明信片实寄于1906年，其上教堂边的建筑就是海滨饭店，其屋顶上还有名称，近处围墙就是芝罘俱乐部围墙。
在《烟台旧影》32页收录的另外一张实寄于1906年的明信片中(图10)，虽然只有芝罘俱乐部的围墙，前面的海滨饭店也没有照全，但依然能清晰看到海滨饭店屋顶上有英文字母。但在图8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蓝色屋顶的芝罘俱乐部紧邻的原海滨饭店的红色屋顶上，已经没有“BEACH　HOTELCO.”的字样了。这应该就是书中记载将海滨饭店并入的结果。
此外，在1923年由郑千里编纂出版的《烟台要览》一书中也记载：“芝罘俱乐部：外国总会(Chefoo Club)，外国公会为侨烟外人之公众娱乐机关，设在东海岸街，旁山近海，空气极佳。该会陈设甚阔，凡餐堂歌场球台浴室，并运动场所等等，无不齐备。主其事者，为和记洋行大班，并各著名之外侨等，凡外人之公众宴会，悉于该会举行之。”由此可见，经过1913年的改造，芝罘俱乐部已经是“陈设甚阔，凡餐堂歌场球台浴室，并运动场所等等，无不齐备”。同时这一记载还告诉我们，至少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芝罘俱乐部主要还是由英资和记洋行来经营的。

话说芝罘俱乐部③ 西方人的社交中心
关于芝罘俱乐部最详细的文字介绍，应该是出版于1936年的《图说烟台1935-1936》一书，其中记载：“芝罘俱乐部成立于1865年，当时是通过个人募捐建造了这座建筑。芝罘俱乐部最初的规模较小，但随着俱乐部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在1906年就得到大规模扩建。在1913年，芝罘俱乐部与毗邻的海滨饭店合并，为了满足饭店的观海要求，芝罘俱乐部再次得到扩建。到了1931年，芝罘俱乐部又再次经过了一次彻底的重建。今天，芝罘俱乐部拥有优美迷人的环境，舒适完备的设施，坐落在交通方便的烟台海湾之畔，是这座城市社交活动的中心。芝罘俱乐部功能齐全，能提供各种服务，堪称中国最好的社交俱乐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870年，为了满足人们的娱乐要求，这里还建造了在整个亚洲的第一座保龄球馆。在夏季，这里给客人提供有游船和游泳服务，在冬天，则安排有羽毛球运动。”
关于芝罘俱乐部1931年的这次“彻底的重建”，在图像资料中也得到证明。从之前那些图片来看，虽然芝罘俱乐部在1906和1913年经过两次扩建，但扩建的规模都不是很大，可以说只是小规模的整修。芝罘俱乐部最大规模的整修，应该是1931年的这次。这次重建，据说是由烟台市基督教葡萄山教会牧师卜尔耐特设计，德成营造厂建造。

图11：1936年的芝罘俱乐部
在《图说烟台1935-1936》一书中，收录了一张注明是1936年的芝罘俱乐部照片(图11)，可以看出与以前相比，整个外观和结构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本上就是现在芝罘俱乐部的样子。这时的芝罘俱乐部整体呈木石结构，总高四层(地下一层)，建筑面积约3100平方米，具有浓厚的英国建筑特色。屋顶四面坡红瓦，在陡立的屋坡上有一排阁楼窗。整座建筑面东背西，有双层柱廊，其廊柱有方形、圆形，柱身仿照西洋古典式，但均作了变形处理，建筑内部设计有舞厅、康乐球室、游艺室等各种娱乐活动间。一、二层东向皆有外廊，供在室外眺望海景，二层南北皆设阳台。
一层的保龄球馆，就是上文记载建造于1870年的亚洲第一个保龄球馆，需要注意的是，这也是第一次有关这座保龄球馆的记载。

图12：芝罘俱乐部会员合影，拍摄于1931年俱乐部重修之后。
此外在本书中，还收录了一张当时的芝罘俱乐部会员的合影(图12)，并且注明拍摄于1931年芝罘俱乐部重新修葺之后。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成员都是西方人，看不到一个东方人的面孔。

