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听众都没有资格要求一个音乐家写出你想要的那种作品。这是常识。但是,全世界的评论家们都会不知不觉越俎代庖把自己期待的结果强加在音乐家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
许巍最近出了新专辑《此时此刻》,前几天听了一遍 ,初听下来,感觉许巍在音乐上确实下了不少工夫,但是歌词仍然陈词滥调。如果说许巍的嗓音是一件乐器的话,那我宁愿把《此时此刻》当成纯器乐作品去听。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1994年,许巍带着一盘样带,里面只有两首歌:《两天》和《青鸟》,来到北京,找到红星音乐生产社,希望那个香港老板能像发现郑钧一样发现他,给这个同样来自西安的歌手一个机会,而他内心也很清楚,他会用这个机会证明自己是中国最棒的摇滚歌手。当我听完《两天》——那还仅仅是样带,真的被震住了——我看到了中国摇滚的未来,他的名字叫许巍!当时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这么绝望啊?
1995年春节,我去西安玩,住在许巍家,五天的时间,我们睡觉的时间加一起不到15个小时,那时候俩人简直有点疯狂,像他妈一对初恋的情侣一样有说不完的话,舍不得睡觉。许巍跟我讲了一遍他不算漫长的艺术人生,他真的就像后来田震唱红的那首《执着》一样:“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希望有一天向全世界兑现他的一切承诺。而我一直提醒他,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真的变成一个签约歌手,会身不由己,音乐会像促销打折一样让你在各种规则下让步妥协。我知道,那个时期的内地唱片业全他妈是胡来,没几个明白啥叫唱片工业的人。许巍非常单纯天真,某领导训斥香港记者的那段话用在当时的许巍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大概是1995年4月份左右,红星音乐生产社告诉许巍,他可以在一份合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了。许巍拿着合同问我有什么问题。我从合同上面看不出有什么不公平的条款,只是2+2的方式会不会把他给限制住。因为当时我判断,许巍第一张专辑一定会火的,你想想,连《执着》这样的歌许巍都看不上,《两天》他都不想收在专辑里,那时候他住在我家,他随便弹两下吉他,出来的旋律绝对可以《执着》和《两天》灭了。而我觉得,红星音乐生产社是否能让许巍发挥出更大能量——我一直对一个香港老板做内地摇滚乐有点偏见,我觉得他做不好。所以给许巍的建议是,慎重一点,别把自己给废了。但是合同是范本合同,跟郑钧签的也是这份。那时候许巍只有音乐没有话语权,最终,他还是在这份合同上签了字。当然,我也乐观地认为,只要唱片公司给许巍最大的自由,他一定能成为最牛逼的摇滚歌星。
在许巍跟红星签约后,我跟他几乎没什么联系了。1997年,我知道他要出新专辑,就跑到北京西边的老山——红星公司采访许巍。整整有快两年没有见过许巍,他的状态让我很意外,那个当初跟我在一起天上地下扯淡的许巍消失了,在一个不到八平方米的狭小的宿舍里,许巍像一只霜打的茄子,有点蔫。我当时不知道这两年许巍是怎么度过的,直到2009年,许巍个人演唱会前,我到香山采访他,他才把那段生活和盘托出——他被折磨的得了抑郁症。回到家里,我拿出《在别处》,一首一首听下来,才恍然大悟,我想不出许巍是在多么绝望的状态还能把这些歌写出来,那不是一个我在西安见到的爱开玩笑又有点敏感的许巍,那是一个绝望无助茫然失措的许巍,那时候他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在“两天”中度过的。
许巍最近出了新专辑《此时此刻》,前几天听了一遍 ,初听下来,感觉许巍在音乐上确实下了不少工夫,但是歌词仍然陈词滥调。如果说许巍的嗓音是一件乐器的话,那我宁愿把《此时此刻》当成纯器乐作品去听。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1994年,许巍带着一盘样带,里面只有两首歌:《两天》和《青鸟》,来到北京,找到红星音乐生产社,希望那个香港老板能像发现郑钧一样发现他,给这个同样来自西安的歌手一个机会,而他内心也很清楚,他会用这个机会证明自己是中国最棒的摇滚歌手。当我听完《两天》——那还仅仅是样带,真的被震住了——我看到了中国摇滚的未来,他的名字叫许巍!当时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这么绝望啊?
1995年春节,我去西安玩,住在许巍家,五天的时间,我们睡觉的时间加一起不到15个小时,那时候俩人简直有点疯狂,像他妈一对初恋的情侣一样有说不完的话,舍不得睡觉。许巍跟我讲了一遍他不算漫长的艺术人生,他真的就像后来田震唱红的那首《执着》一样:“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希望有一天向全世界兑现他的一切承诺。而我一直提醒他,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真的变成一个签约歌手,会身不由己,音乐会像促销打折一样让你在各种规则下让步妥协。我知道,那个时期的内地唱片业全他妈是胡来,没几个明白啥叫唱片工业的人。许巍非常单纯天真,某领导训斥香港记者的那段话用在当时的许巍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大概是1995年4月份左右,红星音乐生产社告诉许巍,他可以在一份合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了。许巍拿着合同问我有什么问题。我从合同上面看不出有什么不公平的条款,只是2+2的方式会不会把他给限制住。因为当时我判断,许巍第一张专辑一定会火的,你想想,连《执着》这样的歌许巍都看不上,《两天》他都不想收在专辑里,那时候他住在我家,他随便弹两下吉他,出来的旋律绝对可以《执着》和《两天》灭了。而我觉得,红星音乐生产社是否能让许巍发挥出更大能量——我一直对一个香港老板做内地摇滚乐有点偏见,我觉得他做不好。所以给许巍的建议是,慎重一点,别把自己给废了。但是合同是范本合同,跟郑钧签的也是这份。那时候许巍只有音乐没有话语权,最终,他还是在这份合同上签了字。当然,我也乐观地认为,只要唱片公司给许巍最大的自由,他一定能成为最牛逼的摇滚歌星。
在许巍跟红星签约后,我跟他几乎没什么联系了。1997年,我知道他要出新专辑,就跑到北京西边的老山——红星公司采访许巍。整整有快两年没有见过许巍,他的状态让我很意外,那个当初跟我在一起天上地下扯淡的许巍消失了,在一个不到八平方米的狭小的宿舍里,许巍像一只霜打的茄子,有点蔫。我当时不知道这两年许巍是怎么度过的,直到2009年,许巍个人演唱会前,我到香山采访他,他才把那段生活和盘托出——他被折磨的得了抑郁症。回到家里,我拿出《在别处》,一首一首听下来,才恍然大悟,我想不出许巍是在多么绝望的状态还能把这些歌写出来,那不是一个我在西安见到的爱开玩笑又有点敏感的许巍,那是一个绝望无助茫然失措的许巍,那时候他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在“两天”中度过的。