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都问我：“青春校园的题材你写吗？”我稍微想了想，说：“不是我不写，而是不会写。”我一开始的确对青春文学比较抵触，后来才想明白，“汉学院”这样高深莫测，读者买了门票进来，自然是要符合他们口味的。就像一个大园林，总有一处风景可以使观众喜爱。后来也尝试起过几篇青春故事的开头，总是笔到中间，就草草断了。或者剑走偏锋，又成了自我的东西。一个写作者太注意自己文学创造的未来走向，不算一件好事，但也绝不顶坏。仿佛一个人的自由被围剿了，形如傀儡。又似乎成了造文工具，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我总把自己当成园子里的一棵树，茁壮成长，根深蒂固，随着年轮，越长越广，树就越高，看得更远，眼界更宽。纵使园子里风向再变，也要笔直生长。如果依赖风向去妥协自生存在，树就越长越畸形，也是低到尘埃里的。也或许有一种可能，写作者就像一颗蒲公英，被风一吹，落到哪里，哪里就是它生长的土壤，哪里都能成长起来，但这毕竟比较艰难，也容易迷失方向。初写文章，自以为任何题材都能掌握。无论是言情小说，还是历史故事，更甚的有武侠，家庭伦理。浩瀚天地，要怎样就怎样。但文章写到最后，却越发感到拘束。好的小说要有现实的东西做底。凭空捏造的总是带有一点虚幻的感觉，不给观众实沉的力量。
比如有一次，我看到新闻上一个90后杀人犯在法庭上微笑求死的照片，妄想吧他的故事写出来，但写了几万字就把稿子全撕了。写不下去，太深了，深到不可见底，就像外国人到中国看故宫，你不了解它的历史，也是走马观花，品不出什么高深意味来。走马观花固然无用，但即使去和当事人深度交谈，或去故事的背景地往上两三个月，搜索素材，资料研究，感受当地空气的浸染。用处不会太多，但好歹有了见识。比如我的一个长篇小说里要写维和部队1992年去柬埔寨维和，和一个妓 女发生的爱情故事。我采访了很多当时维和部队的人，甚至亲自开拨去了柬埔寨，花了300块钱找了一个中国云南偷渡过去的妓 女，让她一整夜在房间陪我聊天。到最后，我发现落实在文字里的东西少得可怜。
这是让写作者比较失落的事。又比如，有一次半夜我到湖边散步，看到一轮满月。我信手在手机上打下这样一行字：“月亮满了，光溢了出来，流淌在满片天空，流出生命的哀伤。一点点的小星星是她哀弱的安慰。”回到家我把这句话腾在了稿纸上，腾着腾着，一篇小说就出来了。我就知道，其实一个写作者，只需要老老实实的生活。他写自己能够写的，无所谓其它。文字是找不来的。它就像一段爱情，需要邂逅。写作者为什么总是喜欢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呢？因为他们总是避免雷同的尴尬。以不同的手法描写同样的题材是太困难的事，不如索性在题材上大刀阔斧。然而这也不大能实现。有几个人拥有像卡夫卡一样的想象力，拥有像三毛像高尔基那样的富裕时间到处流浪。其实还是我们多虑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题平常了。正因为它的平常，所以我们可以从各个剖面去写它。如果哪一天，作者我们说没得题材可写，那想必不是题材的问题，而是作者本人江郎才尽。即使有人给他崭新的故事蓝本，照样会被他写出陈腔滥调。
写作，是作者与自己的文字谈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