抗战时期落入日人之手
　　抗战爆发之后，芝罘俱乐部被日本侵略者当局关闭。虽然没有明确文献记载之后芝罘俱乐部的归宿，但在1940年由日伪烟台市公署情报宣传室策划，委托鲁东日报社组织编纂出版的《烟台大观》中记载：“烟台唯一之社交机关之东亚俱乐部，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一月三日设立，现在会员，日人100名，中国人260名，共达360名，济济多士，可谓极会务繁荣之盛事，利用集会娱乐等以愉悦会员精神，有撞球、桌球、麻雀、围棋、将棋(象棋)、杂志、报纸等高尚消费品，食堂等设备更为适合。”虽然在本书中并没有提到“东亚俱乐部”就是在原芝罘俱乐部设立，但文中提到在“东亚俱乐部”的娱乐项目中有一种“撞球”，“撞球”就是保龄球，根据《图说烟台1935-1936》的记载，芝罘俱乐部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建有一座保龄球馆，这座保龄球馆不管是否真有那么久远的历史，但至少在日本侵占烟台之前肯定是存在的，除此之外，再未见到在当时的烟台还有第二座保龄球馆，无疑从中透露出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烟台后，就是在芝罘俱乐部的原址上建立了这座“东亚俱乐部”。

图13：日本侵占烟台时期的东亚俱乐部
此外，在《烟台大观》一书中还收录了一幅“东亚俱乐部”的照片(图13)，虽然是一张侧面照片，也不是非常清晰，但还是隐约可以看出是芝罘俱乐部旧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烟台，胶东行政公署于同年10月在这里成立烟台外事特派员办公厅，负责处理胶东解放区涉外事宜，烟台市长于谷莺兼任特派员（后由姚仲明兼任）。1947年2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石臼港办事处迁往烟台，短暂在此办公，称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台办事处，当年9月该机构撤销。

