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怀哲的这本《中国思想史》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和他其他的著作相比都算得上是默默无闻了。其主要原因在我看来大致有三点：首先，本书在史怀哲生前未能出版，甚至他在生前仍然未能将此书彻底地完成；其次，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德国的汉学界，史怀哲的这分手稿得到了不无争议的评价（参见本书序言其后记）；最后，人们对于史氏的认识还仅仅局限在医生、音乐家的哲学家，其他方面的光芒令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他还曾经认真而系统的阅读过中国古代思想方面的著作，并对其有过专门的著述。

惊讶之余便是担心，担心自己无力胜任此书的翻译。然而在哲学系方向红老师的鼓励之下，我终于鼓起勇气，迎接了这次挑战。《中国思想史》的德文版在贝尔纳特坎普夫和约翰·苏尔谢两位编者的努力下，于1999年在德国出版。至今，时隔十年，这本论述中国思想的书也终被译成中文，与中国的读者见面。然后，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史怀哲的手稿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距今天已经有了七十多年；此外，两位编者是在未能出版的遗存手稿基础上将此书整理出版的，因此，本书在完整性、全面性和时效性上都打了一定的折扣。那么本书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又将如何去阅读此书呢？

本书除了德文版序言和后记外共分为《印度和中国思想史》(1939/1940年稿)、《中国思想史》(1937年稿)和《附录》三个部分。其中以1939/1940年稿的《印度和中国思想史》这一章节内容最为完整，体系最为全面。它以非常小的篇幅介绍了印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然后用绝大部分的篇幅介绍了从先秦到晚清中国思想的一个发展历程。当然，史怀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并且对儒家、道家（道教）以及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做了一些独具匠心的探讨。

1937年稿形成较早，从内容和体系上看均不及1939/1940年稿来得完整全面，这也是德文版编者将之放在第二部分的原因。1937年稿与1939/1940年稿是同一部著作在不同时期的两个不同版本，因此，它们在内容上有重复之处，同时1937年稿又有自己很有特色的章节。《附录》部分则是史怀哲的草稿，很多地方还只是一些写作计划和比较零散的篇章。

两位德国编者无法将其归入前面正文的部分，但为了让专门的研究者和有特别兴趣的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史怀哲著作的全貌，他们仍然将这些不成熟的文字予以了保留。译者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当以第一部分（1939/1940年稿）作为蓝本，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了解史怀哲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的脉络；在把握了全书的总体构架之后，再就某个专题从第二部分（1937年稿）以及《附录》中寻找相关章节进行对比阅读。

“史怀哲一直致力于按照对生命的敬畏的伦理观来归纳人类的思想史，中国思想史是其宏大的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现实意义的计划的一部分。”这句话在译者看来，既点明了史氏撰写的《中国思想史》的动机，又揭示出这部思想史中包含的伦理观点的思想主线，无论对于本书中略微提及的印度思想，还是对于中国思想，史怀哲都根据生命和世界观将之分成肯定观和否定观两大潮流，然后根据这两大潮流的发展以及相互的作用来分析和阐述思想史的发展。

同时，敬畏生命和伦理生活的原则又是史怀哲衡量思想的一杆标尺。弄清楚这一点后，对于1939/1940年稿当中较大篇幅的介绍印度思想及其发展史的内容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史怀哲其志并不在于研究中国思想这一个单一的研究对象，而是整个人类的思想；另外一方面，印度思想史中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和否定观的关系及其互动发展与中国思想正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在印度，两种潮流是交替发展；而在中国，两大潮流则是并行不悖，只不过自然思想的潮流从一开始就比道家神秘主义更为繁盛。对这样两个有着悠远的思想史的东方大国的思想发展史略作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译者看来，本书翻译出版在以下的两个方面有着填补空白的意义：首先，在史怀哲研究领域来看，本书的翻译出版无疑是对国内史怀哲研究的一大贡献，同时也将使人们对史怀哲及其思想宝库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研究史怀哲的思想时，必不可少的就要了解他的生平及其著作，从而慢慢探究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理清一条主线。《中思思想史》一书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和重构史怀哲思想体系和大厦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史氏对中国思想流派的阐述和评价中，我们完全可以解读出其思想倾向性，这当然是其本身的立场和思考的出发点的显现；比如，对于中国民间伦理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善待生灵的劝诫”的伦理思想，史怀哲认为它从中国思想自身当中萌生出来，“而并不像一直说的那样受到佛教的影响”。这和史氏试图以“敬畏生命”的原则来归纳人类思想的尝试是完全合拍的。其次，对中国思想以思想史的研究，史怀哲的这本《中国思想史》也是一家之言，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动机下，对中国思想及其发展史的一种独到解读，它必然能够丰富中国思想史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