话说芝罘俱乐部④ 看那一出出历史大戏（上）
100多年来，作为这座城市的社交中心，芝罘俱乐部像一位时间老人，矗立在烟台山下，默默注视着这座城市，看风卷云舒，观沧海桑田，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目睹了峥嵘时代的变换，而它本身，就是一座历史舞台，上演了一出出悲欢苦甜的历史大戏。以下几个事件，可以说，就是发生在这座舞台上的精彩片段。
甲午战争中国惨遭失败后，为了早日结束战争，189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中国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在谈到条约北京批准后的换约问题时，根据当时日本首相、日本首席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的意见，双方商定在烟台最后换约生效。5月3日，光绪皇帝在条约上加盖国玺，正式予以批准。随后，清政府派伍廷芳、联芳为钦差换约大臣，来烟台与日方换约。关于《马关条约》在烟台的具体换约地点，历来争论颇多，代表观点有王建波(《烟台晚报》2009年2月11日)、孙为刚(《烟台日报》2008年8月2日)、金延铭(《烟台要事考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都各有一定道理，总体来看，还是王建波先生的看法，即在芝罘俱乐部的可能性颇大。
为了准备烟台换约，李鸿章与时任登莱青道道台的刘含芳多有电文来往。刘含芳曾向李鸿章多次电告有关事宜，其中讲到：“东使公馆已备定德国大客寓一所，楼宇院落颇宽。”表明烟台地方官员为日方全权大臣伊东巳代治一行准备的住处，是一所德国大客寓，有楼宇与院落，且颇宽敞。
根据日方全权大臣伊东巳代治归国后对天皇的复命书中的相关内容：“臣于接到道台回答之同时登岸，进入彼方已准备妥当之旅馆。其接待极其隆重，旅馆内外以及沿途警卫亦甚森严。当时召伍、联两大臣来旅馆，举行第一次谈判。当夜臣前赴彼之公署，首先查阅其全权委任状。”可知伊东一行在烟台的住处，应就是中方为其准备的旅馆，即所谓“德国大客寓”。
但这所大客寓究竟名称如何，有两份看似矛盾的原始文档，一称为“海滨饭店”，一称其“顺德饭店”。
日方在战争期间发表的相关战报中对换约过程有所记述：“全权大臣于五月一日由西京出发，五日到旅顺，至大总督府有所密议，六日从旅顺出发，七日到芝罘。中国预先以居留地的海滨饭店作为办理大臣的旅舍，巳代治一行乃投宿于此。中国的换约全权大臣为伍廷芳及联芳，已经在芝罘。于是，即日彼我大臣在我旅馆第一次晤面。八日，在公署广仁堂会晤四次，批准交换的手续才告完成。是日两国全权大臣签字交换证书如左。”这份记载表明“海滨饭店”是日方住处的名称，且也证明其即是中国预先安排的旅舍，是第一次谈判会晤之所，位于外国人居留地内，因而“海滨饭店”当是这所德国大客寓的名称。
这所海滨饭店，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图9中的海滨饭店，这座饭店，在1893年东海关关册中所绘的“烟台港市区域图”中就有记载。在图9中，可以清楚看到屋瓦上“BEACH HOTEL”的字样。
但在相应的中文记载中，双方会面的地点却变成了“顺德饭店”：“下午六点钟，廷芳等往顺德饭店与伊使见面”，“十四日午刻，伊使派汉文翻译楢原陈政来云：‘奉伊使谕来告，本日两点钟如不换约，渠等当即上船回国。’闻其言深诧异，当往顺德饭店会晤伊。”“是日三点钟往晤伊使。……散后回馆，接奉电旨，准令互换……至十点钟带同随员翻译前往顺德饭店。”
伊东巳代治的复命书和“换约大臣伍廷芳与日使伊东问答”均是换约结束后当事人对换约过程的总结，为事实记录，不可能有误；日方战报中的“海滨饭店”，一定是根据其英文名称翻译所得。而海滨饭店也的确是德资所建，符合“德国大客寓”的描述。而中方文献中出现的“顺德饭店”，目前所了解的中文文献中并未出现过，以中日换约之重大，其记录不可能不严谨，因而“顺德饭店”也不可能是“利顺德饭店”之误。也可能“顺德饭店”本身就是BeachHotel的中文名称。因为从双方记载来看，并未在饭店安排上有什么冲突。
因此《马关条约》在烟台的最后换约之所，就是这座位于海岸街的海滨饭店（BeachHotel，也或者就叫顺德饭店）。随着历史推移，根据上文的记载，在1913年芝罘俱乐部扩建时，就将海滨饭店并入，成为芝罘俱乐部的一部分，而在1931年芝罘俱乐部重建时，更是将海滨饭店和原芝罘俱乐部拆除，建成了至今依然基本保存完好的芝罘俱乐部。因此，追根溯源，笼统将芝罘俱乐部作为中日《马关条约》换约地，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的“马关条约”词条中，就是这么记录的。
因为只有换约之后，条约才能最后生效，因此，当年《马关条约》在烟台换约，称得上是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最为轰动性的事件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这是日本崛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更是因为由俄、法、德导演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在烟台换约期间达到高潮。根据现在所见的各种史料记载，就在换约之前，英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国的驻华公使和这些国家的海军舰队，就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相继来到烟台，密切关注换约的最后结果。为了向日本施加压力，主张“还辽”最力的俄罗斯甚至将其远东舰队悉数集合在烟台海面，并将战舰上的不必要的物资拆卸下来，放置在芝罘俱乐部对面的海岸上，以表示俄罗斯随时作好了与日本开战的准备。正是在这些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日本才不得已吐出了已经“吃到腹中的肥肉”，最后以3000万两白银的要价，作为退还辽东半岛的“补偿”。《马关条约》在烟台换约，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马关条约》割领土之多、丧主权之重、偿赔款之巨，开创了《南京条约》以来的新记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